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劉效禮，1943年生於山東壽光。1966年進入中央電視臺，從事電視紀錄片創作。1988年被評為高級編輯，1991年獲首屆范長江新聞獎，1992年當選中共十四大代表，同年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2003年獲“中國電視金鷹獎20年突出成就獎”，2004年獲“中國電視學術獎評比十週年特別貢獻獎”。歷任中央電視臺新聞部編輯，中央電視臺軍事部副主任、主任，解放軍電視宣傳中心主任，少將軍銜。現為中國視協理事、兼職研究員，中國視協電視紀錄片學術委員會會長，中國廣播電視協會理事、專家組成員，南京政治學院、北京傳媒大學、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四川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上海師範大學兼職教授。
代表作品：大型電視紀錄片《望長城》、《中華之劍》、《中華之門》，大型文獻紀錄片《讓歷史告訴未來》、《毛澤東》、《鄧小平》、《孫中山》、《解放戰爭著名戰役》、《孫子兵法》等。
劉效禮將軍不尋常。他的舞臺不是戰場和軍營，而是千家萬戶的熒屏。他不佩一槍一彈，沒有指揮千軍萬馬，而是帶領一個肩扛攝像機的團隊，走遍祖國河山，用鏡頭記錄一個民族的歷史。
在40年的職業生涯裏，劉效禮共拍攝了400余部紀錄片，創造了中國電視界的許多第一：是親歷“五一”、國慶重大慶典直播活動最多的電視人；是唐山地震發生後，最早趕到災區拍攝災情的新聞記者；是在《説鳳陽》裏首次披露中國農村大包乾真實情況的探索者；是首屆范長江新聞獎的獲得者，也是佩戴少將軍銜的紀錄片一代宗師，一部《望長城》，奠定了中國紀錄片新的里程碑；三部偉人傳記——《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讓領袖走下了神壇，走近了人民，開創了歷史文獻紀錄片的新形態；8集《中華之劍》則創下了萬人空巷的收視神話……給紅色中國續家譜、書寫影像史記，是他一生的追求。 劉效禮説，選擇電視，就是選擇了一種生活，將軍是一個意外的收穫。感謝命運，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讓我有了今天。
“供來供去，供出了一個兵”
劉效禮第一次看電影是在小學五年級，這是一部關於蘇聯集體農莊的紀錄片，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時，我們國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已有了創辦電視事業的構想。但這對於一個生長在山東濰坊壽光的農家子弟來説，實在太遙遠，似乎沒有一點關聯，直到他後來糊裏糊塗進了電視圈，平生才第一次見到了電視。 劉效禮：我從沒想過自己會幹一輩子電視。
董岩：您小時候的理想又是什麼呢？
劉效禮：當兵。記得小學畢業的那年夏天，我12歲，懷裏揣著母親烙的糖火燒、腰上扎著父親買的紅腰帶，光著腳走了90里路，到濰坊二中參加中學考試。這所學校的前身是美國教會學校——廣文中學。我記得，學校校名還是由當時的山東省委書記舒同題寫的。那次考試很順利，在作文《我長大了做什麼》裏，我第一次寫下了自己的理想——成為一名光榮的解放軍，並做好了當海、陸、空任何一種兵的準備。 （劉效禮沒有想到的是，自己日後會當一輩子記者，而且還會成為一名將軍。而那時，中國的電視事業還沒有誕生。）
董岩：等待的日子一定很漫長。
