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1年，貨幣政策由“寬”入“緊”，而融資需求卻未見降溫，供需天平兩端加速失衡。

　　於是，遊走在正規融資渠道罅隙間的民間借貸，對接了信貸需求的巨大缺口。

　　“月息4分已是底限，6分是正常要價，高者達到月息1毛5(年利率180%)”，竄高的數字不停地刷新民間借貸利率的峰值。

　　強烈的需求，推升著“供給”成本，受到刺激的民間融資膨脹式發展，“散兵遊勇”般的個人高利貸行為已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擔保公司、投資公司等專業機構的強勢介入。

　　具備資本運作經驗的該類機構，求存于正規金融與地下金融的邊緣，將高利貸服務鏈不斷延伸、變異，乃至將一些正規金融機構“拖下水”。

　　銀行，已變成這個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環——既無形中淪為高利貸資金的提供者，又成為項目融資的接盤者。而企業真實的負債率，也在滿足審貸標準的表象下，被深度掩埋。

　　還讓業界擔憂的是，高利貸組織的集團化運營，將相當一部分地下資金引入股票、期貨乃至PE行業，其中蘊含的風險可能遠超外界想象。

　　高利貸的勃興，其原因包括多方面，而缺少正規管道來疏通宏觀層面流動性氾濫與微觀層面流動性饑渴，是值得關注的一條。銀根緊縮之下，二者之間形成了位差，高利貸便有了填平其資金“水位”的機會。

　　觀察人士建言，是不是可以選擇鼓勵興辦地方小型金融機構的辦法呢？這樣，既可解決民企的融資問題，也有益於讓民間借貸陽光化，使充裕的民間資本與中小企業貸款不暢實現充分互補。

　　極度調查

　　地下融資鏈

　　民間借貸市場，利率水平已達歷史峰值，有的甚至高達月息15分，就是年息150%

　　文/《財經國家週刊》記者 翁海華 王小波 熊鋒

　　經多層介紹、幾番週折，涉足高利貸行業多年且頗具實力的張先生，終於答應與《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見面一聊。

　　見面地點在當地一家雅致的茶樓。原本約定晚上7點，因為業務應酬，張先生9點才趕到，帶著兩個畢恭畢敬的隨從。

　　在緩緩升起的煙霧中，經營高利貸、擔保公司及地下賭場等産業的張先生説，“我有正規的擔保公司，可以通過關係從銀行獲得貸款。要是金額太大，我會把銀行各個審核環節擺平。”這些貸款被借出以後，就會投入民間的高利借貸。高利貸一般為月息6分，即6%，一年的利率就是72%。

　　對地下賭場的情況，張先生不願多談，但仍在無意中透露，銀行——擔保公司——高利貸——地下賭場，“是成熟的高利貸資金鏈條之一”。

　　“這種高利貸資金有一些流向了賭場。”一位寧波的企業家説，利息太高了，普通的投資或者實業回報，根本無法支撐這樣的高利率。

　　多位政府人士和學者表示，近年來高利貸行業已經有向組織化、規模化發展的勢頭，而擔保公司等牌子常常成為高利貸的“合法外衣”。在溫州、寧波，隨處可見“提供短期資金週轉服務”的廣告，一些擔保公司、投資公司、投資諮詢公司均以民間高息借貸作為主營業務。

　　對擁有正規擔保公司這一稀缺資源，張先生甚為得意。他對記者説：“現在正規的擔保公司本身就很少，新設擔保公司，政府審批也很嚴。”

　　張先生是高利貸行業的一個縮影。

　　在2011年信貸收緊的大環境之下，高利貸呈現出某種興盛局面。銀行、擔保公司、企業、投資公司以及個人在資金鏈條上扮演著各自的角色。他們通過自己的關係，不斷編織著更適應形勢變化的各種網絡，通過這些通暢的網絡來獲取更多的資金。而這些資金流向的重要一環就是高利貸。

　　“量價齊升”

　　“你能找資金的話，拿到溫州來，補息3到4個點。”一見面，方培林開始向記者介紹其新的資金生意。

　　在溫州，方培林是民間金融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方培林在溫州蒼南錢庫鎮開設了新中國第一傢俬人錢莊——方興錢莊。2000年，方培林創辦了溫州方興擔保公司。2011年初的銀根收緊，讓方培林再一次看到了新商機。

