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記得是在2006年夏天，美麗的哈爾濱，在中國文獻紀錄片的一個頒獎儀式上，當時的北京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廠長薛繼軍邀我參與《錢學森》一片的拍攝。薛繼軍是中國紀錄片界的資深代表人物，他拍攝的電影《圓明園》為中國電影紀錄片的扛鼎之作。他的盛情邀請使我倍感榮幸，居然未加思考就應允了下來。從那時算起，直到《錢學森》出片，前後歷五年之久。當時我尚在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供職，其間還先後參與了香港回歸十週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奧運會、新中國六十週年、澳門回歸十週年的新聞報道和紀錄片，而《錢學森》的拍攝採訪及後期編輯一直在艱難地進行，其中艱辛，不為外人所道。
在中國科學家中，錢學森名氣最大。他羈留美國最終歸來的早已成為傳奇、他主持參與的新中國前三十年最重要的高科技成果——“兩彈一星”，也成為共和國歷史最精彩的章節之一，其重要地位奠定了他在中國社會尤其是科技界的極為崇高的地位。但由於他多年從事高度機密的國防尖端科技工作，他的身影並不在公眾視線之下，晚年的錢學森又深居簡出，極少參加公眾活動，因此錢學森也有相當的神秘性；有關錢學森的文字和影象材料比較稀少，甚至還沒有一本的敘述錢學森生平和總結他的科學成就的權威專著。平地起高樓，難度可想而知。因此，拍攝《錢學森》，是我們學習和認識錢學森的人生道路、成就貢獻和科學思想，並進而構建錢學森生平描述體系的一個漫長的過程。走進錢學森，就像進入一個浩瀚無邊的森林，你會有全新的發現和體驗，常常處於不斷的驚喜當中。以下是我們在採訪中的所見、所感和所思，記下幾則，以饗觀眾和讀者。
一、我與錢學森的一面之緣
人物傳記片《錢學森》攝製組成員從上到下，從前到後達百人之多，而真正見過錢學森並採訪過他的，卻僅我一人。
那是1997年，我擔任十二集文獻紀錄片《周恩來》的執行總導演，負責全片一百多位當事人的採訪。由於周恩來生前是中共黨內與知識分子關係最為密切的一位領導人，加上他一直擔任領導“兩彈一星”(原子彈、核彈導彈和衛星)研製的最高機構——中央專委會的主任，錢學森與周恩來有相當密切的交往，因此他是《周恩來》一片中的重量級採訪人物。我們攝製組負責聯絡採訪對象的統籌告訴我，錢學森辦公室説，錢老幾乎不接受媒體採訪，他們要向錢老請示。有一天，錢辦打來電話電話，跟我約了一個時間，讓我去當時的國防科工委面談。紀錄片《周恩來》的上百位採訪對象中，上至江澤民主席、李鵬總理等中央最高領導人，下至普通工人、農民，我們均通過電話或傳真聯絡就能搞定，要求面見彙報，才能決定進行採訪的，錢學森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
經過層層的哨卡，呈遞介紹信、填報會客登記、查驗證件，我來到了一間寬敞明亮的大辦公室，一位聲音洪亮、面色紅潤、個頭偉岸的軍人接待了我。他自我介紹，名叫涂元季，是錢學森的秘書，也是他的學術助手。涂秘書告訴我，錢老退休以後從未接受過媒體的採訪，尤其是電視採訪，老人家幾年來閉門謝客。但考慮到本片乃紀念周恩來誕辰百年之作，錢老對周恩來有特殊感情，所以老人家破例答應接受採訪。
當商量採訪具體細節的時候，我提出需要找一個大一點的屋子，而且要提前一小時為採訪佈置燈光。涂秘書聽後皺起了眉頭，他告訴我，錢老家的屋子都非常小，而錢老腿腳不便，無法出門，希望我們不要搞得太複雜，儘量縮短準備時間。我們採訪提綱中有關於錢老被美國當局扣押五年，最終回國的一段，涂秘書説，錢老不願提起這段往事，我們可以採訪夫人蔣英。
當時由於我們主要是拍攝周恩來的生平，對作為科學家的錢學森本人並未有更多的研究，涂秘書指出了我們採訪大綱中大量的常識錯誤，其中他談到，我們所説的“兩彈一星”是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他説這是錯誤的，應該是包括原子彈、氫彈在內的核彈和導彈、衛星，稱為“兩彈一星”，而這中間最重要的是導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時候，是放在一個一百多米的鐵架子上，如果沒有導彈，原子彈相當於沒有槍的子彈，不可能成為一個重要的攻擊武器。人造衛星能否上天，主要取決於其運載工具——火箭，錢學森作為中國的導彈之父，其在中國國防尖端武器研發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言而喻。
這次談話，是我對錢學森了解的第一課，也開啟了我對錢學森的興趣。
