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嘉賓

　　曹鳳岐 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

　　孫 傑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魯政委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呂隨啟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係副主任

　　沈明高 花旗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

　　趙錫軍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

　　編者按：任何一項制度安排都是紅利和機會成本共生的“雙刃劍”，入世亦不例外。毫無疑問，入世成就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同時也讓我們思考，在這過去十年，中國企業變得更具競爭力了嗎？“入世紅利”是否增加了經濟轉型的阻力？中國企業家是否藉此具備了“契約精神和規則意識”？中國經濟“過度開放”還是“開放不足”？為此，本報特別策劃了《激辯入世十年》，將不同甚至是針鋒相對的觀點引入辯論，惟願如刀鋒一樣的觀點能夠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多有裨益。正如蔡元培所説，多歧為貴，不取茍同。

　　為了加快與國際市場接軌，從2005年起我國啟動匯率機制改革，逐步降低美元在人民幣匯率中的參考權重並引入更多的參考貨幣，六年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30%。有人認為，人民幣升值過快中傷了大量的沿海出口型企業；也有人認為，人民幣升值所啟動的倒逼機制加速了中國經濟轉型步伐，提升了對外投資及外資利用效率，雖然代價巨大，但仍然值得……

　　■關鍵詞：升值空間

　　從2005年7月21日我國啟動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六年間累計升值30%，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13.5%和23.1%，這一步伐到底是快是慢？

　　正方

　　“仍有進一步升值空間”

曹鳳岐

　　曹鳳岐：六年之間人民幣兌美元升值30%的速度並不慢，但未來人民幣仍有進一步升值空間。從國際市場的趨勢來看，美元貶值是大勢所趨，人民幣的升值也是理所當然，但升值幅度不會像美國要求的那麼快。

沈明高

　　沈明高：人民幣升值速度快不快應該由市場説了算。如果説一國貨幣匯率已經到了均衡點，那麼它的波動幅度應該有所擴大，但目前來看，人民幣波動區間仍然較小，這説明人民幣還沒有到達“可升可貶”的均衡狀態。所謂的均衡是個相對的概念，只有幣值真實反映了市場供需水平，才能説明它是均衡的。

趙錫軍

　　趙錫軍：匯率的均衡是一個動態的水平，市場供求、國際收支、國際貿易、跨境資本投資等因素都會影響匯率水平，而這些是時時變動的，因此很難説人民幣現在已經達到均衡了。長期來看人民幣應該還有升值空間，但短期波動會比較大。

　　反方

　　“匯率已接近均衡點”

魯政委

　　魯政委：加入WTO後，人民幣升值速度“不算慢”，人民幣匯率現在已經接近均衡點，真正實現“可升可貶”。

　　並且，在升值過程中，部分出口型企業確實受到了一定影響。

　　目前，中國出口的大多是附加值較低、行業平均利潤率偏低的加工産品，例如“紡織”、“傢具”、“服裝”等，人民幣升值太快，將令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陷入困境。

孫傑

　　孫傑：從2009年“二次匯改”以來看，人民幣升值速度有點快。

　　不過，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與貿易盈餘的增長基本吻合，經濟增長減緩，貿易盈餘也在減緩。中國出口加工企業和貿易企業已經受到人民幣升值衝擊，勞動力貢獻率的增長已經基本為負。在全球經濟尚未完全恢復、歐美等國貿易需求不強的背景下，中國所能承受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基本上也就這麼高了。

　　■關鍵詞：匯改作用

　　通過人民幣漸進式升值來改變中國粗放式出口增長方式，促進産業升級，把經濟拉動力轉變到內需上是中國匯改的目的之一。現在，其結果能否達到當初預想目標？

　　正方

　　“升值倒逼企業轉型”

　　趙錫軍：匯率是一種價格調整工具，對我國經濟體制轉型起到了積極影響。

　　從貿易的角度來看，近年來我國貿易順差已經大幅下降，進出口規模得到平衡，按美元口徑計算的貿易盈餘目前比2008年頂峰時低45%。2009年、2010年貿易順差佔GDP比重分別為3.9%和3%，今年上半年降至2.8%，國際收支失衡正在趨於改善。