劉效禮：對。那時我每天都到村口放驢，等消息。接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天，就像范進中舉，一家人高興地不得了。我至今還記得，母親邁著小腳，東家進，西家出，借錢借糧供我去上學。和我一起考上這所重點學校的還有兩個已經結婚的女同學。在從壽光到濰坊90里的上學路上，兩個年齡比我大很多的女同學，她們領著瘦小的我，一路小跑著去上學。
上學沒幾天，學校便實行吃飯定量，後來又統購統銷，糧食供應更緊張了。
劉效禮：當時我是濰坊市少年籃球隊的隊員，運動量很大、飯量也大，常常填不飽肚子。那兩個女同學便經常省下窩頭，接濟我。那時很不懂事，常常是拿過她們給我的窩頭低頭就吃，連句謝謝都沒有説。後來上高中時，生活更苦了，趕上三年自然災害，連鹹菜都不夠吃。在學校裏，我有兩大愛好，一是打籃球，二是寫作文。語文課上，我的作文常被老師作為範文念給大家聽。
（在劉效禮上初二的時候，中央廣播事業局成立了北京電視實驗臺籌備處，1958年9月2日，中央電視臺的前身——北京電視臺正式播出，同時決定在全國逐步建立電視臺。1959年，北京電視臺首次轉播了首都人民慶祝“五一”節大會和遊行實況。中國電視誕生的那年，劉效禮剛滿15歲，還是一個初中三年級學生。當時他並不知道中國已有了電視。）
董岩：初中畢業時，空軍來學校招飛行員，據説您也是其中的人選之一。
劉效禮：父親聽説後，專門從家裏拿了5斤大米趕來慶賀，最後因為家庭成分落選了。我的同班同學魏光修被錄取了，成了一名飛行員。我們兩人後來都參加了1984年的國慶大閱兵。那時我與陳漢元、崔屹平，一起負責電視實況直播的撰稿；我的同學魏光修則是殲七飛行編隊的長機駕駛員，飛過天安門上空，接受檢閱。兩個同窗好友，一個天上，一個地上，一個書寫歷史，一個記錄歷史，好多人知道了，都特別羨慕。後來魏光修成了蘭州軍區空軍副司令。
董岩：一個班裏出了兩個將軍，命運真的很神奇。
（1962年，劉效禮領到了兩張證書：一張是高中畢業證書，一張則是入伍通知書。）
董岩：是參加高考，還是應徵入伍？
劉效禮：當時班主任把准考證塞給我，勸我參加高考，説大學畢業後當兵一當就是軍官了。但我還是堅決要入伍。一是響應國家號召，保衛社會主義勝利果實，二是實在是餓怕了，到了部隊就有飯吃，就不會拖累家裏了。父親知道後，嘆了口氣説：我供你讀了12年書，沒想到供來供去，供出了一個兵！如果用這些錢買牛，牛生牛，能養多少頭牛？！
“到了北京貢獻肯定比這裡大”
1962年夏，19歲的劉效禮和一批新兵登上了東去的悶罐車，經過一天一夜的顛簸，來到膠東半島崑崳山深處的一個新兵連，開始了4年多的軍旅生涯。
董岩：在部隊能吃飽嗎？
劉效禮：還是吃不飽。有一次老班長偷偷端了碗紅糖水給我，説：這個也解餓，喝了它。在部隊，我先是幹了40多天的炊事員，後又分到炮兵連、警衛連。除了苦練投彈、射擊、刺殺這三大技術，還扛石頭、勾墻縫、刷油漆、建營房。業餘時間，打籃球、把讀書筆記當成作文來寫，仍是我的兩大愛好。
（在劉效禮入伍的這一年，根據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中國的電視事業實行了壓縮規模、合理佈局、精簡人員、提高質量的措施，以擺脫“大躍進”的影響。1965年9月，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等為廣播事業題詞，鼓勵廣播戰線同志辦好廣播，為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務。1966年春天，周恩來出席了第九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
