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夏季達沃斯論壇9月14日至16日在大連舉行。本屆論壇主題是“關注增長質量,掌控經濟格局”。以下是分論壇“通過科學實現增長”的文字實錄

　　主持人Jason Pontin：今天我們在大連這個論壇，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資源分配，還是長壽的訣竅，多多少少這些解決方案都涉及到科學技術的作用，今天要問大家幾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夠把科學更有效應用在資源配置，醫療保健和長壽方面，今天不詳細介紹幾位嘉賓了。讓他們介紹自己，他們來自哪，再講一講他們覺得科學技術創新或者發展為增長能夠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大家下午好，我叫金鐘勳，是來自韓國科學技術高級學院的院長，我也是榮譽教授。我自己的背景就是理工和科學技術的背景，我們是應對要處理的是總是正確對人類有益的産品或者生化技術對人類帶來危害的産品。

　　Mark Bertolini：我們是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人壽保險和醫療保險公司，我們通過講科學技術如何為人們的醫療提供什麼樣的服務。醫療的支出不光在美國，在全球GDP支出佔的份額越來越大。在醫療保健中，我們需要更多的創新，這是很重要的，對我們公司來説尤其重要。我們的收入達部分來自服務，我們在過去四年中，我們的收入達到十億美元的規模，所以我們更關注如何通過技術來降低我們的成本。

　　Anu Acharya：我們是印度Ocimum Biosolutions公司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我們首先關注如何把生化的技術，比如説數據的管理，還有基因的數據信息的傳輸為公司服務，我們運用這些來做研究，提供相應的數據服務，政府很理解我們公司，機構投資，我對這方面比較有經驗，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進一步探討。

　　Jason Pontin：我來自阿爾卡特戰略部實驗室總裁和貝爾實驗室總裁。我們先從硬體開始産生了一系列科學技術的變革和革命，使得人們今天遠程來進行溝通和交流，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有硬體為基礎的，軟體為基礎的，應用軟體為基礎的或者其他新的創新，為我們提供産品。我們通過計算機科學，還有社會科學的新發展創新，來拓展我們的業務，我們更關注的是如何應用科學技術來創造，而不光是産生社會影響，這是我們實驗室關注的角度。

　　嘉賓：我是來自風險基金的公司，我們關注的是技術行業的投資，我們創業的時候是1987年，今天我是資深的企業家，大概有20多年的歷史，看到很多的公司都是基於技術創新或者技術的突破産品，來建立新企業的。尤其是如何把技術的創新從實驗室最後轉到市場上，被人們接受的産品，這是很有意思的過程。尤其是今天早上也講過一些內容，對論壇來説，每個問題的應對都需要創新，都需要技術來尋求解決方案，所以當我們説創新的時候，全球解決方案的時候，未來我們都知道，現在都去不斷需要搜索引擎尋求未來的解決方案，那麼今天我們如何能夠更好地來做這方面的科技創新，這是我們今天全球所需要的。

　　主持人Jason Pontin：謝謝。今天我們首先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製造行業的創新或者技術能夠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金鐘勳：尤其在美國，我們都知道很多人都關注科學技術的創新，為能夠帶來技術革命，使得製造行業能夠享有優勢，創造就業。在美國是不是科學技術的創新能夠為製造行業帶來新的生機呢？從我個人來看，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過渡的轉型的過程，如何改善生産製造行業流程中的效率，這個效率的競爭現在越來越激烈了，如何應用機器，如何應用設備，設備如何提高職能，這需要人才，需要操作人員提升他們的技能。這種科學技術更新的步驟讓美國人，讓我們覺得越來越激烈。

　　主持人Jason Pontin：看起來並不是所有各個方面的增長都是人們希望看到的。我們講到醫療保健，現在醫療保健的趨勢讓人們感到震驚，越來越快。醫療保健的標準也是不斷調整，所以科學技術能夠為醫療保健行業提供新的機遇，是不是能夠幫助我們改善或者降低成本的曲線呢？在西方醫療保健的成本能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能不能滿足普通人的需求。

　　Mark Bertolini：今天我們面臨的挑戰就是在臨床領域，很多新的科學技術的創新和發展，都為醫療保健的服務，加大了成本。我們怎麼樣才能夠使用合適的技術，圍合式的人群提供適當的服務呢？什麼時候人們應該享有這樣的服務，什麼時候應該使用這樣的産品，在有效性方面，我們是不是有好的技術戰略去找尋，什麼樣是合適的市場份額，市場人群，去尋找這樣的産品。在歐洲已經解決這樣的問題，他們在哪有更多的能力建設，提供更多的醫療保健服務。在中國和印度可以更好使用我們富餘的能力，為這些人服務。

