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店出版社總編輯馬建農

　　記者：專業人才對文創産業的發展重要性不可忽視，但是這樣的專業人才在做經營時是不是有欠缺，也就是我們現在説文化人做買賣很難成功？

　　馬建農：我給你舉個例子。我和我們社的社長搭檔得特別愉快。他有很強的市場嗅覺，也有很多創意性的好點子，當他提出一個思路時，我能保證用文化的形式實現它，並且能夠保證這裡的文化內容絕對專業並且正確無誤。當他提出市場現在可能需要什麼樣形式的東西時，我能按照他的希望推出産品，從圖書的出版前言、編纂方法到具體的內容編校絕對都能保障專業品質。文化的專業支撐是文化産業經營的最根本的東西，文化專業人士就是要做好這種支撐。這是文化創意産業真正發展起來的標誌。比如茶館經營的茶，在門口是二分錢，到了雅間就翻好幾倍了，這兩種東西是不一樣的，一種是茶水，一種是文化。

　　記者：剛才您提到茶水和茶文化的價格差異，請問古籍在市場上的價格是如何定位的？又是如何做自己的成本核算的？

　　馬建農：我們古籍現在定價模式是兩類，一類就是純成本定價。比如我們有的書就印刷二十幾本，我只能按照生産成本、繳稅及應有利潤作為成本核算，該多少錢就多少錢。大多數古籍都是這樣的成本定價方式。舉例來説，這本《山堂先生群書考索》，這是收錄到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裏的書，宋版。這個書的複製過程非常繁瑣，我們只能按照成本定價。另一類就是有收藏鑒賞價值的古籍定價，這部分圖書的定價是按照收藏者的購買慾望和收藏能力定價的。比如像這個長7米的經文就是這種類型，這都是手工裱的，不可能大規模生産的。它是原來在杭州雷峰塔的廢墟空心磚裏發現的，非常珍貴，定價非常高的，面向書法愛好者和收藏者。

　　記者：如此看來，我們這個領域與普遍看來的文創産業是不同的，對文創産業的認識應該放開思路了。

　　馬建農：我們將老祖宗的東西拿出來，經過努力讓它們重新綻放光彩，滿足人們的文化需要，這也是文創産業的一部分。只不過它的表現方式和運營方式與其他類別的規模化産業化的文創産業不同。我們現在都鼓勵文化的多樣性多元化，文創産業的經營模式和盈利方式也應該走多元化的道路，不同的行業不同的領域就是應該區別對待區別運營。比如你們的“老二分”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講，就是在消費一種懷舊和情節，是在那裏讓我們能想起我們的當年和那段歲月。而另外一部分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就是喜歡去二樓會所感受成功人士的滿足感。這兩類人有各自不同的需求，就應該有不同的産品去服務於他們。

　　記者：出版産業如今面臨網絡的衝擊，定價不但上不去反而只能下跌，對於非常薄利的産業來説真是越來越艱難。您怎麼看這個問題？您認為文化創意産業當前的重點工作應該是什麼？

　　馬建農：我就跟我們的編輯説過，網絡的出現意味著一批圖書生産企業要死亡，但是我們的圖書是無法網絡化的，所以咱們要堅持。舉個例子，中華書局以前出過一套精裝古籍，我用同樣的內容出過一套線裝版本。我瞄準的是高雅文化追求的讀者，他瞄準的是圖書館藏和學者，讀者對象不一樣，都有各自的市場。過去的圖書是擔負教化、傳播知識的功能，現在傳播知識的功能被網絡替代了，以後讀書就會成為奢侈的文化活動了。過去我們只強調文化、專業、學術，而不強調社會性和市場化，我認為文化要是不為老百姓服務，這個文化就沒用。做文化一定要考慮服務對象的需求，線裝圖書是經過歷史早已驗證的保存期長、不變色、不褪色的出版物，而現有的圖書紙張都無法滿足這個需求，最多存放時間也就是七八十年。電子存儲也有其風險，過去我們的三寸軟盤，現在基本都沒蹤影了。而當前，我們又走到了另一面，過多地強調市場化産業化，追求經濟效益，忽視文化內涵，這個也有問題。市場化是必須的，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我們在進行市場化的過程中往往過於關注經濟形式、經濟形態、經營模式，而忽視了的文化創意産業的根本是文化。是文化要進行經濟模式的轉型與市場對接，而不是造出一個模子來冠名為文化。通俗地説，我們要考慮的是怎麼讓文化賺錢，經濟越發達，文化的價值就越高，我們有好多方式可以改變文化的表現形式以滿足市場需求，經典也是文化，時尚也是文化，我們應該在內容上多下功夫，多考慮怎麼讓它們適應當代人的需求。應該努力去研究具體的問題、不同專業的微觀領域的特點，作為文化創意産業一部分如何與宏觀政策對接上，這才是當前最重要的事情。

　　記者：一些傳統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市場化時是否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他們是如何解決其中的矛盾的？

　　馬建農：我們去英國考察，收穫很大。我們面臨的都是文化産業經濟轉型的問題，英國轉型比較順利，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因素：其一，英國整體經濟水平比較發達，這意味著英國民眾整體受教育程度比較高；其二，英國民眾生活狀態比較好，這意味著他們的文化消費習慣比較好，文化消費需求也比較大。所以一旦出現轉型，市場需求量不會下降。因此他們把老舊廠房改換成博物館時，就有相應的人群需要，願意去。一個國家形成一個文化消費概念不是幾天號召能建立起來的。拿春節放鞭炮來説，為什麼根本禁不了呢？有幾百年上千年的文化習慣了。我們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還很大，所以我們的轉型更為艱難。

　　記者：請您給我們茶館的文創發展提點建議吧？

　　馬建農：我跟咱們大碗茶有著很深的淵源了。1978年我高中畢業，錄取我的院校我不喜歡，就暫時待業在家。工作也不好找，有很多返城知青還在待業。我和幾個同學在前門這兒支攤子給人照相，做了一陣兒。我們那會兒天天從尹盛喜先生賣大碗茶的地方經過，特別羨慕他們，因為他們有工作啊，一直在想怎麼我們那片沒這麼個人把我們組織起來做點工作呢。1981年以後我們同學該當兵的當兵，該上學的上學，就散了。上世紀80年代初大碗茶商貿公司成立了，尹先生一直想做茶文化，而我母親出過一本書叫做《中國茶文化》。尹先生找到我們，想和社科院聯合搞一個茶文化研究院，我現在可能還有他當時的設計方案，當初也在你們那裏開過幾次會。後來我母親因為承擔另一個項目忙得就沒顧上。另外那時候商業工作者覺得學者太學術化，而學者總覺得做生意的人沒文化，所以也沒對接上。但是尹先生是真的非常熱衷文化的，從後來尹先生走的路我們也能看出來他當初的一腔熱情。可以説我和大碗茶的淵源很深了。我覺得作為文化創意産業來説，大碗茶做到目前為止真的是很成功的。首先它取得了很好的效益，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這一點是大家公認的，既叫好又叫座；第二它確實是以茶文化內涵為支撐，同時融入了北京傳統文化的積極養分，雙重文化支撐使得它在文化發展的空間更豐滿；第三它以這種形式在北京成為一種典型的標誌，就是你們説的“北京名片”。從這三點看，茶館做得是成功的。如果有建議，就是希望把北京文化做得更細分細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