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中午消息，以“關注增長質量，掌控經濟格局”為主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新領軍者年會(即第五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9月16日在大連舉行，新浪財經進行全程直播報道。以下為“管理全球經濟：新環境”會議嘉賓英國前首相布朗發言實錄。

　　主持人Nik Gowing：全球經濟治理這個話題，也是我們接下來一個小時當中三位發言人主要圍繞的話題。我們今天在場的發言人是戈登布朗，以前是英國首相，現在仍然是英國議員，還有寶辰集團首席執行官，還有楊榮文先生。現在我們看到已經出現了一個惡性的循環，我們現在需要能夠解決全球經濟以及金融環境當中的政治功能紊亂的問題。還有 UBS的一個交易員，因為挪用20億資金被逮捕，後來發現其實是有超過500億都沒有很好的找到它的出處，因此過去幾年的問題我們現在還有，世界銀行業曾經説過，我們現在是總體環境進入創傷時代。金融時報上周也提到過，我們現在到底怎麼樣能夠更好的讓全球經濟和政治發揮效果，加強它的效果，我們其實是有政治能力能夠做正確事情的。

　　布朗：首先我非常榮幸今天來到大連，也和施瓦布博士一起，我要讚賞你對世界經濟論壇取得的成績。我們現在遇到世界經濟的問題，在過去幾個月當中對世界政治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時期。我們曾經遇到過經濟危機，我們有20國集團，20國集團要做三件事情，首先是防止全球衰退，我們應該説採取了行動也做到了這一點，但是兩個我們達成的協議卻沒有實現，其中一個是要重新打造全球金融系統，有一個全球的標準，這個我們現在是靠各國的標準解決問題，而不是全球的標準。第三個目標是達成全球增長的協議，也就是説我們需要各個洲的政府協作把經濟推上去走出衰退，這個事情也沒有解決。應該説我們在匯率方面、貨幣方面，都沒有能夠達成一個很好的全球一致意見，這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恢復信心。

　　歐元現在是全球的重點，歐元現在的狀況沒有辦法生存下去，需要大量的改革。要了解歐元的問題，我們曾經對於英國要不要加入歐元也曾經討論過。大家看到全球帳務的問題，可能覺得這是財政的問題，但是我覺得説到底還是銀行的問題，而且以前是銀行的問題現在還是銀行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歐洲的銀行總體而言，他們的負債可能要比美國的情況更加多，而且我們也沒有辦法很好的對銀行進行注資，所以銀行沒有辦法得到很好的注資。此外還有主權債務的問題，主權債務的問題也是因為我們沒有很好的解決銀行的負債問題。要解決歐洲的問題，你就必須要明白它是銀行的問題、增長的問題，也就是説歐洲經濟沒有辦法擺脫經濟衰退，這不僅是財政的問題，我們需要三個方面協調一致解決這個問題。

　　我認為唯一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法，能夠真正確保歐洲經濟進行增長，並且確保銀行和財政問題解決的方法，就是要保證歐洲要朝外看也要朝內看，歐洲要作為全球經濟的一部分進行全球的貿易。我們必須確保怎麼能夠把自己更好的跟全球聯絡在一起，歐洲必須要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一部分，歐洲可以出口，美國也要出口，中國要增加消費，印度要打開市場，我們就要有一個全球的協議，確保這些事情能夠做成。同時，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要讓中國看到它有一個出口的市場，要讓美國意識到它也可以對全球經濟作出貢獻，大家都可以有更多的消費。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就能有更多的信心，能夠帶來經濟的增長。

　　未來十年歐洲和美國的經濟都是比較低增長的，而且有很高的失業率，而且也沒有辦法共同協作來打擊保護主義。我們一定要注意這些問題也是上世紀30年代低增長甚至於負增長的原因，我們必須要有全球性的思維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主持人Nik Gowing：政治紊亂這也是30年代的問題。