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我們來到國防科工委的宿舍，幾排紅磚三層家屬樓，錢學森的家就坐落在此。一樓是警衛戰士的住處，錢老一家住在二樓。進門後，發現這是典型的六七十年代民居建築，每個屋子都非常窄小。我們選擇了錢老的書房，但由於屋子太小，我們原來準備佈置的十個燈，減成了四個，幸虧當天陽光明媚，我們更多地使用了自然光。當我們佈置完畢，錢老面帶笑容，坐著輪椅被推到了書房。錢學森的兒子錢永剛告訴我們，錢老時年八十有六，由於骨質疏鬆，基本上已離不開輪椅。在和煦陽光的照耀下，錢學森膚色白皙，臉上並沒有很多的皺紋，目光敏銳、明亮有神，不像一個年近耄耋的老人。
當時為了保持採訪的統一性，我們設計了一塊巨大的背景布，但由於錢老不能離開輪椅，白色的椅背特別顯眼，我用我的深色外衣套在了椅背上。
我上去跟他寒暄幾句，他兒子跟我説，他父親基本上聽不見。由於聽力障礙的原因，老人的聲音特別洪亮，周圍所有的人都稱他為“錢老”，尤其讓我覺得奇怪的是，他的兒子錢永剛，不叫他爸爸，也稱他為“錢老”。錢永剛告訴我，採訪時間不要超過半個小時，問題也不必問太多，昨天晚上他父親都做了準備，簡短開場後，採訪就開始了。
果然，採訪開始後，錢老基本上不理會我的提問，自顧自地説完了他要説的話。但是他説的內容，不僅是我提綱上所提出的，而且大大超出了我的預期。
這天，錢老情緒非常好，大部分時間面帶孩童般純真的微笑，他雖因耳背，音調較高，但語速平緩，一字一頓，而且內容風趣幽默，不像是講一些嚴肅的、嚴謹的科學問題，這是的錢學森，似乎不僅是科學家，更像一個大師級藝術家。採訪中他大部分時間面帶微笑，即使説到在人代會上，因有人質疑“兩彈一星”，他説他非常生氣，據理力駁時，臉上依然面帶微笑。
當他説到在全國政協會議期間，他稱周恩來遺孀、當時的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為老師時(錢老在北京實驗二小上小學，當時鄧是學校老師)，和在研究“東風二號”導彈失敗原因時，一個女工程師因為著急把臉搞歪的故事時，他都孩童般的笑出了聲。但是當他講到“文革”期間周恩來總理讓他保重身體時，他臉色凝重了起來，聲音哽咽，眼角有了淚光，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動了感情。
原定的半小時採訪時間很快就過去了，錢老講了整整一個多小時。由於錢老説的內容很多，在後來《周恩來》成片時，他的訪談僅用了不到五分鐘。其後我們在採訪夫人蔣英時，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由於當時我對錢學森了解尚淺，我印象裏的錢學森和我們採訪過的許多老人沒有太多差別，性情平和，衣著簡樸，家居陳舊，很難把我所見到的一切和一個神秘的大科學家聯絡到一起。我更不會想到，十年後在我拍攝《錢學森》傳記片時，這將是錢學森一生中唯一一次完整採訪，他所説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分鐘畫面都極其珍貴。
二、錢學森是新中國的戰略科學家
當我加入《錢學森》攝製組時，該片已籌備幾年，但一直進展緩慢。我在了解很多情況後，也突然發現，這是一項難以完成的工作。首先，由於錢學森長期從事高度機密的國防科研工作，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因此，有關他的影像資料極為缺乏。在“文革”前的所有影像資料加起來不超過五分鐘。其次，在採訪中我們還發現，作為大科學家的錢學森，幾乎不參加具體的科研攻關工作，很難尋找到科研攻關中，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再有一個一直困擾我們的問題，就是錢學森對新中國的科學研究和高科技發展究竟做了什麼貢獻呢？在將近幾年的採訪拍攝中，我們漸漸地對錢學森的科學地位和突出貢獻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這裡面突出的有兩點：
一是錢學森以一己之力確立了新中國國防科研的戰略。
1955年10月，剛過國慶節，錢學森回到了中國。當時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將虛位以待幾年的中科院力學所所長的位置授予了他，錢學森也開始了純理論的科學研究，為力學所做了佈局。但第二年，1956年5月，國家召開了全國長期科學規劃會議，周恩來總理、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等副總理組織了六百多位科學家，制定《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也就是人們常説的“十二年規劃”。
