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失衡帶來經濟社會風險 權力資本在擴大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到2008年，按匯率計算的我國國內生産總值已躍居世界第三位。但是，由於長期積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導致我國消費開支對GDP的貢獻率一直呈下降趨勢，而內需和消費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國過分依賴外部市場，降低了我國的經濟安全性和長遠發展的潛力，甚至已經影響社會穩定。

　　我國收入分配失衡的四大表現

　　一、政府積累財富的比重越來越大而個人收入佔比越來越小

　　按發達國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麼多錢就不該收那麼多稅，百姓把錢交給政府是為了讓政府把錢花到為百姓服務上。然而我國各級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筆存款，成了食利者；同時地方政府還通過扮演“賣地商”的角色，聚集了大量賣地款，而且還屬於缺乏監管的賬外資金。央行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政府存款”項目下的資金額從1999年的1785億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億元，猛增了9.5倍！20年來在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佔份額越來越萎縮的同時，政府儲蓄率卻在節節攀升，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從10.95%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佔到了國民收入的30%。

　　因此，表面看起來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屬於百姓的儲蓄佔比並不高，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07年我國企業儲蓄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從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儲蓄所佔比重卻一直徘徊在20%左右。醫療及社會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大量儲蓄也不敢輕易花掉，從而導致居民消費能力受到嚴重抑制。

　　二、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而工農大眾收入偏低

　　30多年來，我國企業特別是廣大職工和基層科技人員為發展我國製造業、擴大對外貿易和開拓國內外市場都做出了很大貢獻。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年來，財富卻越來越多地向企業高管集中，而廣大職工卻沒有相應提高收入和福利。從中國與發達國家小時工資水平比較看，中國大約是0.2美元左右 ，歐美國家大體上是25—30美元。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勞動力價格低估和扭曲的問題。全國總工會2010年4月發佈的一個調研顯示，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不斷下降，而資本所有者和政府佔比卻大幅提高。從1997年到2007年，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 .74%；企業盈餘佔GDP比重從21.23%上升到31.29%，而在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中，證券業平均17 .21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業人均8 .767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業人均7 .58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 .6倍。而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行業的職工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

　　近幾年來，大企業特別是金融業領域高管與廣大職工的收入差距明顯擴大，特別是國企央企管理層自己給自己定的天價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體，已經引起國人的強烈不滿。據統計，我國現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層年薪動輒數十萬、數百萬甚至上千萬，而大多數員工月工資一兩千元，差距懸殊。新近發生職工罷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鋼鐵集團，據職工們反映，企業高管年薪上百萬，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資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僅嚴重脫離我國國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則，而且有違公平。

　　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三、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而農民消費嚴重不足

　　我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 .8:1擴大到2007年的3.33:1.

　　在農村，不僅社保、醫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長期在城市從事建設和服務業的農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醫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國農村外出務工者達1.51億人，其中參加養老保險者佔15.88%，參加醫療保險者佔27.5%，參加失業保險者佔10.1%，參加工傷保險者也僅佔33.5%。按三人之家計算，1.5億農民工涉及到4.5億人的負擔。由於大多數農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消費能力被極度壓抑。

　　四、權力資本的暴利在擴大而中小企業普通民眾的盈利空間被擠壓

　　由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後，對權力沒有形成有效約束，腐敗官員的比例逐年擴大，動則貪污受賄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的官員呈增長之勢。不少官員或通過審批項目和提拔官員大舉斂財，或在各類企業中擁有乾股分紅，讓擁有官股保護的企業獲得暴利的同時，卻使通過正常渠道辦事的普通守法企業步步艱難，使社會的整體運行效率大大降低。這種現象不僅會直接動搖我黨根基，加大民眾的離心力。

　　前些年的國有企業賤賣使許多有權者獲得了暴利，而大多數工人失業或收入下降。近幾年的土地買賣，也在不斷上演少數人暴富而大多數農民被嚴重剝奪的過程。許多農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時失去今後的生活來源，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擴大貧富差距的工具。通過不公平的發行制度，公眾投資者比大小非等機構的持股成本高出十幾倍，超高市盈率發行使股市在成批製造億萬富豪的同時，卻使億萬股民辛苦積蓄一生的財産遭受重大損失。這樣的制度形成對一部分人明顯的利益輸送，而對上億股民、基民則構成財富掠奪，使大多數投資者的消費能力受到重創。

