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口發展呈現外源性的“膨脹化”等特點，人口壓力不斷增大。圖為南京路步行街遊客摩肩接踵。周東潮攝

北京西三環六里橋路段堵車十分嚴重。龔文豹攝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凸顯，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和重大緊迫任務。作為現代化、國際化、産業化程度較高、各類要素高度聚集的特大城市，如何結合各自的實際，探索城市可持續發展之路，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

　　出行 北京：“致堵”變“治堵”，交通更暢通

　　【背景】

　　2011年9月上旬，北京市晚高峰又一次發威。這次交通擁堵程度已經接近了去年9月17日的全城大擁堵，只是持續時間明顯縮短。18時50分，全市擁堵路段達到146條，與去年9月17日的大擁堵相比增加了3條擁堵路段。

　　北京作為國家首都和人口接近兩千萬、機動車接近五百萬的特大城市，城市交通的“致堵”與“治堵”是貫穿始終的不變主題。

　　近年來，北京市人口持續增長，2009年常住人口已達1755萬人，比2008年新增60萬人；機動車快速增加，2009年全年凈增機動車51.5萬輛，截止到2010年2月底已達413.2萬輛，其中私人小汽車329.1萬輛，交通面臨的形勢日益嚴峻。

　　“從根本上來説，北京交通擁堵是城市規劃車輛數量與人的交通需求矛盾産生的。一般像北京的規劃，都是幾十年前做的。那時候的規劃，車輛相對來説比較少。另外，城市規劃往往側重於對建築物規劃，而且管理非常嚴格，比如説限高多少層，甚至連建築物表面的顏色、塗料都有規定。但是，對人們的生活，特別是産業交通工具，包括人們出行，規劃上指標還不完備。比如汽車的發展，人們生活需求的擴展和原來城市建築、道路就會發生矛盾。”全國政協委員張翔就北京交通“致堵”問題如是説。

　　全國政協委員王東林認為，城市交通擁堵，與人民生活方式變化有關係。過去我們是一種單位的組合模式，居住地和上班地很近。後來變成遠距離，傳統代步工具就不再適用，開始考慮便捷交通方式，地鐵高架橋等等。隨著人們生活富裕起來，越來越多地擁有車輛，汽車成為一種時尚，一種最便捷代步工具，一種行走方式。

　　全國政協委員李立新建議，各地確立“路權分配”理念，因地制宜建設“步行系統”，從根本上醫治交通擁堵的“城市病”。 李立新認為，治理交通擁堵，要有長遠規劃，比方説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要建立一個立體型的通道。香港以“空中連廊”為代表的“步行系統”，在治理城市交通擁堵上最具優勢，在香港鬧市區，處處可見“人在空中走，車在地面行”的立體交通景觀。人車各行其道，互不影響，香港街頭雖然車多路窄，汽車總是飛來駛往。

　　第一要控制車輛總數；第二公交優先更要大幅度發展；第三提高核心區域停車費；第四發展地下交通；第五錯時上下班；第六提倡使用自行車。委員們為北京怎樣將“致堵”變“治堵”提出許多好的建議。

　　住房 重慶：為中低收入者建“幸福窩”

　　【背景】

　　2010年，重慶大力投建公租房。大連陳玉梅成為了首批公租房的幸運兒。2011年10月，重慶首個公租房小區“民心佳園”，在一間僅30平方米的公租房內，陳玉梅回憶起幾個月前重慶第一次公佈公租房搖號結果的那天，狂喜仍溢於言表。

　　隨著全國各地房價不斷攀升，住房問題已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大熱點。房價節節高升，一輩子的收入都難以買一套房；便宜的房子大都在遠郊區，給城市交通帶來巨大壓力；年輕人在現行經濟制度下不得不成為房奴，嚴重阻礙了很多年輕人的自主擇業發展。這種現象在全國非常普遍，重慶近年來的實踐是一種有益的探索。

　　重慶市人口有3000多萬，在推動戶籍制度改革的情況下，很多農村人口將進入城市。因此，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是一項重大的民生課題。重慶市政府決定，未來幾年內，在重慶市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解決200萬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從2010年起，未來3年內，首先完成3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建設。

