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民間借貸行為存在交易隱蔽、缺乏監管、法律地位不確定、風險不易控制等特徵，非法集資、高利貸、洗錢犯罪等現象充斥其中，使企業面臨著更大的生存壓力，一些企業最終被高利貸逼入絕境，老闆負債出逃、跳樓自殺等現象屢屢發生，中小企業發展被蒙上了沉重的陰影。

　　2011年以來，國際經濟動蕩不安，我國出口業訂單萎縮、勞務和原材料成本持續上漲，以出口為主的溫州等地中小企業經營艱難，中小企業倒閉潮的傳聞甚囂塵上。同時，加上國家貨幣政策收緊，中小企業依靠銀行貸款融資之路幾乎被阻斷。融資難題使得企業不得不鋌而走險，轉求高利率的民間貸款。

　　但是，由於民間借貸行為存在交易隱蔽、缺乏監管、法律地位不確定、風險不易控制等特徵，非法集資、高利貸、洗錢犯罪等現象充斥其中，使企業面臨著更大的生存壓力，一些企業最終被高利貸逼入絕境，老闆負債出逃、跳樓自殺等現象屢屢發生，中小企業發展被蒙上了沉重的陰影。

　　民間貸款，到底是救了企業，還是毀了企業？

　　瘋狂高利貸

　　企業不可承受之重

　　在宏觀金融緊縮背景下，中小企業資金週轉困難，民間高利貸在全國各地盛行。溫州等城市甚至出現了“全民放貸”的瘋狂，而這只是民間高利貸瘋狂的縮影。

　　放眼全國，今年以來因民間高利貸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債、自殺等惡性事件在浙江、河南、江蘇、福建、內蒙古等地頻頻發生，呈現出範圍廣、利息高(年息超過120%甚至更高)、參與者眾(企業加入、普通家庭和個人捲入，甚至銀行也開始染指)、規模巨大等新特徵，令人震驚。報道稱浙江溫州市、義烏市、寧波市、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江蘇泗洪縣石集鄉、福建廈門市、南平建陽市等都已成為高利貸的“重災區”，這些地方幾乎是全民從事借貸，涉及資金數以千億計。

　　在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利貸已經代替了炒股、買房，成為許多普通老百姓最重要的理財手段之一。內蒙古大學的一份調研顯示，50%的鄂爾多斯城鎮居民都參與到了放貸與借貸的資本活動中，當地更是流傳著“只放貸不炒股”的説法。

　　2011年4月13日，包頭市惠龍商貿公司董事長金利斌自焚身亡。金利斌身後高達12.37億元的鉅額民間債務浮出水面，也揭開了包頭民間借貸瘋狂的面紗。

　　據相關媒體報道，惠龍商貿公司民間高額利息融資共達12.37億元，銀行貸款1.5億元，合計14億多元。起初，債權人獲得了不菲的利息回報：借貸10萬元以下的債權人每月2分利；借貸10萬元以上的債權人每月3分利，比存在銀行裏的利息高出數倍。

　　金利斌的倒下，在民間金融活躍的包頭引發了一場地震。據悉，金利斌的民間借貸在包頭可謂鋪天蓋地，參與者有公務員、餐館老闆、教師，甚至賣菜小販，幾乎囊括了各個階層。數百萬元、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借款在金利斌眾多的債權人中並不罕見。

　　有媒體稱，當地不少人用自己的房産、汽車作抵押，向銀行貸款，再借貸給金利斌。當地甚至盛傳有銀行職員借職務之便，高息吸儲再轉手借貸給金利斌，只是為了獲得高額的利息收入。據傳有不少典當行也是惠龍的大債權人。

　　而在外界戲稱為“寶馬鄉”的江蘇泗洪縣，今年春節後也出現了全民借貸狂潮，據當地不完全統計，該地資金需求量的激增導致高利貸民間融資佔全縣民間融資規模的85%以上，約20億元。但5月底，高利貸鏈條一夜間斷裂，窮困群體上億血汗錢打了水漂，産生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民間高利貸在河南也出現了狂飆現象。根據河南省民營經濟研究會提供的數據，2010年底，河南的擔保公司已從2007年的100多家飆升至1640家，約佔全國擔保公司總數的1/4。媒體報道稱，擔保公司多涉“高利貸”。

　　今年6月，廈門融典融資擔保公司爆發的鉅額壞賬危機，涉及資金37億元，其根源在於擔保公司高利轉貸而債務人無法及時償還借款導致資金鏈斷裂。9月中旬，福建安溪縣發生城廂鎮公德村主任、擔保公司業主許火從拖欠本息3億多元出逃案。據悉，許火從經營的擔保公司以1.5至2分的利息吸收民間資金，再以3至5分甚至更高的利息放貸款賺取利差，由於一些借款人無法按期償還借款，許火從資金鏈斷裂，於是出逃。

　　2011年8月17日，一則《福建驚曝傳銷式高利貸案，公務員農行員工入甕老闆自殺》的消息震驚福建。據統計，僅事發地福建建陽當地擔保公司的損失累積已超過10億元，而廈門民間高利貸至少100多億元。有分析人士認為，官方統計的只是已經崩盤並且報案的，只是高利貸的冰山一角，絕大部分高利貸受害者怕受到牽連選擇不報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