　　“最近的民間借貸利率已經非常高了，短期借款的月息6到8分，半年以上(長期)的也要3、4分。”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

　　6分利換算成年利率是72%，8分利則是96%。

　　據了解，近期溫州的民間借貸市場，利率水平已超過歷史最高值，有的甚至高達月息15分，就是150%。

　　浙江銀監局的一位處長表示，2008年銀監局曾經做過一個調研，當時最高的借貸年利率曾達到130%。隨著2009年國家實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特別是4萬億元投資背景下，民間借貸的利率一度下滑，在2009年4月，最低的年利率只有15%左右。

　　隨著2011年初的銀根收緊，民間借貸又開始“量價齊升”。

　　民間利率上升的趨勢在2010年10月份就開始顯現。根據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的監測數據，2010年10月份的民間借貸平均利率已經達到39.19%。

　　這一時期，銀行加息以及收緊貸款比較明顯。央行公佈的數據顯示，2011年1月份人民幣新增貸款1.04萬億元，同比少增3182億元；2月份人民幣新增貸款5356億元，同比少增1929億元。

　　同時，從今年1月份的新增人民幣存款看，當月已經減少了203億元，同比少增1.41萬億元。

　　3月25日，央行在今年第三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已經上升到20%。此舉將再次凍結金融機構3600億元資金。

　　建設銀行(601939,股吧)杭州分行的一位人士説，今年銀行貸款的總體規模不斷收緊，以前是按季度調控，或按半年調控，今年是按月調控，一個月放款額度限制很死，“説放多少只能放多少”。

　　銀行系統的從嚴信貸環境，使中小企業感到融資更難了。

　　溫州當地的一家企業告訴記者：“已經在銀行做好了貸款計劃，銀行內部也批了，但限于貸款額度，貸款資金遲遲沒有發放，不得已只能從民間借款週轉。”

　　上述建行人士説，對於銀行來説，目前採取的策略大都是讓企業先報貸款計劃，審批後等待貸款額度。貸款額度會優先照顧優質客戶，“不然就會流失”，而大部分中小企業的貸款，銀行就很難顧及了。

　　同時，溫州當地的小額貸款公司的資金也已告罄。

　　記者獲得的華峰小額貸款公司的數據顯示，2010年的平均利率為17.8%，今年加息後，已經漲到了目前的18.39%。

　　方培林説，今年找他借調資金的很多。在記者採訪的過程中，方培林的手機就一直響個不停，大部分是提出借款的。

　　資金超高回報利潤之下，牽引部分實業資金陸續進入到了民間借貸行列。“實業的毛利普遍僅10%，你難道不願意去做60%甚至100%的借款業務？”溫州當地一位婁姓企業家説。

　　有一種説法是，溫州打火機行業的不少企業改行做起了擔保業務。高峰時期溫州的打火機企業有4000多家，現在剩下了100多家；製鞋業也從最多的3000家，調整到1000多家。

　　一些實業企業通過成立擔保公司、寄售行等形式參與民間借貸。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溫州的擔保公司有300多家，沒有浮出水面的借貸機構則有上千家。

　　具體的借貸資金規模無法統計。官方曾在2008年對溫州的民間金融做過調研，當時估算整體的民間金融在4500億元，2010年大致在6000億元左右。

　　“溫州的民間金融資金規模有8000億元，其中借貸資金在1000億元左右。”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説。

　　“全民借貸”

　　在溫州以及台州等沿海地區，民間借貸無所不在。

　　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曾做過一個調查，發現調查對象中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了民間借貸，個人參與民間借貸的數量比企業多。被調查的6家大型企業中有1家參與民間借貸，而中小企業則有60%左右的企業參與其中。

　　記者在溫州以及福建等地的調查中發現，東南沿海的全民借貸與全民投資密不可分。

　　方培林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溫州的民間借貸方式多種多樣，但大部分是用於項目投資。溫州人有個習慣，在外地發現一個項目，就回到溫州融資，“幾個億的資金，幾個電話就能湊齊”。

　　“我一個短消息就能募集到需要的資金。”溫州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董事長黃偉建説，目前在服務中心聚集的資金達150億元，只要有項目，這些資金招之即來。

　　黃偉建説，150億元規模，都是有銀行存單做為憑證才能登記在冊的。

　　名片顯示，黃偉建的另一個身份是浙江省民營投資企業聯合會會長。黃偉建很好地利用了會長的優勢，“我和許多溫州企業家有著很好的關係，他們也看重我在資本運作領域的經驗”。