當時百廢待興，國力又有限，所以要確定幾項優先發展的項目。在前期規劃項目中，飛機製造名列其中。這是因為，剛剛結束的朝鮮戰爭中，我志願軍由於空中打擊力量不夠，吃了大虧。中央高層痛下決心，一定要打造自己的航空工業，時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上將是力推者之一。但人們沒有想到，在規劃制定時，航空專業出身的錢學森卻態度鮮明的反對優先安排發展飛機。他提出優先發展火箭武器，後來他自己將其轉譯成“導彈”，這個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劉亞樓曾經説，錢學森的觀點讓他覺得極為新鮮，因為他完全不了解導彈，所以一開始對錢學森的觀點不甚贊同。為了説服這些戰場的驍將，錢學森專門為他們講了一課，他用淺顯的語言做了完美的説明。他告訴他們，與飛機相比，火箭武器的速度更快，火箭打飛機，一打一個準，飛機打火箭，追都追不上。最重要的是，當時中國的科技水平和工業水平，攻克飛機比攻克火箭技術更難。因為火箭是無人駕駛的一次性武器，而飛機則有人駕駛，且要求多次使用，這在機械、結構、材料和飛行安全等問題上都有許多特殊的要求。研製飛機需要二十年以上的時間，而研製導彈只需要不到十年。
也許是因為錢學森的學術威望，最終“十二年規劃”中，噴氣和火箭技術被確定為六項緊急重點任務之一。其中，噴氣和火箭技術的規劃設計是由錢學森和其他幾位科學家合作完成的。
最終，中國用了不到八年的時間，已經能自行設計製造射程達一千公里的中程導彈。而中國的飛機工業的發展卻一直面臨諸多的困難，尤其是安全性。據有關回憶錄記載，1964年，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工委主任賀龍元帥看到大量的飛機製造出來之後，由於技術和質量問題不能飛行，大發雷霆。從今天看，現代戰爭已經進入了精確打擊階段，導彈已經成為最重要的攻擊武器。由於錢學森的堅持，中國用了二十年的時間，完成了近程、中程、遠程和洲際導彈的研製和生産，使中國擁有了最先進的國防尖端技術；更為可喜的是，由於導彈火箭的研製，帶動了中國的航天工程，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中國相繼完成了人造衛星、地球同步衛星、返回式衛星、探月衛星和載人航天工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我國的飛機製造工業依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才有了顯著的進步，但直至今天依然沒有製造大型飛機的成功經驗和成果，曾經研製的“運10”也因質量問題而停飛。
五十多年前，如果不是錢學森力挽狂瀾，優先發展導彈武器，今天中國的軍事力量將落後世界幾十年，這就是錢學森作為戰略科學家的卓越貢獻。
二是錢學森的系統工程思想統領了中國科研發展。
錢學森的兒子錢永剛也是一位教授，專注于錢學森科學思想研究。我們在一起合作的時候，他多次強調，希望我們能夠把錢學森的科學思想、尤其是晚年的科學思考作為本片的重點。因為他父親曾告訴他説，他晚年的科學思想才是他自己最為看重的。思想是無形的，思想的表述總也顯得枯燥。錢學森博大精深的思想，又為我等之輩難以企及。在我們的《錢學森》一片中，我們更多的突出了錢學森的人生故事和豐富的情感以及具體的科研經歷，並未將錢學森的科學思想作為重點。但這並不等於錢學森的思想不重要，只是由於我們今日的認識，尚為膚淺，不足以進行完美表述，説不好還不如不説。
但無論如何，錢學森的科學思想，對中國科學研究領域是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尤其因為錢學森在中國科學界的地位，他作為高科技領域的領軍人物，他的思想所造成的影響之大，也是不可估量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系統”的概念。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錢學森遭受美國當局軟禁之時，他潛心著作，寫就《工程控制論》一書，書成之後，他將之贈與恩師馮•卡門，馮•卡門老先生對學生錢學森説：“你的科學成就已經超過了我”。我想，這時馮•卡門所指的並不只是航空工程、噴氣動力等理論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是錢學森提出系統工程的思想，體現出的對科學研究的全新認識與理解，並將給未來科技發展帶來革命性意義，馮•卡門無疑是最早認識到錢學森思想價值的人之一。