　　另據社科院近日的一項調查顯示，此次4萬億刺激計劃，由於投資主要集中在重工業、基礎設施行業，主要是資本密集型，創造的就業機會較少。由於更多資源流入強勢企業和部門，對中小企業形成進一步的擠壓。據統計，2009年上半年，佔全國企業總數1%的國企獲得全國借貸的91.2%，而民營企業僅獲得8.2%。

　　貧富差距巨大會使社會矛盾愈加尖銳

　　以上四大失衡導致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愈加尖銳。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0.4是警戒線，一旦基尼系數超過0.4，表明財富已過度集中于少數人，該國社會處於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我國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兩年不斷上升，實際已超過了0.5，這是十分嚴重的信號。

　　中國貧困人口數按照國際標準測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國政府2008年確定的貧困線僅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僅0.3美元，這與世界銀行推薦的人均每天1 .25美元的貧困線差距極為懸殊。

　　正是由於收入分配的四大失衡，導致我國內需拉力不足，被迫嚴重依賴國外的消費和市場。很多國家隨著經濟發展和居民購買力增強，消費開支逐年提升，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發達國家消費開支佔GDP的比重達60%至75%。而我國消費開支佔G D P的比重卻呈逐年下降趨勢，由1985年的52%下降到2008年的35.3%。

　　貧富差距巨大不僅帶來內需和消費不振，帶來經濟風險，還會造成普通大眾的嚴重不滿和社會秩序的震蕩不穩，急需採取措施從根源施治。

　　緩解四大失衡提振內需的十條建議

　　貧富差距巨大的問題不僅僅從經濟結構上扭曲著中國經濟，也同樣從動力上瓦解著中國的經濟增長。民富才能國強，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內需才能拉動，經濟復蘇才能持久，社會才能穩定。為縮小貧富差距，使我國經濟發展從嚴重依賴外需過渡到主要依靠內需的支撐，我們建議：從“十二五”規劃期開始，從制度、體制和政策上，進行較大力度的改革，切實解決財富分配方面的四大失衡，使我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因此，制度的天平應向“貧弱”一方傾斜：

　　一、完善分配領域的稅收體系

　　通過稅收增減來調節和縮小社會貧富差別，是最有力的減少社會階層矛盾和動亂因素的有效手段。

　　要改變我國在初次分配中把過多的資源分給強勢群體和大企業的做法，並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眾傾斜，財稅要瞄準消費傾向大的普通百姓採取讓利政策：進一步提高“個稅”起徵點，減少普通百姓的徵稅額，取消低收入者的納稅。儘快開徵遺産稅、財産贈與稅、房地産增值稅等稅種，讓暴富者為社會平安提供些補償。對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買股卻十幾元、幾十元賣股獲得暴利者，應徵收暴利稅。應根據貧富程度和收入差別拉開稅收的不同檔次。將從企業徵收的“增值稅”改為到流通環節徵收的“消費稅”，以此促進政府從保經濟增長的“投資財政體制”轉向保民生的“公共財政體制”。

　　二、大幅提高職工收入和投資者收入

　　低工資曾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然而，長達30年的低工資，使中國的國富民強成為奢望，更使中國的消費市場無法拉動。中國工人平均工資至今仍只是美國工人平均工資的6%。而且沒有什麼社會保障。因此，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廣大群眾工資收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同時，要通過進一步改革新股發行制度，堵住最大的掠奪民眾的通道。新股應全流通發行，而且公眾股和大小非、大小限股票的發行成本應接近。這樣，大小非對市場的衝擊和壓力也會減少，公眾股投資者的利益也不會被大小非和機構剝奪。同時改革新股詢價制度，改變超高市盈率發行，在一級市場製造泡沫到二級市場掠奪的不合理現狀，解決特權機構的無風險暴利、上市公司高價圈錢等弊端。

　　另外，中國股市是全世界融資比例最多的市場，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大多數國際市場都沒有發行幾隻股票。然而僅2009年下半年，中國股市就替上市公司融資達5000多億元，僅12月份一個月就發行新股35家，而且發行市盈率高達70倍甚至100倍！超過上市公司需要募集的資金200%多甚至300%！建議制定嚴格的措施和規定，遏止上市公司“鐵公雞”現象，規定上市公司必須合理分紅，同時控制新股發行節奏，逐步形成真正鼓勵長期投資的環境。