　　事實上，溫州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是一個資金和項目以及信息的匯總平臺。

　　“有項目我就召集登記在冊的資金方過來開會。”黃偉建説，在項目介紹後，有意投資的就留下來洽談具體的投資細節，也就是認購投資額度，半天就能把一個項目談定。

　　有意思的是，服務中心成立以來投資的項目呈現跳躍式的特點：從電影《千里之外》到幼兒園，到礦産項目，到五星級酒店，到五糧液(000858,股吧)陳釀酒浙江省品牌運營權，等等。

　　在福建的長樂、福清等僑鄉，投資潮熱了鄉村，幾乎各地的小鋼鐵廠都有長樂人的身影，而福清人則更多地活躍在縣城為主的中小城市的房地産開發領域。

　　長樂市發改局的人士告訴記者，長樂人投資的小鋼鐵廠規模不斷擴大，從早期的幾千萬到現在的幾億元。長樂人一般採取家庭式融資方式，一個人跑到項目，可以將家族幾代人帶動起來，又通過親戚關繫帶動幾十甚至上百戶參與。“一有項目，即使明天要簽約，今晚籌錢都來得及”。

　　在一位當地人的帶領下，記者來到了有500戶人家的福清市壩下村，村委會一位幹部告訴記者，全村在外的投資項目有10個左右，投資總額預計在10億元以上。這些項目主要是房地産和小鋼鐵廠，僅鋼鐵廠就有5家，3家在國內，2家在印尼。

　　當地一位郭姓村民介紹，3年前，村裏有人在江蘇搞了個焦炭項目，他們家參股了8萬元，到現在兩次共分紅了60萬元。

　　豐厚的回報，讓一些人靠民間借貸來參股，“一開始1分5的利息，現在漲到了2分”。

　　“集團化經營”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介紹，溫州的民間金融主要有五種形式：

　　一是親朋好友間借貸，主要是個體私營企業創辦之初，特點是規模小、金額小、利率適中，帶有普遍性；二是“成會”，由創業急需資金者發起，也在親朋好友之間，實行會員制，既解決了創業資金短缺問題，又讓籌集的資金有利息可得，有一定的增值；三是企業資金週轉發生暫時困難時向私人錢莊或典當行借貸，但借貸期短，利率相對高；四是信用擔保公司，按正規的業務要求，信用擔保公司是不能直接進行融資的，但事實上多數擔保公司都在經營直接融資業務；五是小額貸款公司。

　　據他介紹，現在有了新動向。目前溫州的許多擔保公司已經開始集團式經營，其背後往往有大企業支持，資金來源也比較充沛，直接做到給企業放款。

　　記者在溫州採訪時，一位章姓投資者告訴記者，有的擔保公司的資金規模超過10億元，背後有大規模的集團支持。

　　這些大規模的擔保公司，往往背靠幾家大型集團公司，一方面集團公司比較容易從銀行獲得貸款；另一方面，集團公司將資金放到一個“池子”，誰資金緊張誰到“池子”中借款，借貸資金往往可以做到體內循環，同時“池子”也對外放貸。

　　除銀行資金外，還有另外兩種主要的資金來源模式。

　　一種是溫州的吸收模式。據一位接近溫州借貸公司的人士透露，除了從銀行貸款之外，借貸公司到民間大量吸收資金，更多是在農村地區。具體的做法是，公司在農村當地選一位核心人物，也就是具有一定權威的人士，在其周圍吸收資金，月息1分到2分。收上來後，再以3到5分的價格放貸出去。

　　另一種是蕭山地區的外資模式。杭州當地的一位人士説，蕭山模式是除了銀行貸款之外，一部分資金通過貿易方式，將海外的熱錢轉移到內地，然後進行借貸。“現在海外融資成本很低，也很容易募集，通過虛假貿易或‘對敲’，就可以流入國內。”

　　集團化的運作，使得更多的擔保公司開始尋找新商機。

　　2011年銀根收緊後，派生了新的資金市場。方培林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現在出現兩個新現象，一是對於那些貸款方案獲批但銀行沒有額度的業務，擔保公司介紹資金到指定銀行存款，增加銀行的存款基數，然後銀行放貸給借款方。