劉效禮：這一年的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政治形勢的變化，讓我失掉了去解放軍重慶通信工程學院深造的機會。但3個月後，機會再次降臨。10月的一天，通訊員跑步通知正在集訓的我，帶著學習毛主席著作筆記，速回連部，兩位地方同志找他談話。一見面，來人便介紹説，他們是中央廣播事業局的。我聽了很迷惑：哪有個中央廣播事業局呢？來人又説，就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我這才明白，就是天天聽的廣播。他們接著又問了愛好、家庭情況，然後逐篇翻看我的學習筆記。最後説明了來意：經周總理批准，中央廣播事業局準備從部隊選一批編輯、記者，條件是高中畢業、黨員、班長以上。符合條件的不少，但你們師只有一個名額，不一定去得成，做個準備吧。
也許是覺得希望不大，劉效禮並沒有把這事放在心上。他萬萬沒有想到，這次簡短的談話竟改變了他的一生。
劉效禮：20多天后的10月25日，一個戰友悄悄告訴我：夥計，你要走了，到北京，剛剛接到軍區的電話通知。下午指導員找我談話：立即辦理退伍手續，到北京去。他還給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北京市復興門外大街2號廣播大廈幹部處，10月31日前報到。
董岩：當時一定很激動吧？
劉效禮：在別人眼裏，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我想不通，也不情願。我捨不得脫掉穿了4年4個月的軍裝，也捨不得離開朝夕相處的戰友。這時連長髮火了，拍著桌子説：“他媽的，你怎麼不明白呢？！到了北京貢獻肯定比這裡大！”後來連裏送行，炊事班專門煮了一隻雞，連長、指導員讓我把雞腿吃了，説路上不餓。
（誰能想到，這位日後的中國紀錄片大師，竟是被罵進電視圈的。多年以後，劉效禮想起這難忘的一幕，説過這樣一段話：與其説是電視選擇了我，倒不如説連長為我選擇了電視。其實那時不要説連長，就是師長、軍長也沒有看過電視，一個班長就更不知電視為何物。後來，劉效禮拍紀錄片《鄧小平》，記得老人家1974年説過一句話：“運氣來了，門板都擋不住。”
對劉效禮來説到北京搞電視，是不是也是一種運氣呢？他在一篇文章中曾寫了這樣一段話：人要服從命令，也要服從命運！）
“這小子將來不得了”
（當23歲的劉效禮踏進電視圈的時候，他還從沒看過電視。那時，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使剛剛起步的中國電視事業遇到了挫折，全國13家電視臺大多被迫停辦。）
董岩：那一年，來自濟南和瀋陽兩大軍區、與您一同進中央廣播事業局的共有30人。聽説您是第一個報到的。
劉效禮：對。那時紅衛兵已經開始串聯了，火車特別擠，我是躺在行李架上一路躺到北京的。報到後的工作是訓練紅衛兵，帶著他們到天安門接受毛主席檢閱，那時能見到毛主席，非常激動幸福。1966年底，我們這一批的30個人分到3個臺，我被分到了中央電視臺，當時叫北京電視臺。臺領導戴臨風對我們説，電視是一個需要腦力和體力的工作，因此你們的糧食定量要比一般的腦力勞動者要多些，每人每月34斤。
（這一年，劉效禮的女兒出生了。他牽掛遠在山東老家的妻女，但長達14年的兩地分居生活才剛剛開始。）
董岩：還記得您的處女作嗎？
劉效禮：當然記得。那是1967年3月，我寫了第一部紀錄片的解説詞——《蘭考人民戰鬥的新篇章》。那時的電視熒屏，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攝製的《新聞簡報》是電視臺長期的新聞節目來源，新聞片和紀錄片則是採用最多的報道方式。領導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可我從來沒有寫過啊，我就問，怎麼寫？領導説你到資料室看看去，去看看別人怎麼寫的。我就天天鑽到資料室，就這樣邊看邊學，寫出了自己的第一個作品，還得到了大家的好評。
