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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報》記者吳曉鈴
2004年，電影導演陸川的故事片《可可西裏》，以冷靜、克制的筆法呈現出可可西裏打擊盜獵者的故事，一舉打動眾多影迷。
很少有人知道，陸川拍攝《可可西裏》，靈感來自一部名叫《平衡》的紀錄片。這部關注可可西裏的衛士、西部野牦牛隊掙扎與絕望的紀實作品2000年問世之時，曾引起轟動，甚至直接影響了在歐洲的藏羚羊絨製品的銷售。它的作者，就是來自成都的著名紀錄片導演彭輝。
12年過去，可可西裏屠戮藏羚羊的槍聲已漸漸遠去，荒涼的高原無人區不時可見它們奔跑跳躍的身影。彭輝卻仍然沒有放下他的攝像機。從2000年至今，他繼續關注著這片神秘高原上有關“平衡”的生命軌跡：那些為保護可可西裏付出青春的衛士們當下的境遇如何？被稱之為“窮兇極惡之徒”的盜獵者究竟有多少隱情？關於可可西裏藏羚羊和礦産保護的話題，在他即將完成的作品《平衡2》裏，仍在繼續。
(小標）見證反盜獵，他們險被暴風雪吞沒。
楷體：荒蕪人煙的可可西裏腹地，3輛“野牦牛隊”的巡邏車從結冰的湖面開過。這是《平衡》裏的一個畫面，也是彭輝第一次與“野牦牛隊”一起巡山的情景。從1997年底開始，他多次見證了“野牦牛隊”與大自然以及盜獵分子抗爭的點點滴滴。
2011年12月初，彭輝得到一條令他振奮不已的消息：當年參與盜獵及槍殺索南達傑案件（1994年，西部工委首任書記索南達傑在可可西裏與18名盜獵分子槍戰中犧牲）的6名盜獵者逃亡17年後，投案自首。”彭輝立刻率領攝製組飛往西寧。他的《平衡》續集，一直期待走進盜獵分子的心理世界。
“事實上，當年我立項拍《平衡》時，最初是想記錄一個盜獵與反盜獵的過程，以為像一部充滿槍戰場面的西部片，那樣的話，顯然就單純了。”彭輝今日言及當時創作《平衡》時説道：當他走進可可西裏，結識了扎巴多傑（索南達傑繼任者，野牦牛隊隊長），並且深入可可西裏腹地參與巡山之後，他才發現，這群為可可西裏付出了青春乃至生命的保護神，其自身的生存狀態，特別是因來自某些社會層面的壓力而在內心積聚的衝突、糾結、矛盾和痛苦，更值得記錄。
扎巴多傑曾經對彭輝説過一句話：“碰見盜獵者並不可怕。他們有槍，我們也有，而且我的槍法好。最可怕的還是可可西裏的氣候，來自大自然的威脅。”彭輝和隊員們第一次巡山，便感受到了大自然帶來的死亡恐懼。
那是1998年的8月下旬。成都還是炎炎夏日，但在可可西裏腹地，已經是冰天雪地，氣溫降到了攝氏零下幾度。彭輝開著一輛吉普車，帶著兩名助手，跟隨野牦牛隊沿著庫賽湖向更為險惡的太陽湖一帶進發。20多天過去了，沒有發現有盜獵的痕跡。但就在這時，當經過名叫“鬼門關”的一片爛泥灘時，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原本應該是凍土的地方，在中午氣溫回升後化成了一片爛泥灘。彭輝和隊員們乘坐的兩輛吉普和一輛運載汽油的卡車，底盤全部深深陷入泥漿，動彈不得。無人區不可能有外界的援助，也沒有任何通訊工具，如果開不出泥沼，靠兩條腿根本就走不出這幾萬平方公里的無人區，那就意味著等死。為了把車輪從淤泥裏挖出來。扎巴多傑的兩個兒子和隊員，二話不説就跳進了泥灘，用手一把一把地往外掏淤泥。
一整天下來，毫無動靜。當晚，所有人合衣坐在車上，聽著車窗外鬼哭狼嚎般的風聲，雪塊、冰雹輪流襲擊，心情複雜。為了捕捉到疲憊不堪的隊員們第二天的第一狀態，次日早晨不到5點，彭輝第一個走出吉普車，把攝像機對著巡邏車，靜靜地等候。不久，一個滿身污泥的隊員疲憊地走下車，趴在稀泥地上，埋頭去喝車轍裏積存的泥水。第二天晚上，陷在泥裏的車輛還是沒有動靜。一向樂觀豁達的扎巴多傑這時悄悄嘀咕了一句，“這下慘了！”站在身旁的彭輝從扎巴多傑的情緒裏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受到威脅的恐懼。幸運的是，第三天，兩輛車終於從泥灘裏爬了出來。此時，整個隊伍已經有一天半沒吃任何東西了，彭輝車裏最後十幾根凍得發硬的火腿腸早已給大家分掉，十幾箱礦泉水也在兩天前全部喝完，這時的攝製組和巡邏隊在廣袤的高寒無人區感受了饑寒交迫的殘酷。好在這天深夜，隊伍終於到達庫塞湖檢查站，工作人員迅速為他們下了一大鍋沒有任何調料的掛麵，所有人沒説一句話，吃得異常貪婪、享受。
