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民間高利貸莊家“跑路“事件頻頻見諸於媒體報端。從最初曝光的江蘇洪泗”寶馬鄉”民間借貸崩盤，到後來報道的僅溫州8月份即發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億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例如：洞頭縣奧米流體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等高管集體失蹤；“泵閥之鄉”永嘉縣的阿斯泰泵閥公司老闆跑路和浙江祥源鋼業、溫州寶康不銹鋼製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吳保忠失蹤(現已歸案)等。此外，還有寧波唐鷹服飾老闆欠債2億變賣房産攜妻兒出走的報告。最近剛剛發生的即是：溫州市眼鏡行業龍頭企業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欠債20多億元而跑路，他的跑路引發了一系列連環危機，目前整個溫州眼鏡行業哀鴻遍野，部分互保企業面臨倒閉境地，假若危機進一步加重，溫州眼鏡行業將面臨倒閉潮。

　　放眼全國，今年以來因民間高利貸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債、自殺等惡性事件在浙江、陜西、鄭州、江蘇、福建、內蒙古包頭、鄂爾多斯等地都不絕於耳。

　　那麼，為何今年的高利貸崩盤事件這麼頻繁呢？

　　當然跟中國目前實行的緊縮貨幣政策有關，去年四季度以來，央行在“穩健貨幣政策”下，相繼1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5次加息，銀行因嚴格控制貸款規模，而造成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資金極其緊缺，從而導致民間高利貸盛行。

　　而另一方面，中國融資市場一直處於雙軌制狀態，體制外的企業融資成本一直很高，低的時候百分之十幾，緊張的時候高達20%~30%；而體制內的企業一直享受的基準政策利率的融資成本。在獲取銀行資金支持方面，市場長期存在著這種嚴重的不平等現象。擁有大量現金的國企、上市公司等體制內企業搖身一變成為準金融機構，一方面利用其“官方身份”廉價獲得資金，然後轉手將資金高價讓渡給第三方，坐收高利差，變身為影子銀行。據國際媒體報道，差不多有90%的國有企業或多或少地參與了高利貸業務，有些國有上市公司幾乎一半的收入都來自於資本收益。

　　這種現象前幾年在鐵礦石進口過程中，也被不少擁有鐵礦石進口權的國有鋼鐵企業所使用，在鐵礦石價格持續走高的環境下，他們將按照長期供應合同而低價購買的鐵礦石，轉手就按照市場價倒賣給民營鋼鐵企業而賺取差價。

　　産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未能完成利率的市場化改革，體制內和體制外企業在融資成本上仍有巨大差別。在決策層的量化緊縮和融資市場的雙軌制下，不僅未能顯著抑制全社會信用總量的擴張，而且逐步演變成高利貸氾濫成災的現象，抬高了全社會的融資成本和通脹壓力。(嘉實基金電子商務部 陳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