董岩：您一定沒有想到自己的第一次這麼順利。更沒想到，後來會有更大的發展。 劉效禮：那時年輕，思想單純，有工作熱情，也有激情，天天就琢磨怎麼寫稿子。記者們採訪回來，常常把鏡頭表給我，讓我寫稿子。有時，一晚上的新聞稿都是我一人寫的，想起來挺自豪，也很幸福。後來臺裏又把寫《首都軍民慶五一》解説詞這麼重要的任務，交給了初出茅廬的我。
董岩：當時中國電視紀錄片是不是受列寧“新聞影片是政治性強烈的‘形象化的政論’”的影響很深？ 劉效禮：那時報道內容以國家重大政治事件、各條戰線的先進典型為主，宣傳基調是頌揚獨立自主、艱苦奮鬥的精神。像《周恩來訪問亞非14國》、《歡樂的新疆》、《三口大鍋鬧革命》、《大慶在闊步前進》等多數電視紀錄片都具有那個時代鮮明的頌揚教化色彩，宣傳味濃、題材狹隘、形式單一，甚至連鏡頭如何用都有明確的規定。
（當時寫解説詞主要是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但劉效禮沒有簡單地抄錄，每次總有些自己的創意，逐漸形成了簡單明了、清新雋永的獨特個性。
劉效禮：那時我剛到中央電視臺還不到半年，接過這麼重要的任務，也沒有發怵，稿子寫出後，領導審查通過錄用了。當時我們三個20多歲的年輕人一個晚上就把片子錄出來了：一張桌子，兩邊是播音員趙忠祥、虹雲，我在中間，把他們各自念的解説詞都分別做了記號。軍管小組組長在外面沙發上躺著睡覺，等著看片子。片子完成後，趙忠祥説了一句話：劉效禮這小子將來不得了。
董岩：您在40年的電視生涯中經歷了許多大事。包括政治事件和自然災害。我知道您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最早趕到災區的記者。
劉效禮：7月28日淩晨，唐山發生了強烈地震，並嚴重波及到北京。當天下午，我們正在搭防震棚，領導跟我説：“中央急於知道地震的情況，你去完成這個任務。要求是：及時、迅速、準確、快去快回。”我和許佑寧同志，第二天就坐著吉普車，帶著攝影機、膠片，還有剛從食堂領來的一麻袋大米和一包鹹菜，直奔唐山。4個小時後到達災區，我們吃驚地發現：唐山毀了！當時救災工作剛剛開始。街道兩旁擺著用塑料布或棉被裹著的屍體，活著的人還沒有從地震的驚嚇中清醒過來。空中的救災飛機撒著慰問信和食物，為數不多的解放軍醫療隊在街頭為群眾醫治傷痛；一輛輛軍車拉著食物、藥品涌進市內，也有一些汽車拉著屍體開往城外，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多死人。我們臺是第一家到達災區的新聞媒體。
董岩：沒有明確的採訪對象，也沒有單位接待，您們是如何進行這次艱難而特殊的採訪？ 劉效禮：一進城區我們就開始了拍攝，大量的移動鏡頭都是在汽車上拍的。在拍攝內容的選擇上，強調快而準確，同時突出重點。當天下午重點拍攝了災情，詳細介紹了車站、新華街、陶瓷廠等市內主要設施的震情。第二天上午則重點拍攝了救災的場面。當時若有電子錄像設備，搞現場採訪拍攝是完全可能的。當時拍攝很艱苦。一到唐山，我們把大米和鹹菜送給了災民，喝不到水，渴極了，我們就和災民一樣喝游泳池的水。晚上，在唐山地委大院的水泥地上，我們四個人擠在一張草席上。時值盛夏，酷熱難耐，水電不通，四週一片漆黑，余震未停，加上時斷時續的哭聲，讓人難以入睡。我們就輪著喝一口藥酒，雖然不解渴，但能抵消附近腐爛屍體的臭味。這是終生難忘的一夜。在返回的路上，我們清點了不到一天的工作，共拍攝膠片七千多尺。 （劉效禮是幸運的，置身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親歷了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在1973年的五一，彩色電視開始在北京試驗播出；10月1日，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進行了彩色電視節目試傳；1978年5月1日，原北京電視臺改稱中央電視臺，中國的電視事業開始了現代化進程，新聞報道重新回歸真實；1979年底劉效禮完成了第一部反映農村大包乾的紀錄片《説鳳陽》。）