這種被暴虐的大自然襲擊的遭遇，不止發生了一次。一次巡山中，暴風雪驅散了裝載備用汽油的供給車。沒有了汽油，巡邏隊完全有可能開不出可可西裏腹地。大家趕緊打信號彈，但在天地一片蒼白的風雪裏看不到一絲的亮光；再打了幾梭子衝鋒槍，仍然被暴風雪的呼嘯聲吞沒。“不能這樣等下去，這樣的話我們都走不出去！”隊長扎巴多傑果斷作出決定：憑著長期在可可西裏巡邏的經驗，判斷方向，抄近道返回保護站。一天之後他們靠著車裏的一點備用油終於回到了保護站。兩天后，那輛供給車也憑著感覺開了回來。
對一個以反盜獵為主線的紀錄片而言，與盜獵者正面遭遇一直是彭輝所希望記錄到的。1999年5月，機會來了。野牦牛隊得到消息：有人進山盜獵！剛剛拍完扎巴多傑去世（1998年11月8日晚，扎巴多傑在家中被一顆77式手槍子彈從耳根後近距離擊穿頭部身亡）回到成都的彭輝，又立刻趕回可可西裏。那時，已是梁銀權出任西部工委第三任書記和野牦牛隊隊長。幾天后，在可可西裏腹地的一個大峽谷中，梁銀權派了七八個隊員開始沿著峽谷兩側包抄。透過攝像機的長焦鏡頭，彭輝看到遠處有一輛吉普車一動不動。隊員們先喊話，再鳴槍，吉普車上沒有任何反應。但近處的隊員清楚地看到車內有兩名男性，車外曬著數十張藏羚羊皮。“抓下來！”十幾分鐘後梁銀權一聲令下，隊員們迅速將吉普車團團包圍。彭輝扛著攝像機跟在梁銀權身後快速跑到現場，長達十幾分鐘的鏡頭完整地記錄下抓捕兩名盜獵者的全部過程，但因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扛著沉重的機器劇烈奔跑，彭輝兩眼發黑險些暈倒。事後查明，兩名盜獵者的三支半自動步槍已經全部上膛，但看到巡邏隊員人數眾多，並持有衝鋒槍，才選擇了繳械；而之所以躲在峽谷沒有逃跑，是因為汽車沒油了，只好一邊曬皮子，一邊等待救援。這一次，他們殺害了近百頭藏羚羊。
（小標）《平衡》震驚歐洲，成《可可西裏》拍攝藍本
楷體：2000年底，彭輝耗時3年半拍攝的《平衡》面世，震驚中外。陸川以此為藍本拍攝了《可可西裏》。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中國區負責人説，這部片子直接影響了歐洲藏羚羊絨製品沙圖什市場的萎縮
2011年12月底，彭輝和當年野牦牛隊的幾名隊員在西寧見面了。曾經生死與共的朋友多年後相見，不免一番暢飲。之後，彭輝請隊員們來到自己下榻的賓館，在電腦上一起重溫紀錄片《平衡》。看到電腦屏幕裏青春的自己，一群40多歲的大老爺們兒淚流滿面。雖然青春不再，但他們知道，正是當年“野牦牛隊”滿腔的熱血和英勇的付出，才讓瀕危的的藏羚羊和其他野生動物得到了保護和繁衍。
在1992年以前，每年都有五六萬人進入可可西裏淘金。而隨著藏羚羊絨製品“沙圖什”（波斯語為：羊絨之王）在西方的走俏，可可西裏每年至少有2．5萬隻藏羚羊遭到獵殺。彭輝説，在此之前，沙圖什利益鏈的最高端，一直宣揚這種羊絨是自然脫落，是藏羚羊在換毛季節，在樹上蹭掉的。因此，能夠從戒指指環裏穿過的精美“沙圖什”成為富豪和顯貴們爭相購買的炫耀品。但是《平衡》以真實的畫面，戳穿了這個謊言。