　　以100萬元資金為例，對於借款方而言，除了支付銀行利息之外，還要支付資金方的利息以及擔保費用，一般要3到4個點，總體貸款成本相當於月息1分。而對於資金方來説，除了銀行存款利息之外，每年還能額外獲得3萬元的利息。

　　“這種通過先存款再貸款的狀況已經很普遍。”建行杭州分行的一位人士對記者説。

　　另一個現象是，産生了一些新的資金仲介。

　　如在紹興，出現了一種金字塔式的資金業務，當地的資金仲介會雇傭人員到鄉鎮農村吸收資金，然後整體轉移到提供貸款的指定銀行。

　　具體的做法是，最底層收購人員到農村以2%的額外收益吸收存款，再將資金以2.5%的價格上交到上一家，上家再以2.8%的價格轉移到再上一層，最終匯總到一起，以3%到4%的價格存放到溫州、台州等地的指定銀行。

　　在這個過程中，存款人的資金只是從紹興的銀行存到了外地銀行，戶頭仍舊是存款人，沒有風險。而貸款人只需額外支付這部分資金的利息4%左右，即可從銀行獲得一定的貸款。而資金仲介也能獲得大致1%的收益。

　　“資金量已經比較大，幾千萬規模。”方培林説，“不僅僅是紹興，全國各地都有了。”

　　“操盤者”

　　記者調查發現，在高利貸産業鏈上，囊括銀行、擔保公司、典當行、寄售商、投資公司、租賃公司、民營企業及個人，整個鏈條環環相扣，共同造就了活躍的民間高利貸。而隱藏在其中的操盤者，則是保證鏈條順暢運行的關鍵一環。

　　老陳是一家房地産經紀公司的老闆，實際上是一名高利貸操盤者——幫助客戶將房産抵押給銀行，或是通過“消費貸款、買車、裝修”等名目套出貸款。

　　老陳給記者出示的一疊貸款名單上，寫有名字、年齡、住址、貸款金額、抵押等詳細信息，貸款金額多在15萬-50萬元之間，貸款用途多是裝修和買車，也有買房的。

　　他告訴記者，這些都是他的客戶。由於多年來在業內積累的信譽，很多客戶願意將到手後的錢交給他打理，由他付給客戶利息。然後，他將這些錢用於發放高利貸，收取更高的利息。由此，銀行被動地充當了高利貸資金的供給者。

　　儘管有些事情，老陳不願意點破，但他也坦言，“像我們做這個業務，肯定和銀行有關係”。

　　在高利貸鏈條中，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則是擔保公司——通過擔保獲取銀行資金，然後用於放貸，最終成為民間高利貸的積極推動者。

　　“擔保公司路子廣，基本能都貸到款，它就擔當一個仲介，完成後需要按比例收取一筆手續費。”一位企業人士告訴記者。

　　“現在擔保公司都有關係，有的擔保公司的人就在銀行工作。負責人蓋個戳，錢就可以拿去用了。”上述人士説。

　　上文提及的張先生，在當地擁有廣泛的人脈。為了依靠上他，當地另一家規模不小的擔保公司成立之時，張先生以其特殊身份獲贈該擔保公司10%的股份。而當地知情人士稱，該擔保公司專做高利貸。

　　名目眾多的投資公司也是高利貸産業鏈中的重要一環。

　　“不少更加商業化經營的高利貸者，則設立自己的投資公司，以投資公司的名義吸納外部資金，但從事著與經營範圍完全不一樣的業務，主要是利用一部分自有資金，再吸納其他閒余資金，集中起來放貸。”寧波市寧海縣一位企業主告訴記者，有一些是政府官員的家屬，家裏閒錢多，投出去賺利息，“比存在銀行賬戶強”。

　　對於這類“公開註冊、私下運營”的投資公司，參與者多為民營企業主，“只要賬上資金能夠拿出來都會拿出來流動，用作中短期的放貸。這種貸款利率相對低一些，也多被認為是當地民間借貸利率的參考標”。

　　“很多民營企業經營並不容易，貸款短期內也難以獲得更多收益和利潤，拿去放貸顯然收益更高。”寧波市一位調劑商行的老闆向記者透露，拿銀行資金做其他投資，如股市或者樓市，或者拿去放貸的民營企業不在少數。

　　據記者調查，銀行需要重點審核的環節即主要為貸款用途、貸款人信用資質等。若無上述仲介機構及銀行人士的“門路”，這些環節均難以通過。

　　(新華社記者柴驥程、向開來對本文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