董岩：《説鳳陽》反映了您對當時社會形勢變化發展的觀察和思考，它是怎麼出爐的？
劉效禮：當時臺裏的本意是讓我了解農村生産責任制對軍屬的影響。但我一去，看到鳳陽的巨大變化和當地農民的精神面貌，就改變了主意，決定拍一部《説鳳陽》，反映農村包産到戶的真實情況。我甚至還有一個拍攝計劃：10年後拍《道鳳陽》，20年後拍《鳳陽是個好地方》，就叫《鳳陽三部曲》。當時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張香山親自審看了35分鐘的《説鳳陽》。看完後，他説了一句話：“小劉，這個事中央意見都不一致，你為什麼搞了這麼大一個片子？”張香山建議把35分鐘的片子壓縮成5分鐘。但我心不甘，也沒想那麼多，就自作主張，把35分鐘的片子只刪去了5分鐘。30分鐘的紀錄片《説鳳陽》播出後，全國一片譁然。著名畫家黃永玉連夜寫了一封信，信上説：多少年來，農民形象被歪曲了，你們拍了一部活的社會主義的關於農民的教科書。黃永玉還畫了一隻刺猬，夫人在一旁題了首詩，意思是刺猬身上的刺就像丘比特的愛神之劍，這是觀眾對你們的愛護。黃永玉自己把這封信送到了廣播事業局。看到播出效果很好，原來懸著的心踏實多了。
（第二年的春節除夕夜，中央電視臺播出了劉效禮的新作《幹枝梅頌》，這部關於屯墾戍邊的紀錄片，創造了中國電視紀錄片當年夜飯的一個特例。後來，《説鳳陽》、《幹枝梅頌》和收視率超過了電視劇的12集電視紀錄片《讓歷史告訴未來》，為劉效禮贏得了中國首屆范長江新聞獎。）
董岩：據我所知，1979年您第二次入伍了。
劉效禮：對。當時我是軍事部的記者，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後，葉劍英元帥説了一句話，“搞軍事報道，還是要以現役軍人為好。”根據葉帥的意見，我這個已經退伍的老兵第二次穿上了軍裝，級別為正營，按規定，家屬可以隨軍了。這樣，一家老小和十四個紙盒子裝著的行李一起來到了北京，14年的兩地分居結束了，我們一家團聚了。
“即便生個醜孩子也要醜得嚇人一跳”
（中國的電視紀錄片起步于1958年，在其發展歷程中，形成了自己清晰的發展脈絡和完整的風格群體，新聞紀錄、文化反思、平民紀事、生存關照、人物立傳等各種題材內容的紀錄片都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實踐。對中國紀錄片來説，從初期頌揚式的新聞紀錄，到1980年代深沉的民族文化反思，再到1990年代的平民化的百姓故事講述，不同年代的政治環境和主導文化傾向對其創作都産生了重要影響。）
董岩：進入80年代，中國電視事業有了新的發展，以“教化與指導”為創作理念的紀錄片面臨新的突破，高高在上俯視大眾、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文化紀錄片走到了邊緣，這一體裁的思想主題設定和藝術表現方式都亟需新的突圍。
劉效禮：比如受技術限制，拍膠片聲音錄不上去，只用解説詞來敘述，片子蒼白而又空洞。當時紀錄片大師荷蘭人伊文思經常來中國講課，有一次很生氣地説，“為什麼中國的紀錄片只張嘴不説話？！”伊文思的話，對我刺激很大，發誓一定要找到中國電視紀錄片的出路。
（這個突破口就是讓紀錄片開口説話，這一突圍的努力到1991年的《望長城》終於結出了碩果。）
董岩：您在中國第一部紀實性電視紀錄片——《望長城》裏實現了歷史性突破。