　　Anu Acharya：在印度，印度人們可以使用不同的資源渠道，來得到醫療保健，舉個例子，有的時候創新的或者跳出傳統的方式去想，我們會接受來做醫療的診斷，如果你第一次聽到，可以使用別的償付方式。在印度想要改善醫療保健，要去進行創新性的思維，還有使用醫療保健其他的行業技術，比如説通信技術，電信技術和其他的技術，能夠幫助我們改善醫療保健行業服務的質量，更多還是跳出盒子，更創新性的思維，不要墨守成規。我們需要低成本的，大數量的，大規模的醫療保健服務。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還想再問問能源方面的問題，問在座所有嘉賓一個問題，Juna能不能介紹一下逐個你們公司的作用。

　　Juna：我們這個公司只有四年的歷史，這個公司首先不是依賴産品的創新技術，而是為了解決某一類的問題所産生的。當時考慮到生物原料，我們當時採取措的原料，有的産品不能夠為燃料的供應鏈提供輔助性的産品或者不能夠互補，所以現在提供的生物燃料完全是汽車可以使用的，而且生産製造這種燃料，不應該依賴農産品，不應該依賴農作物，用其他的燃料生産。我們用碳，做這種産品，碳從二氧化碳替代出來的，不管從什麼樣的方式得到碳，都是與二氧化碳有關係的。我們在這裡做的是開發技術，使二氧化碳投入，太陽能作為能源的投入，産出的碳氫化的燃料，這需要創新、技術的發展，還有工程技術方面的管理和調整，以及太陽能技術的利用。我們稱作是太陽能的轉換器，把它轉換成液體的能量。

　　在試點項目上，我們已經證明了，是可以通過運用二氧化碳來提供生産燃料的，並且生産柴油的。

　　主持人Jason Pontin：這已經是通過技術的創新，實現了新産品。這能夠為實現應對經濟發展方面的新需求，比如説氫炭或者碳氫産品，在這個領域都是漸漸型的，一步一步的發展，才取得這些成就。我們研究這些技術的時候，你們覺得對於小的過程中的小創新，投資是不是充滿了風險？

　　Afeyan：我跟大家舉個例子，我在過去25年中，一直在做這類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尤其是宏觀經濟，直接決定我們在工作中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在業務創新中，什麼樣是業務創新的模式，比如在實驗室或者大的實驗室，他們是不是能夠承擔商業化的技術創新和研究工作。如果經濟特別好的時候，大家都忙著賺錢，沒有人關心是不是應該投資技術，來去創新。經濟太差的時候，大家都忙著自保，忙著保命，也沒有人願意出錢大量進行科技創新。只有在過渡期間，很短暫，很窄的時間裏，人們會願意投資進行研發，所以我很擔憂，只有在某些時間點，時間段，人們願意做這些事情，對於我們來説，我們其實參與很多過程中的不斷創新工作，我們對營養學，對水方面的創新都採取同樣的方式，模式，我們不與他們競爭技術有多新，我們競爭産品有多好。我們不需要説服其他的公司相信這是有市場的，我們就直接生産最終終端用戶用的産品，我們並不需要顛覆性的創新，直接製造出能夠改變世界的産品，我們運用小的技術製造小的産品。

　　Mark Bertolini：説到創新，是每個行業都非常難的問題，就我的經驗來看，如果要進行創新的話，有的時候要把它進行商業化，並不是非常地容易，比如説採取百花齊放的戰略，但是會發現有的創新是可以成果，有的時候沒有成果的，在這種情況下，資源是非常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有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重點，使它商業化的過程能夠得到進一步的關注。

