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語錄

　　○與中國談判，意見不一致的情況時有發生。但雙方仍然相互尊重，中國很少將貿易摩擦當做人身攻擊。

　　○除了美國方面因為政治壓力對中國發起的訴訟，我發現中國違反WTO條款的情況可以説是少之又少。

　　○未來十年，中國很可能成為支撐國際貿易、制定國際貿易政策的主要國家。

　　○中美兩國政府官員對兩國貿易參與越少越好，政治對貿易的影響越少越好。

　　編者按

　　中國入世十週年跨國訪談，本期訪談嘉賓是2002—2005年期間擔任美國助理貿易代表的傅瑞偉（Charles Freeman）。在這篇專訪中，傅瑞偉以專家的眼光，對中國入世十年取得的成績不吝讚美之辭，同時也以專家的眼光，對中國入世後知識産權保護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對中美的貿易摩擦，對WTO條款的使用等，從美國人的視角進行了剖析，觀點犀利。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坐落在華盛頓的K街1800號。

　　走進這棟樓之前，記者的心情忐忑不安。雖然傅瑞偉的工作單位在以“遊説”聞名的K街上，但採訪前不止一個人給記者打過“預防針”，説傅瑞偉是個非常低調寡言的人。

　　中科院美國所的老師一聽説記者要去見傅瑞偉，就直接拋出一句狠話：即使不吃閉門羹，從他嘴裏想撬出幾句話，也是要“絞盡腦汁”的。幾經波折，好在拿著《南方日報》的邀請函敲開了傅瑞偉辦公室的大門。

　　【中國情結】受父親影響，16歲即與中國結緣

　　南方日報：您還記得第一次來中國是什麼時候嗎？

　　傅瑞偉：1981年。我當時才16歲，隨我父親來到北京。對我來説，那個年份（的印象）太深刻了。中國才剛剛改革開放，還比較落後，但一切都是嶄新的、生機勃勃的。

　　南方日報：作為曾經的美國助理貿易代表，如今又成為專職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您和中國結緣不淺，那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你持續對中國抱有興趣？這裡面有您父親的影響嗎？

　　傅瑞偉：與中國結緣很大程度上是受我父親的影響。如你所知，我父親是尼克松總統訪華會見毛澤東時的中文翻譯。受他的熏陶，我從小就對中國感興趣，比如説文化、語言、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後來16歲第一次去中國又正趕上改革開放初期。面對我精神世界裏的這片“新大陸”，當時興奮壞了。

　　在青年時代，我就有預感，中國採用改革開放政策後，很快可能會成為一個經濟強國。這也是我非常感興趣的一個方面。如何改變中國，啟動市場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這也導致我後來一直都在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

　　【談判細節】意見不一致時有發生，尋求共識“對事不對人”

　　南方日報：2002年到2005年，在您的美國助理貿易代表的任期內，關於中國，有哪些值得回憶的細節？在您看來，入世之後的中國發生了哪些明顯的轉變？

　　傅瑞偉：我記得印象中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當時中國還沒有加入WTO，我聽龍永圖説過，他在日內瓦看到WTO成員國，諸如美國、日本、巴西等國家聚集在一起進行激烈的討論，指責對方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對，但討論結束之後，大家還能夠高興地相互握手，對之前的指責毫不介意。他認為這種相互指責，這種對事不對人的討論，對中國人來説非常不適應。而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也慢慢地適應了這種方式，雖然過程中存在著相互指責，但並不是針對某個人的。

　　我在做助理貿易代表的時候與中國談判，意見不一致的情況時有發生。但是雙方仍然相互尊重，中國在談判中很少將貿易摩擦當做人身攻擊。而在加入WTO之前，情況正好相反，所以在這方面，中國發生了很大變化。

　　在很多參與到其中的西方國家眼裏，認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能夠加入WTO並且遵守有關的法律法規，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雖然中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是能夠看到中國在加入WTO過程中遵守有關的法律法規，並繼續促進法制建設的開展，這一點是令人感到滿意的。

　　南方日報：美國當年可以説是中國入世談判時最難攻克的堡壘。您是如何看待當年入世談判時，美國給中國貿易條件上設置的“重重障礙”，您又是如何看待十年來美國對中國態度的變化？