　　布朗：30年底的時候國王對英國政府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件，就是寫給英國政府希望解決。其他人當時是怎麼説的呢？歐洲的問題很多人説是有很多的破産、通脹，但這並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根源問題是沒有解決的銀行問題，而且沒有辦法獲得增長，我們必須找到辦法獲得增長。的確我們是出現了缺乏政治領導力的問題，在聯合國我曾經也提議必須要有一個全球的議程知道你要做什麼，而且必須要有全球的提議。就像我們09年應對危機一樣，必須要有提議，還必須要採取行動，我希望各國的領導人能夠建立起這樣一個全球的議程。

　　主持人Nik Gowing：政治家有自己選舉的挑戰的，他們怎麼辦呢？

　　布朗：丘吉爾30年代的時候這麼説過，他當時也面臨保護主義的風險，同時也面臨簫條、衰退，他説我們必須要堅決的去解決問題，必須要非常的靈活，而且要非常有力。另外實際上政治家他們已經是失去了溝通能力了，但是政治家他們能力在那裏不斷的發表講話。的確政治領導對於最近的經濟危機，是沒有作出充分的反應，而且領導人也必須要看國內的狀況，而不見得能夠應對世界的狀況。只有是在全球協調的情況下，才能夠找到政治的解決方法。我們現在正是處在世界經濟發展當中前所未有的一個轉捩點，150年以來歐洲和美國，他們消費生産的東西都是超過了其他的地方。但是到2010年的時候，是150年來第一次，世界其他地方的消費、生産、投資已經超過了歐洲和美國，也就是説現在已經有世界力量的轉變了。現在中國和亞洲他們是做了很多生産、製造、投資，而歐洲、美國他們主要是做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消費，所以我們這兩部分是相互依賴的。在十年之前美國它既是消費者同時也是生産者，再過十年之後，亞洲可能會通過它的生産能力，再加上它的消費能力去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因為現在亞洲的中産階級越來越發達了。但是現在我們正好在中間這一點，我們是相互依賴的，亞洲是生産製造靠出口依賴歐美的消費，而歐美要從世界其他地方借款來維持消費，因此我們處在這樣一個關頭，需要一些政策來應對這樣的情況。在歐美如果不能跟亞洲達成什麼協議的話，他們不可能復蘇，像英國或者是其他的國家，不能夠單邊的把他的問題輸出到世界其他地方，必須要由其他各國達成新的協議，形成新的交易關係才行。

　　所以我覺得中國要增加消費能力，就像溫總理也強調了印度也必須開放它的市場，降低消費品價格，增加它的進口。同時整個亞洲，要對於世界其他地方更加開放，而歐美必須要去改革、改變他們的基礎設施。基本上來説，隨著亞洲加快它的消費，美國和歐洲有更強的信心，能夠出口到其他地方的話，這樣的話可以形成一種自我強化的、良性的循環。就是説中國的出口還是能夠繼續下去，美國也是能夠有出口，這樣美國的消費還有亞洲的生産，如果單靠自己的話，都不能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必須要兩者依賴。所以20國峰會現在必須要達成協定，要解決匯率、通貨膨脹、貿易協議的問題，乃至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這樣我們才能形成一種更高層次上面的、更可持續的發展。不是説歐美沒有發展，或者説亞洲的增長不夠快，而是説在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關頭上我們特別需要領導力，所以20國峰會對於解決問題非常重要。在我看來20國峰會現在必須要開會，考慮達成全球的協議，重新建立一個全球的金融系統，加強歐洲的發展，使它能夠重新的增長，解決它的銀行問題。另外還要解決氣侯變化的問題，更多的利用可再生能源，同時推動全球經濟的發展，減少保護主義。如果不這樣的話我們會退回到貿易保護主義，歐美失業率會非常高，亞洲會失去動態的發展，失去政治的勢能，所以這個時候政治領導力非常重要。