　　金鐘勳：你剛才説整個商業化的過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非常要關注的一點就是怎麼樣能夠實現智慧化的發展，比如考慮到能源的問題，不僅考慮到能源的消耗，而且能考慮到能源的運輸，能源的分配問題，比如説在我的公司當中，我要涉及到不同的方面，現在我們面臨著很多的限制，不僅要涉及到成本的問題，還要涉及到能效的問題，我們怎麼樣才能夠把不同的能量都能綜合起來，我們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對我們來説，目前是非常大的潛力，我們需要在這方面要更多的創新，這樣的話，可能取得比現在要高幾百倍的效率。比如説我們必須要有非常好的建築，能夠使得能效得到更多的節約，我們現在不可能一下建這麼多節能的建築，但是可以由一些參考的建築，這樣就可以向人們證實世界上是有這樣的事情，逐漸地人們會接受新建築的商業化的過程。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還有非常多的問題，但是我們這個討論會應該是互動性的討論會，各位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舉手來問問題。你們問的問題是有關政府的，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怎麼樣來促進研發和創新。我們現在有各種不同的模式，在中國，大家研究計劃是政府五年計劃一部分，而美國情況不一樣，有很多的研究都是由政府來自主，是在大學當中進行的。我們在進行政府投資研究的時候，什麼樣的模式是最有效的模式，政府來投資，如果進行科研的話，是有兩個不同的方式，一個是由上到下，一個是由下到上的，如果是由下到上，必須能夠有非常好的預見力，要知道以後技術是需要的，所以在這個時候，政府可以制定政策，能夠對它進行資助。而科學家在這個時候，可以去追求他們自己感興趣的科研項目，所以我覺得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結合，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的創新。

　　Anu Acharya：如果資助科學和資助技術，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且它的情況也是完全不一樣的。有的是非常具體的，要對特定的材料進行研究，而有的是要對未來的技術進行研究，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要考慮到研究是一個需要獨立的進行研究，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對科學來進行資助，但是對技術來説，就不是這樣了。技術應該更多依據于公司和企業他們自己的創新，而對科學的研究，我們是需要有很多的，大量的資助，而對於科學技術來説，更多的是需要有更多的人來參與，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金鐘勳：的確如此，我們考慮到科學和技術的時候，的確要考慮到這兩個方面的問題，我們必須要能夠強調在這個過程中，有些風險，資本也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情況就是這樣的，但是儘管如此，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也必須要起一定的作用，對私營部門來説，這些風險投資，他們有自己所關注的方面，但是政府在這個情況下，可以創造更好的環境，在這種環境當中，這些學術研究的人員，他們有更好的合作。

　　Afeyan：我想補充兩句，在資助科學研究教育的時候，政府在這裡應該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説美國政府曾經在大學研究當中有大量資金的投入，但是在經濟發生變化情況下，這種情況也發生了變化。所以我自己認為政府的確是起一定的作用的。而且在中國，我們已經看到政府已經是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有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因為有很大的風險存在，有的一些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會有一些失敗的例子。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我們已經發現整個研究的商業化過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也是要進一步考慮，要保證它所起的作用。

　　主持人Jason Pontin：這裡想補充幾句對於研究結果的商業化的整個過程。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我們怎麼樣能夠建立基礎設施，能讓這個過程更加順利呢？

　　Afeyan：目前我們所做的情況跟其他不一樣，我們起步相對來説比較早，我們一直在討論的就是系統的問題，一個機制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的選擇，還有很多的不斷的進化。這個是非常清楚的。我們必須有一個非常好的系統，在全世界大家都是在考慮做這方面的問題，我們討論的時候，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我覺得技術性的創新在技術性的企業家精神，技術性的企業家在接下來15年，在美國會成為非常重要的職業，因為我們現在在商業當中存在著特別大的競爭，所以年輕人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畢業所面臨的是巨大的競爭。這對他們意味著必須學新的東西，必須重新開始。在這種情況下，對研究的人，對公司來説都是如此。美國必須想出一個辦法，能夠適應這樣的狀態，人們在這個時候，不能夠再模倣美國現在現在做的事情，必須實現思維上的躍進，這樣才有可能。

　　提問：我想問一個問題，我們提到了關於智慧增長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能考慮到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在政府當中，政府互相競爭，比如説在武器上，他們互相在競爭敏感的科技，以便能夠實現智慧增長。這個問題你是怎麼認為的？

　　Mark Bertolini：實現文明的增長，政府以及我們國家的這些法律還有國家的公司等等，我們需要能夠對資源進行更好的管理，我們要在這裡了解到像在美國和中國，現在有新的技術，更重要的是雙方之間的信任，我們應該進行更多的對話，以便能夠了解我們為什麼需要彼此之間能夠進行互信，在這裡有很多思想的觀念上的問題。