　　傅瑞偉：在我擔任助理貿易代表的時候，美國對中國加入WTO非常擔憂，認為中國一旦加入WTO會對美國經濟很多方面，尤其是勞動力方面帶來巨大的壓力。實際上在中國加入WTO之前，尤其是加入了WTO之後，美國經濟的很多方面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其中也包括中國在WTO中的角色和表現。除了美國方面因為政治壓力對中國發起的訴訟，我發現中國違反WTO條款的情況可以説是少之又少。

　　歸根到底，美國其實是一直都希望看到中國能夠加入WTO，但是中美兩國的貿易協議，還有WTO這一體系的存在都是基於大量的法律條款。

　　中國與古巴不同，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中國政府對WTO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因此中國要加入WTO，整個協議勢必涉及各個方面，也就要有大量的法律條文作為依據。所以，整個協議的簽訂都是為了中國能夠不僅僅成為一個成員，而且要成為新一代WTO的代表國，成為WTO成員國的典範。這對當時的中國來説還是比較困難的，需要中國內部進行多方面的調整。入世十年後，看到中國加入WTO後所取得的成就，無論是法律法規方面還是別的方面，無一例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國工業的發展産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同樣，中國作為WTO新一代的典範，無論是從重要性還是從代表性方面，對WTO其他成員國，包括美國，也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所以美國很多人，包括巴爾舍夫斯基、佐利克、希爾斯都認為，中國對促進WTO及美國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都希望WTO能夠越來越好，成為促進貿易自由化和市場改革的動力。如果當初對中國加入WTO的要求沒有那麼高，那麼中國對WTO的發展以及在這個過程中角色轉換的影響力就沒有那麼大了。

　　【十年發展】出口體現競爭優勢，知識産權保護突破最大

　　南方日報：您如何評價中國加入WTO十年以來取得的進步？覺得中國在哪個領域取得的突破最大？

　　傅瑞偉：總體來説，中國加入WTO之後的表現是非常優秀的。中國出口的發展反映了中國的競爭優勢。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其智囊也根據WTO的條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我認為，中國在知識産權保護領域有所突破。現在中國知識産權意識確實有所提高，因為很多中國的發明人看到了自己發明的價值，因此意識到了知識産權保護的重要性，因而知識産權保護意識也有所提高。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政府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過去中國政府認為知識産權保護是西方的價值觀念，而現在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知識産權保護是一個全球通行的價值觀念，而且知識産權保護對中國的發展也有著重要意義。

　　雖然政府態度發生了轉變，但是在地方層面還有個人層面，這種意識仍然比較薄弱，所以中國仍然在提高知識産權保護意識和加強執法力度方面進行努力。隨著中國各個層面知識産權意識不斷提高，中國與美國、與世界在這方面的差距不斷減小。

　　南方日報：您覺得中國在履行WTO義務方面做得怎麼樣？中國應該如何繼續提高其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

　　傅瑞偉：在很多方面中國很好地遵守了WTO的原則，但是在其他方面，其中就包括出口限制這方面，我覺得制定這一政策的人還可以更重視WTO原則。

　　【未來定位】中國很可能成為制定國際貿易政策的主要國家之一

　　南方日報：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那麼您對中美未來經濟合作與發展作何展望？

　　傅瑞偉：中美兩國的關係實際上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差。人們看到中美兩國之間有不少貿易爭端，就認為中美兩國的貿易關係也一定很緊張，實際上並非如此。

　　美國方面認為中國貨幣價值偏低，而中國則希望美國能夠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儘管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這是中美兩國貿易關係不斷成熟的標誌。中美兩國的貿易額達到4000億美元，沒有問題是不可能的，但是4000億美元本身就説明了中美兩國貿易的成功。無論是在貿易關係還是經濟一體化方面，中美兩國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981年，中國將美國作為經濟發展的模範，但是覺得中美兩國差距太大，沒有辦法達到美國的發展水平，但是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經濟不斷發展，而美國經濟卻在衰退，所以中國將美國作為經濟發展的助力這種想法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中美兩國未來的經濟合作將不斷發展，但是同時肯定也會面臨著不少問題。中美兩國的經濟關係是異常緊密的，儘管我們之間存在問題、摩擦、誤解，但是總的來説中美兩國的商務人士長時間以來一直都在努力發展兩國的經貿關係。中美兩國政府官員對兩國貿易參與越少越好，政治對貿易的影響越少越好。