　　三、變資源向大企業傾斜為向中小企業傾斜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過多地把資源向國有大中型企業集中，而國有企業效益低下、浪費嚴重的狀況並無改變，各級政府還將許多優惠政策向外資企業傾斜，然而外資獲得的利潤再多也是要全帶走的，並不能惠及中國老百姓。而真正吸納大量就業的中小企業卻得不到多少優惠，因此，今後國家應更多地將優惠和扶持轉向國內中小企業，除向民營企業開放許多行業的準入禁區外，還應在稅收優惠、資金支持上給予更多的傾斜。

　　四、加快社會保障和醫保改革進程，解除民眾消費的後顧之憂

　　由於前期民生欠賬過多，現在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空賬高達萬億之巨，而且空賬每年還以1000多億元的規模擴大，而個人賬戶現有實際資金的總額不超過500億元。應趁著現在政府財政殷實，儲蓄率高，儘快把民生的欠賬補起來，把錢實實在在地投到醫療、教育、廉租房、環保等公共服務上來，解除制約消費的瓶頸，提高居民的實際購買力。

　　五、加大建立現代慈善組織機構，救助弱勢群體

　　在改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同時，還要在三次分配上下功夫。即動員民間資源，通過企業和個人的捐贈進行第三次分配。建立現代慈善組織機構、鼓勵民間組織參與，救濟特困階層；同時在稅收上實行慈善抵稅制度，財政杠桿上給慈善捐助以鼓勵。充分利用民間資源和慈善捐助，共同進行慈善事業，可以和政府行為互相補充。

　　六、將壟斷行業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範疇

　　針對四大失衡狀況，一方面向民眾傾斜，另一方面要對佔有過多者有所遏制。打破壟斷，放開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壟斷行業的“準入限制”，讓國內民營企業進入這些行業充分競爭，同時放鬆政府對價格的管制，讓政府之手從這些施加影響的領域逐步退出，發揮市場的選擇優勢。當這些行業不再享受壟斷暴利，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就會逐步拉平。

　　同時，應完善國有公司治理和規範高管薪酬。對國有企業的高管薪酬應加以限制，高管薪酬與職工收入增長一般不應超過職工工資5倍，以合理的分配機制鼓勵廣大職工和科技人員創新、不斷提高企業競爭力，推動企業又好又快發展。還應迅速落實公佈官員及子女財産的制度，人民的公務員不能接受人民監督，這在哪個國家都是説不過去的。

　　七、大幅降低政府開支，節流部分用於惠民

　　我國各級部門行政開支過高，據統計，2007年我國政府開支佔財政收入的29%，美國為9%，歐洲為5%，而日本僅佔4%。這些年我國GDP每年增長不到10%，但稅收和行政開支的增長速度卻是百分之二三十，顯得極不正常，地方政府還擁有數額龐大且缺乏監督的賣地款等預算外開支。豪華辦公樓、公務豪車、公款吃喝、公款旅遊等幾項所耗費用就十分巨大。

　　因此，要採取硬措施約束政府的行政開支，減少公共財力被濫用，改變瀰漫于官場的奢靡風氣，增加政府財政活動的公開性和透明度。

　　八、完善國家規則及幹部考核評價指標

　　放棄只看重GDP的考核方式，以人均收入的提高為主要的考核指標。建議從“十二五”規劃期起，把縮小貧富差距作為重要的計劃指標之一。把保GDP增長變為保利潤、保人均收入增長，真正落實“以人為本”、共同富裕的理念。

　　九、有效約束官員權力，遏制政府與民爭利

　　由於目前的政治體制構架決定了民眾對政府幾乎沒有制約能力，而且近十年來政府越來越強勢，政府官員把持和支配了越來越多的資源和權力，在權力集中化和經濟市場化並行的過程中，不少政府部門利用公權力與民爭利的現象時常發生。

　　例如，現在很多地方政府成為賣地商，官商勾結本是政治的大忌，有些地方甚至是官商一體。在農村土地徵用中，不少地方的農民利益也處於嚴重的被剝奪中。

　　因此，在土地出售、行業準入、中小企業支持等領域，政府應向民間讓利而不是與民爭利這是拉動消費的當務之急。

　　十、政治體制改革應有實質性進展

　　目前嚴重的貧富差距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結構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經過一連串演化過程後呈現出來的最後結果。因此，扎紮實實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實現分配結構調整、減少貧富差別、拉動內需的必要前提。