2000年底，歷時三年半的艱苦拍攝，彭輝終於在北京剪出了即將震撼國內外的長篇紀錄片《平衡》。就在這時，由國家科技部等單位聯合舉辦的“保護瀕危野生動植物資源國際研討會”在中國昆明召開，彭輝應組委會的邀請，攜帶長達168分鐘的《平衡》來到會上播放，這是《平衡》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放映，來自全球的一百多名環保人士靜靜地觀看著這部拷問人類良知與無奈掙扎的紀錄片。當看到立志保衛可可西裏的扎巴多傑從北京、成都輾轉回到家後突然中彈身亡時，現場一片哽咽聲，一名坐在彭輝身旁的老者竟忍不住用顫抖的雙手狠狠地拍打著桌子，無聲的淚水已浸滿臉頰.......放映結束後，十幾名專家含著眼淚爭著來到彭輝跟前，緊緊地握著彭輝的手説：“謝謝，謝謝你，謝謝你的片子，只要有人們的理解，我們這些搞環保的就是死了都心甘情願啊！”這時的彭輝也激動的淚流滿面，説不出一句話來。會後，WWF的中國區負責人找到彭輝，希望向他購買《平衡》的播映權。對方告訴他，基金會到處去演講“沙圖什”美麗的背後是對藏羚羊無情的獵殺，卻幾乎沒人相信。現在，他們要用紀錄片告訴世界這個殘酷的真相。
彭輝默許了對方的要求，複製了一套光碟送給WWF，沒有索要一分錢。後來，WWF中國區負責人給彭輝發郵件，欣慰告訴他在全球播放《平衡》之後，“沙圖什”在歐洲的市場逐漸萎縮，彭輝和他的作品，功不可沒。再後來，《平衡》在日本NHK電視臺播出後，不斷有人打電話給彭輝要求給野牦牛隊捐款，讓他告訴聯絡方式。
事實上，彭輝的《平衡》，還是陸川拍攝《可可西裏》的藍本。當年有一名深圳的紀錄片導演指責《可可西裏》抄襲了他的紀錄片，陸川曾氣憤回應，“在拍攝電影之前，我只看過彭輝的《平衡》以及央視關於藏羚羊的報道。”
“我一直叫彭輝是哥哥！”陸川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年，風華正茂的陸川拍了電影《尋槍》後一直陷入沒有好劇本的苦惱，這位著名作家陸天明的兒子很想拍部有點西部色彩的電影。恰好在此時，《平衡》進入了他的視野。在《可可西裏》一片中，他把拍攝《平衡》的導演彭輝演變成了片子裏的記者尕玉，電影裏的部分臺詞，也直接採用了《平衡》裏的對話。2004年，《可可西裏》到成都做宣傳，陸川懇請彭輝到電影院觀看，“因為他是可可西裏保護史的見證人，我覺得他對我的電影最有發言權。”
“其實一開始我非常抗拒看這部電影。”彭輝呵呵笑著回憶。1997年至1998年間，野牦牛隊的隊員們因連續10個月發不出工資，在這樣的情況下，個別隊員悄悄賣了一些繳獲來的藏羚羊皮，每人分了4000塊錢。扎巴多傑得知後非常惱怒，責令從隊員的工資裏扣除。扎巴多傑去世後，有人舊話重提，野牦牛隊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我特別擔心陸川的這部電影刻意回避西部工委，忽略野牦牛隊。”然而，陸川自信地對彭輝説：“我相信你看完以後會給我一個擁抱”。陸川以堅定的誠意把彭輝“逼”進了影院，當彭輝看到片子的開頭：一個盜獵者敲開了隊員們的車窗，一句“你們是西部工委的嗎？”得到肯定回答後，無情地槍殺了隊員。彭輝在影院裏激動得雙腿發抖。他認為陸川在用良心拍攝這部電影。電影結束後的媒體見面會上，他熱情地給了陸川一個擁抱。
（小標）續拍《平衡》，他們是一群不該被忘記的人。
楷：電影《可可西裏》的結尾，巡邏隊長被盜獵分子殘忍地槍殺了；《平衡》裏，兩任隊長在現實中也相繼中彈身亡。12年後，彭輝繼續走近英雄的後繼者，以及和他們對立的盜獵分子。
2011年12月16日，可可西裏腹地的一個無名湖邊，扎巴多傑的兒子秋培扎西，坐在了湖邊接受彭輝採訪。13年前的1998年8月，扎巴多傑啟程赴北京為野牦牛隊募款時，也曾坐在這裡，對著彭輝的鏡頭，接受了長達3個小時的採訪，這也是他生命中最後一次在可可西裏接受採訪。13年後，物是人非。
彭輝這次赴青海拍攝，除了採訪盜獵者，記錄當年野牦牛隊隊員的生活現狀，是另一大主題。“當可可西裏獲得的關注越來越多，野牦牛隊的後繼者們早已告別了發不出工資的尷尬。他們當年四處漏風的北京吉普，已經換成了四輪驅動的越野，車上還有電臺和衛星電話，裝備充足，據説每個月工資也有三四千元。”然而，隨著扎巴多傑的離世，西部工委被撤銷，部分野牦牛隊隊員併入了可可西裏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但因種種原因，大部分隊員都相繼被迫離開了管理局。