　　主持人Nik Gowing：你剛才提到了G20峰會，你也提到了好像沒有勇氣和骨氣做正確的事情和面對我們所遇到的問題？

　　布朗：很多時候我們有這個解決方案的，但是政治家似乎沒有採納這種解決方案。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明白的就是到底需要做什麼，而且要能夠從中達成一致的意見。對於我來講，我是提了很多的建議，但是我提的建議很多時候得不到大家的共同一致意見，我們必須要達成協定才能進行活動。09年我們遇到了金融危機，是金融市場崩潰帶來的結果，我們希望用不同的努力解決這個危機。

　　主持人Nik Gowing：我們在財政上可以做的事情，有哪些是政治上不能解決的？

　　布朗：其實對於中國來講更快的增加消費是符合它的利益，對於亞洲這些國家來講，過去是依賴出口，現在有一些進口的話也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現在美國和歐洲沒有那麼多的消費，所以很多國家不能僅僅靠出口來發展自己的經濟，也就是説亞洲國家既要有出口也要有進口，這對於發展經濟是有好處的。就像溫總理昨天所説的，要有進口，同時還要繼續自己的出口，只要美國、歐洲這些市場能夠消費中國出口的東西的話。我建議是對大家互利的結果，在歐洲我們現在開始意識到，就是整個歐洲市場沒有辦法産生增長，從而帶來我們的財政赤字，而且我們也有稅收的問題，以及失業的問題也是財政的問題，所以是三位合一的問題，不是單一的問題。我擔心僅僅把它當成財政問題的話，可能會帶來財政的緊縮政策，而且緊縮政策可能也會使得經濟進入進一步惡化、衰退的其他。現在我們看到今年的增長是-5%，而且我們可以看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還有其他一些國家，也沒有取得我們所需要的增長，你必須要解決銀行問題再刺激增長，再解決財政問題，否則的話歐洲是沒有辦法解決它的問題的，而且有可能未來十年都是低增長。

　　主持人Nik Gowing：下面是觀眾提問時間。

　　觀眾提問：我來自香港的PCCW，我的問題是問布朗先生的。我們昨天晚上看到ACB和其他的央行一起希望能夠推動整個的流動性，在三年之前其實央行也在做同樣的舉措，三年之後你覺得這個政策效果會不會衰減，你覺得這是我們採取的真正工具、政策嗎？

　　布朗：08、09年的時候我們進行干預，是因為銀行有問題，然後2011年現在我們並不是在干預，因為現在並不僅僅是銀行的問題，而是政府的問題的，這就使得問題越來越複雜。毫無疑問歐洲的央行是非常重要的，能夠幫助我們解決短期的問題。但是我們必須還得先有一個政治的協議，就是到底誰還做什麼事情，到底怎麼樣來拯救歐洲的經濟，這些事情是需要有政治決定的。因此，歐洲央行肯定是很重要，它現在要解決的問題跟08、09年要解決的問題不一樣，現在的問題更嚴重。因為08年的時候政府可以干預解決銀行的問題，而2011年銀行的問題已經延伸到政府，所以我們需要更好的解決方法。我自己覺得，即使是在現在，整個歐洲的穩定性基金已經開始發揮它的效益，4千億是不夠的，還沒有辦法幫助我們解決問題，我們需要更多更好的協作，從而幫助我們真正的有更多的資源推動經濟的增長，説不定還需要國際支持，包括IMF的支持。所以我真的認為溫家寶總理的建議，我覺得中國是能夠幫助世界經濟的復蘇，發揮它的作用。但是我們必須要解決銀行的問題，解決歐洲經濟增長的問題，還有更加長期的財政問題。

　　觀眾提問：非常感謝你全面的分析了應該要怎麼做，然後我們去做一個現實的分析，就是説實際會産生什麼樣的狀況。我覺得目前狀況非常緊急，但是又需要時間。我同意你的觀點，就是説我們會有很多的痛苦，會有一種慢慢的調整，可能也會有一些混亂，同意我的説法嗎？