　　“重慶公租房幫窮人造屋，讓中低收入群眾有房住，‘租售並舉’的政策為新生代城市居民、大學畢業生、外來工作人員等中等收入以下的‘夾心層’置辦了第一份‘家産’。公租房政策就是‘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重慶公租房特點顯著，永遠姓公，除危舊房、城中村、棚戶區拆遷安置性保障房外，只建公租房，不建經適房，以此杜絕有人通過經適房來‘尋租’。”全國政協委員傅克誠在實地考察後深有體會。他認為，土地充足，得益於重慶早年建立的國有土地儲備制度；堵住兩個“黑洞”，租售並舉既可以防止出現經適房那種利益輸送的“黑洞”，又可防止無休止地修建公租房産生的資金“黑洞”；質量保證，公租房建設和管理全過程都由政府主導，任何房産商或企事業單位都不能從中插手牟利；公租房和商品房混建，商業服務、交通配套以及文教衛體等公共設施所有居民共享共用；資金融通體系健全，較好解決了公租房的投資來源。他建議總結推廣重慶公租房建設的經驗，儘快為保障性住房建設立法，加大對保障性住房建設的投入，減輕地方政府的壓力。

　　“儘快制定並頒布實施《基本住房保障法》，通過法律形式將基本住房保障體系明確固定下來，增強對住房保障工作的指引、推動和約束的效力。該法應包括上述各方面內容。也可考慮先制定《國務院基本住房保障條例》，試行一段時間取得經驗後，上升為《基本住房保障法》。”全國政協委員劉克崮建議。

　　吃水 天津：靠海邊如何不喊渴

　　【背景】

　　沿海城市天津淡水資源匱乏，人均淡水佔有量僅約160立方米，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15。同時，天津海水淡化日産能力已達22萬噸，居全國之首，但每天的供給量並不令人滿意。靠海邊的天津依舊喊渴？水資源短缺已成為天津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最直接最主要問題。

　　天津市水資源的現狀只能勉強維持城市的基本需求。除了在總量上稀缺之外，污染也較為嚴重，地表水除引灤輸水河道外的水質均為五類，水功能區達標僅為10%左右。加之城市供水沒有獨立的水源地，對外流域水資源依賴性強，這不僅使天津用水成本高，水量損失大，水質易受污染，而且供水保證率低、可靠性差，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和潛在的危機。

　　“要想發展，解決水危機的主動權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裏，‘等、靠、要’的方法已非良策。於是，好多沿海城市已開始把求水的目光轉向海洋，天津市打起海水淡化技術的主意，向渤海開源要水。”全國政協委員柴寶成介紹。

　　天津研發海水淡化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一是天津具有堅實的工業基礎，綜合製造能力強，而且有頗具規模的化工業；二是全國研究海水淡化技術最權威的機構、國家海洋局淡化和綜合利用研究所在天津，此外還有其他一大批涉海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以及實力雄厚的涉海企業；三是濱海新區屬新建高科技産業集群，思想開放，敢於創新，樂於接受和使用新技術。

　　柴寶成感慨萬千，如今，天津海水淡化日産能力已達22萬噸，儘管這些企業目前所産淡水規模還不大，對緩解天津缺水狀況仍是杯水車薪，但它讓人切實看到了向大海開源討水的希望。

　　針對淡水資源總量不足、分佈不均的狀況，全國政協委員王會生建議，將海水淡化提升到國家安全和生存發展的高度，及時做出戰略決策，加大政策扶植力度，加快規劃建設北方海水淡化基地。

　　他建議，國家應制定海水淡化發展規劃和政策措施，成立專門機構負責監管指導海水淡化項目實施，並完善海水淡化産業相關技術標準，對海水淡化水水質進行嚴格監測。同時，還應加大水價改革力度，為海水淡化水進入供水市場創造公平環境。“建設大型跨流域引水工程時，應與海水淡化進行比較研究，同等條件下應優先選擇海水淡化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