“他們是一群不該被忘記的人！”彭輝説。這次前往青海，他把當年在野耗牛隊一起巡山的六七名隊員約了出來。這些人離開野牦牛隊之後，如今大多賦閒在家。名叫扎江的隊員，女朋友半年前和他分手，因為他沒有錢，而且又在可可西里落下了一身的病；耐美才仁則在治多縣與一個姐姐相依為命；因為不是城鎮戶口，多次招工都與他無緣；當年《平衡》裏趴在車轍邊喝泥水的江文扎西，也患上了嚴重的風濕等疾病。就在去年底彭輝重返西寧時，江文扎西突發腦溢血，住院搶救。彭輝去醫院探望他時，發現他已經骨瘦如柴。那晚，一群當年出生入死的朋友，擠在彭輝入住的窄小賓館看《平衡》，感慨得淚流滿面。
彭輝説，2002年3月，他曾經專門去過一次格爾木，“因私賣藏羚羊皮事件而再次被處理的涉案隊員與盜獵分子關在一起，看守所的一名工作人員帶話出來，一名隊員已被盜獵分子打傷了雙膝，要家屬想辦法帶點白藥進去。”彭輝為此事再次回到格爾木跟蹤記錄。
幾年後，扎巴多傑的兩個兒子，又先後回到了父親犧牲的地方。扎巴多傑的大兒子是可可西裏的一名森林公安。2010年，他的二兒子秋培扎西也進入了管理局。在當年父親接受採訪時的湖邊，秋培扎西和彭輝聊著同樣的話題。説到父親的時候，秋培扎西的眼眶紅了。他解釋自己一定要進入管理局的原因，“我的舅舅和父親都死在這片土地上，我希望能在環保的過程中，見到所有逃犯被抓到的一天。”
彭輝説，他這幾年一直希望能夠接近盜獵分子，挖出這條利益鏈最幕後的掌控者，可惜一直沒有成功。而這次有機會面對幾位自首的盜獵者，他希望以中立的態度去了解他們參與盜獵的真正緣由。
“你逃亡的這17年，日子過得怎麼樣？”坐在盜獵者對面，當彭輝故意用很平靜的語氣提問時，一位盜獵者突然嚎啕大哭起來。他告訴彭輝，他沒開槍沒殺人，但在索南達傑被槍殺後，為躲避追捕，只能過上逃亡的生活。去黑煤礦挖煤，到新疆隱姓埋名摘棉花。有好幾次，當地公安機關要求他拿身份證把暫住證辦了，不敢公開身份的他越想越絕望，終於在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割喉自殺。幸好他痛苦得掉下床時發出聲音，妻子才把他送進醫院搶救過來。
採訪中，彭輝還發現有的人盜獵的原因簡單得讓人唏噓。一位30多歲的盜獵者告訴彭輝：17年前，只有十幾歲的他向父親提出自己想要一件新衣服，但窮困的父親卻給了他一個耳光，責怪他不懂事。被父親打跑後，恰好村子裏有人在招募打獵同夥，他就跟著去了。沒想到這一去便捲入索南達傑槍殺案，從此逃亡17年。
“這些盜獵者，只是利益鏈最低端的一環。”彭輝説，盜獵者每次進可可西裏，加上汽車、汽油、槍支彈藥、食品、維修等費用，沒有四五萬下不來，這對於普通的打獵者來説根本不可想象，他們只能仰仗“老闆”投資。而這樣的結果，便是他們每獵殺一頭藏羚羊，羊皮賣500元，除去成本，每人只能分二三十元，而那些掌控這條利益鏈的幕後黑手才是最大的贏家。所以，只有靠量來提高這些普通盜獵者的利潤，這也是那些年藏羚羊遭到瘋狂捕殺的主要原因。
野牦牛隊自成立至撤並，共破獲盜獵案件數十起，查繳藏羚羊皮近萬張。野牦牛隊的反盜獵成績舉世矚目。
今年五六月，彭輝計劃著再去一兩次可可西裏，“這是藏羚羊産仔的季節，我希望再次拍到一個抓捕的鏡頭。這樣，《平衡2》在拍攝12年後，可以畫上一個帶有疑問的句號。”彭輝説：沙圖什市場的萎縮，並不意味著盜獵行為的終止。怎樣防止更多的人淪為盜獵者？中國邊緣地區的環保之路該如何繼續？人類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平衡”該如何去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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