　　布朗：我覺得大家不要太悲觀，否則的話是有風險的，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不是説不可解決的問題。我們可以這樣來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説大家基本上都已經同意了，應該是要有協調，應該要恢復到一個更加強的可持續的增長道路上面去。而最近的兩年當中，自從衰退以後，似乎我們是失去了增長的動力，可能我們是要去調整結構，然後才去進行協調。但是我覺得，我們是需要很多的調整，在歐洲還有美國都需要極大的調整。美國和歐洲在未來加強他們競爭唯一的道路，就是要去提高他們的教育體系，要更好的去改革他們的金融體系，另外還要改善他們的基礎設施。我們要找到一個在美國能夠實現這些目標的基礎，我們要做金融體系的調整，還要有更好的基礎設施。當然這是需要時間的，需要有一定的時間框架，可能要對赤字、債務進行重新的安排，然後我們才能恢復到增長的道路上去，使增長持續下去。我不是不同意你的觀點，我相信內部肯定要調整結構，這樣才可能在新的世界經濟當中競爭，而協調是一個必要的途徑、道路，讓我們回到增長的道路當中去，讓每個國家將來都能夠參與其中。我特別要強調緊急性，就像你剛才提問時候所指出的，我覺得政治家們經常是在危機之前作出反映，09年20國峰會的時候，如果説我們沒有意識到市場要崩潰的時候，恐怕我們不會採取決策、決定的。而我們現在做決策可能是晚了一點了，對於歐洲歐元的緊急性可能是反應慢了一點。我們將來可能會看到比較低的增長率，如果説不及時採取行動的話。

　　觀眾提問：我來自津巴布韋，我覺得國家領導人不見得能夠提供全球的治理，政治家他們會追求自己國家的利益，他們國家的選民其實不見得很清楚，不知道國家的利益能不能跟全球利益相一致？另外公司肯定是追求利潤的，不可能提供全球的領導力，公司也應該意識到他們對於自然的影響、對於全球的影響，如果説這些問題不解決的話，不可能影響到國家的領導力，也不可能影響到全球。

　　觀眾提問：我是來自伯塔大學的，我們希望解決那些重要的問題，我們要處理美國的政治體系，看起來美國的兩黨制充滿了黨派的意味，所以美國國內的政治問題首先要解決，否則的話就會缺乏領導力。

　　布朗：剛才兩個問題都涉及到全球思維的問題，美國是面對他的一些特定的問題、具體的問題，它的消費已經開始受到局限了，因為它的借貸水平太高了，它的公共債務非常巨大，所以必須要減少公共債務，而不是説再增加公共債務。實際上國債不能再增加了，必須要減少才行，美國現在就是被鎖在這麼一個狀態之中。美國必須要增加它的出口，這樣才能夠刺激它的增長，否則的話恐怕世界也不能夠吸收它的出口。單靠美國不能解決它自己的問題，單是向內看的話，就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它必須要跟其他國家合作。歐洲也是面臨同樣的問題，歐元也沒有辦法貶值，所以歐元區的那些國家就沒有辦法簡單的把自己國家貨幣貶值。不得不採取一些救助的方法，去拯救一些困難的歐洲國家，這樣這兩大區域恐怕都是沒有巨大的行動能力了，他們不能僅僅靠自己解決問題，不得不依靠一些世界上的合作機制才能解決問題。世界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能不能做這些協議呢？實際上WTO貿易協議沒有達成，哥本哈根氣侯協議也沒有達成，而且關於全球金融標準方面的協議也沒有達成。我們09年提出來必須要有一些全球的金融標準，我覺得到下一次金融危機再次威脅我們的時候，我們會為此付出重大的代價。另外就是全球增長的協議，在09年的時候也沒有達成。世界是不是能擺脫國家保護主義的心態，能不能有全球的思維和行動呢？特別是美國能不能理解它自己的問題，不能通過保護主義的態度來解決，而是要看到世界經濟發展才能解決他的問題。當然各國都要保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但是必須要通過國際主義的態度，才有可能更好的實現他本國的利益。