　　南方日報：您認為中國在未來10年中在國際貿易中將扮演怎樣的角色？

　　傅瑞偉：中國很可能成為支撐國際貿易、制定國際貿易政策的主要國家之一。但是中國現在仍然面臨著國家內部問題的挑戰。所以中國希望美國和西方國家能夠在國際貿易體系中起領導作用，這樣中國就能夠集中精力解決內部問題。但是問題是現在中國對全球貿易體系的影響巨大，中國政府不可能忽略這一點，僅僅關注內部問題。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整個國際貿易體系將會崩潰。所以問題並不在於責任是什麼，而在於由誰來承擔這一責任。

　　即使美國希望能夠管理國際貿易體系，現在美國的政治經濟情況也不允許，所以美國需要中國，還有其他國家，包括印度、巴西等來推動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地位還沒有確定，因為過去美國一直起著領導作用，但是現在情況卻發生了變化。

　　■人物特寫“感謝我的父親，把我帶到中國”

　　傅瑞偉，2002—2005年任美國助理貿易代表，專職負責中國事務。在他的政府職業生涯中，曾經在協助中國、蒙古等亞洲各國形成總體貿易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除在政府任職以外，他還做律師和商業顧問。如今，傅瑞偉作為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項目部主任，近年來一直致力於研究美國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尤其是經貿關係。幾十年來，亞洲和美國成了他生活、工作的軸心。尤其對中國，他更是懷有一份難以言表的特殊情感。

　　1981年，當16歲的傅瑞偉第一次隨父親來北京，看到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就立即被這片土地無限的可能性所吸引。“與中國的緣分，一直是我人生中的驕傲。”他的父親傅立民，是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會見毛澤東時的翻譯，見證了中美關係那場歷史性的破冰之旅。

　　而他一家與中國的淵源還不僅如此。傅立民的曾祖父老弗裏曼先生1915年就來到中國，在清華大學任教，作為一名水利工程師，參與了中國三峽大壩的最初設計。

　　傅瑞偉也並不似一般避諱談及自己父輩的名人後代，作為美國媒體報道中的第二代“中國的手”，他樂觀積極地肯定“家族傳承”對他的影響。他説：“感謝我的父親，把我帶到中國，引我踏上了解中國的歷程”。

　　■記者手記談中國入世十年他總結得很認真

　　因為父親傅立民的緣故，傅瑞偉的中文講得非常地道。基於這一點，記者建議訪談是否改用中文，他謙虛又幽默地回應道：“專業問題還是用我的母語講吧，中文説得溜的全是‘廢話’”。

　　然而在整個訪談過程中，傅瑞偉沒有一句多餘的廢話，他甚至很坦誠地告訴記者，在經貿領域美國拿政治作秀有多無聊。

　　傅瑞偉透露，在他還是助理貿易代表的時候，人們就指責布什政府因為對華貿易政策而導致了失業問題嚴重，喪失了大量製造業的就業機會。卸任後，他希望開展一項研究來證明就業機會的減少並不是對華貿易造成的。但是受到了美國政府內部有些人的阻撓。因為如果最後證明了美國的失業並不是由中國造成的，那由誰來負責任呢？如果不是中國的問題，那麼就一定是美國的問題，但是在政治上，寧願這是中國的問題，而不是美國的問題。

　　他的辦公室墻上貼滿了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宣傳畫，如“建設四個現代化”和“工人階級有力量”。傅瑞偉笑言，1981年第一次到中國什麼都是新奇的，可見那段歲月給少年時期的他打下多深的烙印。

　　所以和他談中國入世十年的發展，傅瑞偉會很認真地總結，“于公于私的個中緣由，我比誰都願意看到中國貿易的開放和經濟的發展”。（南方日報特派記者 謝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