　　因此，應通過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幹部選拔和考核制度、改進輿論監督機制、維護互聯網網民的充分議政權力，來有效增加民眾權力，以形成對官員權力的少許制約，促使權勢集團向公眾利益有所讓渡，這既對保護幹部健康發展有益，又能使減少貧富差距、拉動國內消費的舉措真正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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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壟斷行業工資過高危害甚大

　　在第三屆薪酬管理高層論壇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步正發再次批評了壟斷行業工資過高的問題。。

　　壟斷行業工資過高的危害有以下幾點：

　　首先，壟斷行業工資過高，損害了全民的利益。因為這些行業如電力、電信、金融等都是國有企業，他們所獲得的利潤，應該歸國家所有，並且由國家在全民範圍內合理地進行分配，包括用於對教育、醫療衛生、文化事業的投入以及扶助貧困人口等。但壟斷行業過高的工資，實際上擠佔了國家，也就是全民應得的份額，在客觀上構成了對全民利益的無理剝奪，這當然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其次，由於這些壟斷行業多半是行政壟斷，並不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勝出後形成的自發壟斷，所以它們的技術水平往往並不高，其管理和提供的服務也存在許多問題，而且他們也沒有儘快改進的動力和緊迫感。

　　第三，壟斷行業員工的收入與付出不成比例，也破壞了人才價值規律，使青年産生錯誤的心理預期。步正發在講話中舉例説，某市電力集團公司一名普通職工的月工資不到6000元，但是加上獎金、住房公積金及各種補貼後，其年薪可達15萬元，相當於全國職工年均工資的10倍。實際上，我認為這個收入也超過了許多擁有碩士、博士學位的白領的收入。正常的市場經濟向求職者發出的信號應該是：你的能力越強，貢獻越大，收入就會越高；但壟斷行業過高的收入發出的信號卻是：你的能力和貢獻同你的收入沒有必然聯絡，卻和你選擇的行業有極大關係。顯然，如果這種觀念盛行，青年就很難願意加大投入來提高自己的素質，整個社會的效率都會因此而受到影響。

　　全國工商聯：四萬億並未惠及中小企業

　　全國工商聯經濟部部長歐陽曉明表示，目前民營經濟佔到內地GDP總量的一半以上，但民間資本卻很難進入壟斷性行業。他同時直言，國家4萬億元投資並沒有惠及到中小企業。工商聯一直呼籲國家更多的關注中小企業，因為中小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體，只有中小企業蓬勃發展，其工作者收入穩定才會消費。如果消費群體集中在小部分的高薪階級，消費的“邊際效應”不會大。

　　他指出，國家4萬億投資沒有惠及到中小企業，並沒有大規模帶動就業。這些鉅額投資很多都投入到基礎項目建設，但其帶動的就業能力不如投資中小企業。

　　土地財政漸進還是漸退

　　自從2006年以來，北京土地出讓收入每年都以幾何倍數增加。2009年，土地合同出讓收入佔到政府財政收入2026.8億元的46%。2010年，北京市財政支出約為2228億元，市級財政支出安排894億元。

　　單純依靠財政收入很難支撐政府財政支出，土地收入與房地産稅收對支撐政府收入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政府是否已經形成了對土地收入的過度依賴？投資過度集中在房地産，實體經濟復蘇何時可待？

　　而這一現象絕不僅僅局限于北京一地。2009年中國各地城市的賣地收入都呈現飆升之勢，70個大中城市出讓金同比增加140%，其中，杭州、上海、北京、天津排名前四。

　　中國指數研究院日前發佈的《2009年中國土地出讓金年終大盤點》，2009年中國土地出讓金總金額達15000億元。杭州以1200億元拔得頭籌，上海達1043億元排名第二，北京928億元緊隨其後。天津也達到了732億元。而廣州、寧波、重慶、武漢、佛山、成都等地雖然在總量上與前四名有較大差距，但同2008年相比也實現了200%甚至300%以上的增長。

　　43家豫企高管薪酬近億元

　　據新華網河南頻道5月13日訊：雖然去年A股上市豫企的凈利潤與2008年相比下降了11.99%，但是，豫企高管今年獲得的薪酬卻比去年增長6.84%，達到9959.66萬元，其中，僅神火股份一家，公司管理層的薪酬總額即達1049.5萬元，約佔豫企高管薪酬總額的一成。

　　根據對省內43家上市公司的統計，去年A股上市豫企高管獲得的薪酬總額達9959.66萬元，與2008年9322.40萬元的薪酬總額相比，增長幅度僅為6.84%，明顯落後於全國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