劉效禮：創新是紀錄片的靈魂，沒有創新就沒有靈魂。1988年底中央電視臺為確定中日合拍《萬里長城》的總編導人選，第一次實行招標方式來進行。我不知道任何背景，又經不住同事們的鼓動，貿然闖進了副臺長陳漢元的辦公室，還帶著幾個幫腔的。説了半個小時，陳漢元拍板了：“你中標了，但有一點要明確，是你個人中標，不是你軍事部。”長城攝製組一班人馬隨後在八達嶺外一個部隊倉庫的招待所裏吵吵嚷嚷討論了五天，最後達成了共識：一定要創新，決不留後路，即便生個醜孩子也要醜得嚇人一跳。其實，我心裏還憋著一口氣：我們這幫中國軍人一定要爭氣，決不能輸給日本人，一定要超過他們！
（這個由劉效禮與作家劉亞洲、周濤、李延國等最初定名的《東方老墻》，採用了前所未有的拍攝模式——攝影師到哪，錄音師必須到哪，有畫面必須有聲音；解説詞不能貼畫面，必須跟著畫面走；調音臺甚至都搬到了外拍現場……身為總編導的劉效禮要求所有編導人員嚴格遵循“聲畫合一”的紀實風格。）
董岩：打破聲畫分離的製作傳統，大膽採用拍攝時的同期聲和現場效果聲。這是一場前途未卜的冒險，您就不怕失敗嗎？
劉效禮：沒辦法。只能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擲了。我希望置之死地而後生。就對大夥説：成功了，是大家的；失敗了，算我個人的。就這樣，懷著不肯服輸的勁頭和揭秘尋根之心，我們攝製組一行40多人，從北京故宮的午門開拍，途徑河北、山西等十幾個省、市、自治區，開始了長達3年的拍攝。這是讓我終生難忘的一段經歷：在西出陽關的第二天，在一個叫馬圈彎的地方，長城只是一段高僅3厘米、寬50厘米的遺跡，向西就再也見不到它的蹤影了；在沙漠中追趕野駱駝時，汽車突然爆胎，接著是迷路、通訊中斷，第二天意外發現已闖入1964年中國第一次核爆炸的地方，還看到了張愛萍將軍題寫的“中國首次核試驗爆心”的石碑；立下“生死狀”，穿越死亡之海羅布泊，曆險18天，10次穿越中國核試驗場，終於找到了古樓蘭的烽火臺，成了第一支沿中路進入羅布泊的攝影隊……
（1991年11月18日，這部紀錄片在中國中央電視臺和日本東京廣播公司同時播出（日本播出片名為《萬里長城》），雙方都創下了記錄片的最高收視率。那天晚上，劉效禮家的電話響個不停，當時中央電視臺臺長黃惠群激動地只説了一句“祝賀你！”
劉效禮：《望長城》是我投入最大、最喜歡的一部作品。不論是前期採訪、拍攝，還是後期製作，都下了大力氣去尋求突破。《望長城》解説詞不是一個人寫的，是攝影、編導一起，根據畫面一句句寫出來的，很生動。記得當時在咖啡廳，咖啡廳裏面是機房，機房過去是廁所，機房錄著解説，我們在外面寫著解説，寫一段錄一段，因為咖啡廳晚上沒有人，沒有燈光，我們就在樓道的燈光下寫。由於第一次採用了大量的同期聲，所以在片子還是半成品的時候，我就請了幾個前輩看看從理論上是否行得通。他們一動不動看了五個小時，很激動很興奮，就説了五個突破，聲音的突破、故事的突破、情節的突破等等。當時電視界紀錄片大會正在湖南舉行，探討主題就是紀錄片怎麼拍，向何處走。結果《望長城》以全新的面貌出現了，給了大家一個全新的答案。他們覺得很好，後來就形成了大家看到的紀錄片模式。
董岩：《望長城》奠定了形式上聲畫合一、理念上客觀紀實的紀錄片新模式，它的出現讓觀眾眼前一亮。有人説，《望長城》顛覆了中國的電視屏幕，紀錄片傳統的“解説詞——拍畫面——後期找補”的三部製作程序被拋棄了，“聲畫合一”營造的現場感展現了電視語言的獨特魅力。
（據説，世界上至少有5億觀眾由此目睹了長城的風采。1998年，劉效禮到法國考察，巴黎《歐洲時報》節目表上還有《望長城》的預告。
15年後的今天，《望長城》仍被視為中國紀錄片的吶喊，視為中國電視屏幕的一場革命。對於當時48歲的劉效禮來説，《望長城》不僅是中國紀錄片的里程碑，也是他個人創作的里程碑，他迎來了自己長達15年的創作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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