　　2011年我們又面臨新的多重危機，這需要我們回到各自國家裏面去的時候，都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是要説我們現在世界上遇到的很多問題，不能僅僅靠自己國家來解決，需要各個國家都參與到金融安排當中來才能解決金融問題，我們必須要相互協作才能解決全球的問題。溫總理已經提出了建議，昨天他已經講到了一些問題，而全球其他一些國家要學他的榜樣，協調我們的政策，盡可能達成全球增長的協議，這樣美國它就能夠想到怎麼樣依靠這種協作更好的解決問題，這就像一個新的馬歇爾計劃似的，就像溫總理和其他人提出的建議似的。

　　主持人Nik Gowing：你剛才講到我們還會繼續摸索向前，會不會因為接下去美國的大選，而讓我們繼續在黑暗當中摸索呢？政治家就是要對危機作出反應的，奧巴馬他能不能繼續當選，還是説會阻礙我們全球協調機制的形成呢？布朗先生你的政治經驗這麼豐富，你能不能説一説接下去會怎麼樣，説一説美國政治的複雜性，是不是會放緩我們統一協調的進程？

　　布朗：美國它會去關注國內，它可能還不能夠很快的意識到它的增長或者説它的問題解決是依賴於全球協調的，也許美國會更多的轉向保護主義。我是一向支持解決國際的問題，實際上在國內競選的時候也要把國際問題提出來。比如説上一屆政府的時候，我就説如果説國際問題不解決的話，我們的失業還會增加，我們的赤字還不能解決，我們的增長低稅收就會少，而且失業會更多，情況的確如此。人們可能會從他們局部的視角看世界，他們光會看到英國的債務問題很嚴重，很顯然我是正確的。

　　我必須要向大家展示的，如果我能進行全球增長的話，完全可以擺脫各國的保護主義解決大家的問題，但是大家要有這個意識，這個意識是很緊迫的，問題已經到來了，一年之前還沒有出現，現在已經慢慢向我們走近。一年之前溫總理也沒有説中國希望參與到國際解決方案中，或者是幫助美國、歐洲解決低增長的問題，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遇到世界各地政治領導人作出決策的壓力，政治領導人必須要發揮他們的領導力。當然對於世界經濟來講還是在慢慢走下坡路，而且是我們沒有想到的。

　　觀眾提問：我來自巴西聖保羅，請問希臘是不是會違約。

　　布朗：説到希臘的違約問題，未來幾個月我自己認為可以解決，不是説你預測不預測的問題，而是它已經在你身邊發生了。大家相信希臘是不會違約，我覺得這不需要在這裡做預言，但是現在我們需要做一些事情，來避免希臘的問題更加惡化，或者説成為歐洲的主流。我覺得你需要做的，首先要能夠抓住銀行的問題，還必須要找到一個政策，能夠幫助你重新回歸增長，另外還必須有辦法解決財政的問題。整個歐洲的財政大概都是佔到GDP的5%，債務佔到GDP的8%，所以我相信是肯定能找到方法解決歐洲遇到的問題。我們需要解決銀行的問題、增長的問題以及財政的問題。

　　寶成：對於希臘財約的問題，我覺得他們是不會違約的，市場可能會這麼認為，特別是銀行帶來的一些問題，它的後果的確是非常嚴重。但是我自己比較擔心的一點，我曾經做過一個調查，來看整個財政系統的能力，如果歐洲其他國家的情況都是一樣，就是説到2030年或者2040年，因為人口的變化會使得我們的財政問題，或者説債務問題必須要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必須要解決。

　　布朗：但是取決於你對增長是什麼樣的假設，你覺得歐洲的增長可能是2%以下的這樣一個假設，問題是説你這些假設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情況下，歐洲是不是能夠獲得更高的單位數的增長，我們必須要推動經濟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