錢學森回國後，曾有一次未向外界披露的出訪：蘇聯科學院邀請他赴蘇進行學術交流。據當時留蘇學生宋健(後任國務委員)回憶，蘇聯科學界對《工程控制論》極為追捧，從這時候開始一直到1980年《論系統工程》出版，錢學森完成了它的系統理論，在這中間，錢學森不僅通過自己的大腦思考和修正自己的理論，也以他領導的中國高科技事業發展的歷程，不斷豐富了這個理論，而這個系統工程理論指導並實現了中國高科技研究在極短時間內達到了驚人的高度，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能提出一個偉大的科學思想，並以之推動了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進程，也只有錢學森一人。
至今，錢學森的系統工程理論，仍然是中國科技事業創新理論的圭臬。
三、錢學森的遺憾
作為科學家的錢學森，除了遠超常人的天資以外，也有許多的幸運。他幼年時家道殷實，父親是教育家，又在教育部供職，所以為他選擇了當時中國最好的小學和中學，他就讀的小學和中學的老師，也非泛泛之輩。比如他所就讀的中學校長林勵儒，解放後擔任了國家教育部副部長。他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已負笈美國，躲避慘烈的戰亂，在大洋彼岸的和平環境中安心就學。他在美國的老師馮•卡門是著名科學家，在他的幫助提攜下，錢學森出成績、出名都早。回國後，由於他從事的國防科技研究為當時中國最高領導所關注，因此他也是極少受到各種運動衝擊的科學家之一。錢學森一生成就的取得，不能不考慮以上所説的因素。這麼多幸運降臨到一個人的身上，也極為罕見。但是，人生如白駒過隙，生命苦短。錢學森享年近百，已相當長壽，他的人生，他的科學理想，也必定有許多遺憾，有許多未竟之志。
據很多人回憶，每當人們在歡慶導彈研製的成功和衛星上天時，錢學森卻從來沒有喜形於色。
錢學森在24歲時曾發表一篇題為《火箭》的文章，放出了“我們必須征服宇宙”的豪言。那是在抗戰前夜的中國，他的理想似乎有些不切實際。後來錢學森成為中國導彈事業和航天事業的主導者，但他最終只是一位奠基者，他並沒有完成自己制定的計劃，圓滿地完成自己的理想。在常人看來，錢學森成就斐然，而他自己卻心有不甘。1970年，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以後，酒泉衛星基地(當時叫做東風基地)舉行了慶功大會，在會上錢學森發表了講話，他一開口就説，我愧對大家！因為“文革”的干擾，中國是晚于日本，成為了第五個發射衛星的國家。1964年，錢學森曾親手制定了一個“八年四彈”計劃，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計劃的完成推遲了八年多。而且他1966年已經提出了中國的航天計劃，也因為種種的原因而擱淺。對於航天事業的落後，錢學森比任何人都著急。當時前蘇聯繼加加林上天以後，已經完成了“聯盟號”載人飛船的太空對接；美國也在1969年首次實現人類登月，完成登月的“阿波羅”載人飛船重達四十六噸，而我們的“東方紅一號”只有一百七十三公斤。
美國“阿波羅”登月計劃的領導者是韋納•馮•布勞恩，美國的許多航天成就都與他的名字聯絡在一起。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的時候，錢學森作為美國軍方考察團的一員，赴德國審訊了德國火箭武器的專家，是否審訊了韋納•馮•布勞恩並沒有記載。當時，德國已秘密進行火箭武器研製多年，並擁有六千多枚“V—2”火箭，“V—2”火箭就是在馮•布勞恩的帶領下研製成功的。馮•布勞恩是德國科學家，比錢學森小一歲。二戰結束後，馮•布勞恩到了美國，成為美國航天科研的領軍人物，他最終領導他的團隊完成了人類首次登上月球的計劃。
馮•布勞恩所在的美國擁有深厚的工業基礎，和強大的科技支持，而錢學森面對的是飽經戰亂，百廢待興的一個新生的共和國，錢學森取得成就的難度遠大於馮•布勞恩。但是，落後的工業基礎和並不強大的科研力量，困擾了錢學森的前進步伐，這也是錢學森的無奈。一個科學家理想的最終實現絕不僅僅依賴他自己那顆超越常人的頭顱，更多的需要依賴一個國家的社會和政治文明發達程度。因此，錢學森的遺憾也不僅僅是他個人的。1977年，馮•布勞恩因患腸癌在華盛頓去世，終年65歲。在錢學森生命將走向終點的時候，他所培育的理想之花，最終結出了果實。2003年，中國航天員楊利偉乘坐“神舟五號”遨遊太空；2008年，中國航天員翟志剛實現太空行走，中國的嫦娥探月飛船也實現了月球撞擊，中國人登上月球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四、“錢學森之問”