　　此外，進出口結構也進一步優化，初級産品、勞動密集型産品出口比例明顯縮小，取而代之的是機電等技術含量較高的商品。

　　從資本投資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升值能夠降低中國企業海外的成本，加快中國對外投資合作步伐，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到688億美元，同比增長21.7%，連續9年保持增長勢頭，年均增速為49.9%。同時，人民幣升值還會提高國際企業、機構對中國的投資興趣，數據顯示，中國投資實際使用外資連續19年居發展中國家之首，2010年突破1000億美元。

　　孫傑：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具有正面作用，但如果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中國的許多出口企業將無法消化匯率升值的衝擊，因為出口利潤本已很低，升值將使企業陷入虧損境地。因此必須要讓企業有時間適應並改進技術水平，增加出口附加值，才能實現經濟轉型的目的。

　　反方

　　“匯率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呂隨啟

　　呂隨啟：按照“十二五”規劃的精神，我國要逐步通過技術創新和産業結構的升級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這一過程中，人民幣匯率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經濟結構調整不能完全依靠匯率改革解決，還需要政府、企業的共同努力。

　　魯政委：無論是從避免經濟泡沫化的角度，還是從促進産業升級的角度，或者從短期避免出口企業過多倒閉造成較大失業壓力的角度，人民幣過快升值都是不可取的。

　　從日本當年的經歷來看，並沒有因為匯率的升值而減少其順差，與不升值時相比，順差的規模反倒更大了。

　　沈明高：全球經濟將面臨較長時間低增長，甚至間歇性負增長，中國長期以來以外需依賴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正接近結束。

　　長期而言，中國應逐漸從外需投資（為出口而投資）轉向內需投資（為國內消費和服務業發展而投資）。人民幣升值會擠壓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利潤，使一些出口企業受到衝擊甚至倒閉；但若因此而拒絕升值則會導致“長痛”，會導致外匯儲備更快速增長，未來人民幣被迫加快升值時所帶來的損失可能會更大，政策選擇上也會更加被動。關鍵問題是，人民幣升值必須伴隨著勞動生産率、技術水平的同步提高，否則中國製造業將逐步失去其競爭優勢。

　　■關鍵詞：匯改走向

　　儘管人民幣升值明顯，但仍擋不住歐美等國家動輒就拋出的“人民幣匯率低估論”指責。複雜形勢下，未來人民幣匯改何去何從？

　　正方

　　“亟待擴大人民幣波動幅度”

　　魯政委：雖然歐美等國屢屢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施壓，但人民幣升值其實並不是中國加入WTO的條件，人民幣沒有必要因為國際輿論的壓力而升值，而應該按照目前的節奏穩步推進匯率制度改革，實現“匯率自由化”。

　　我個人認為單邊剛性升值的人民幣匯率，是鉅額外匯儲備、外匯管制力度持續加強的總病根，我在兩年多前就強烈呼籲過擴大人民幣兌美元波動幅度，明年或許有這方面政策出臺。

　　根據我國此前確定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原則，“重在參照一籃子”，預計未來“籃子”中會有更多的幣種與人民幣詢價交易。同時，有利於規避匯率風險的新的外匯交易産品也會繼續引入。

　　反方

　　“審慎放鬆資本項目管制”

　　趙錫軍：匯改成功與否並不在於匯率水平的高低，而是市場機制的完善，成熟的匯率形成機制應當能真實反映市場的供求水平。

　　因此，下一步匯改應逐步放開資本賬戶、積極促進人民幣可兌換進程，讓外匯市場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外貿及投資活動服務。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外匯市場有很多投機性交易，也就是“熱錢”，這部分跨境資本並沒有流入到實體經濟中去，沒有真實的交易背景，“熱錢”的大進大出容易給我國經濟、金融市場造成負面影響，只有外匯管理水平能及時、準確地甄別“熱錢”，將“熱錢”擋在門外，才能適當放開資本項目的管制。（商報記者 孟凡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