鄧小平説，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實現中國科技騰飛，究竟依靠什麼？
錢學森晚年更關注的是人才戰略。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是他晚年一直揪心的一件事，也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據錢學森秘書、學術助手涂元季回憶，2005年7月30日，溫家寶總理第一次以總理身份看望錢學森，錢學森對他説：“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從那以後，溫總理每年要看望錢學森一次，共有五次。每次溫總理看望錢學森時，老先生都要提出這個問題。據説，溫總理曾將己所著名大學的校長請到北京，讓他們提出辦法來解決“錢學森之問”，校長們提出的辦法讓溫總理深感失望。
錢學森心目中的好學校是什麼樣的呢？讓我們來考察錢學森的成長之路。錢學森就中學時讀于著名的北師大附中，他曾回憶，“當時這個學校的教學特點是考試製度,或説學生對考試形成的風氣:學生臨考是不做準備的,從不因為明天要考什麼而加班背誦課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記憶。就是説對這樣的學生,不論什麼時候考,怎麼考,都能得七八十分。”當時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學生，在他準備報考大學填寫志願時，各科的老師都給錢學森提出了建議，藝術老師認為他應該學習藝術；國文老師覺得他應該成為作家；而老師希望他能夠報考數學系，成為數學家，可見錢學森各科的成績都不錯。錢學森的父親最終為他選擇了機械工程，而錢學森在報考清華留美時，自己選擇的是航空專業。
從小時候起，錢學森就酷愛音樂。據他大學裏的密友羅沛霖院士介紹，錢學森有很高的音樂天分，大學時他是學校銅管樂隊的樂手，同學聚會他總要表演一番，拿到了獎學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街上買外國唱片。初到美國學習時，他就讀于麻省理工學院(MIT)，獲得碩士學位，後來又曾擔任MIT最年輕的教授，但他直言並不喜歡這所學校，他更喜歡加州理工學院(CIT)，錢學森最終轉到加州的加州理工學院，中國有許多科學家都是從這個學院畢業的。
加州理工學院的宗旨是：為教育事業、政府及工業發展需要培養富有創造力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加州的學生大都多才多藝，他們的個性發展不受限制，思想也極為自由。錢學森也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在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寫的《錢學森》傳記中説，由於錢學森來自中國，不適應麻省理工學院注重動手實驗，他曾向系主任漢•薩克表達不滿，這位系主任回答非常簡單：“聽著，你不喜歡這裡，就回中國去算了”。當然錢學森最後還是以全班第一的成績獲得了碩士學位。但在加州理工學院就不一樣，他的個性得到了容忍，並且為恩師馮•卡門所喜愛，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教育他的學生就是“必須堅持自己的觀點，不做唯唯諾諾之輩。”在加州的陽光下，錢學森有更多的時間去練習自己的音樂，也因為音樂結識了許多好朋友，加州校園中的很多學生都體現出了叛逆的傾向，像他的好友J•馬林納，他創設了“噴氣實驗俱樂部”，也就是著名的“自殺俱樂部”，馬林納就很喜歡音樂，而且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同學中很多人還喜愛文學，這些看似不務正業的學生，後來都成就大業。
加州理工學院規模很小，但它獲得諾貝爾獎的次數卻在美國的大學中名列前茅，這種鼓勵個性自由，培養創造力的校風，讓錢學森受用終身。錢學森一直希望中國能有一所像加州理工學院這樣一所學校出現，甚至説，他希望有更多的學校像加州理工學院一樣。
有“錢學森之問”，或許這樣的學校將來會在中國出現。
錢學森是大師，也是一位特殊的人才。特殊的人才需要有特殊的環境來造就。中華民族的苦難歷史鍛造出一批真正的大師，如今繁榮富強已近在眼前，痛苦艱難正在遠去，人們正在呼喚新的大師的誕生，這個日子還會很遙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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