　　金鐘勳：還有一點，如果考慮一下接下來50年，再來討論一下到2080年的時候，情況會是什麼樣呢？那個時候技術會有更強大的力量，我們有可能要有一個更加綜合的技術的能力。所以我們要能夠對技術進行管理，而不是用技術來製造武器。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們對技術和科學現在都非常熱心，但是如果我自己是一個立法的人，我們必須要能夠對大家説明，我們收到的費用怎麼樣投入到科學和技術當中。比如我在韓國的機構，拿錢投資到津巴布韋發展科技。

　　金鐘勳：我們現在科學的合作是越來越國際化，我們必須能夠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人一起合作，來進行研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要能夠把研究進行轉變，這樣的話，我們才可以促進共同的發展。那也就是説我們的研究也可能是全球化的，但是你的開發可能在你這個地區進行開發。

　　主持人Jason Pontin：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聽説瑟林卓公司呢？瑟林卓是美國的硅公司，他所做的是電池公司，現在它已經破産了，這個公司從美國政府當中得到很多資助，所以我在這裡，想問的政府在科學和技術資助當中，誰是贏家，誰是輸家呢，尤其在大學當中，會提供很多的資助，在這情況下，是不是應該再資助他呢？

　　Anu Acharya：對於大的項目，如果涉及到國家利益，是應該的。比如這個項目規模非常大，會涉及到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該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就應該是靠政府來自己做自己的研究。政府應該更加關注那些涉及到人們的福祉的項目，這個才是政府應該做的。他們應該創造基礎設施，進一步促進創新的發展。

　　Mark Bertolini：在我們行業當中，比如説美國也在考慮我們是不是應該有進一步的登月計劃，美國政府也在考慮這方面的問題。比如説在美國不同的州當中也在考慮，我們應該怎麼樣用新的技術。這裡也要考慮一些項目，一些技術它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它究竟有沒有進行進一步商業化的價值。

　　Afeyan：我也完全同意你説的這些，我覺得政府應該是參與到重大項目當中，但是我們應該考慮它在商業上是不是可行的，大家要考慮到有些風險的投資，很多都是依據於人的資源和投資的。即使存在可能性，也要考慮它的競爭性的環境，競爭的情況是什麼，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如果你要是給一個公司提供進行資助的話，有的議員可能完全是不同意的。又比如説在軍事當中，有一些無人駕駛的飛機，有的人説，我們進行這樣的研究，一下要花很多的錢，為什麼不能把這個錢花在其他方面，也有人説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應該保持中立。不管你怎麼做，都會有人去説的。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們在這裡看到比爾蓋茨的基金就提出了一個自己的計劃，專門治療瘧疾的計劃。比爾蓋茨的基金會也希望能夠生産出新的藥，而且這個藥是專門直接治療瘧疾的。比爾蓋茨的基金會希望這個藥的費用他來支付，這也是方法。

　　提問：我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我們剛才談到了通過科學來進行發展，在今天上午科技部的部長也提到中國在科學的機構和大學進行了很多投資，以便進行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但是我依然發現有一種情況，大學和科研機構所接到的這些投資增長在不斷增加，但是好象研究的成果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投資和研究的結果之間還是有點脫節的。不同的這些教授他們都在進行他們自己研究的促進和宣傳，怎麼樣才能使投入和結果挂鉤？

　　Afeyan：我們經常在討論創新的時候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是從經濟的角度來説它會産生什麼樣的影響，比如説計算機的發明，這個創新所産生的影響，在過去50年當中新的小的公司是有巨大的創新。比如説像微軟公司，它們其實都是屬於新的小的企業開始的，它們更加能夠使得這些新的發明變成真的産品。而對於那些大的公司來説情況就不一樣了，它們更多想的是怎麼樣跟別的公司來進行合作。所以，在過去幾天的討論當中大家都提到這個問題。

　　剛才我們看到這樣的模式，要進行轉換，從學術界我給你的建議是，學術的文化很重要。在美國20年之前大學進行創業的這種起步公司是很少的，比如説MIT斯坦福這樣的大學就是以這樣的文化而著稱。但是近幾年來發生的變化是什麼呢？有好幾個比較不錯的範例，這些好的公司起了&&作用。你可以看到我們能創業，有幾個教授一旦創業做成功了，其它教授就知道如何把他創造的産品去進行商業化。如何進行商業化更好，你需要幾個成功的模式，需要讓學生們明白犯錯沒關係，尤其是創業的時候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嘗試和錯誤。只有人們接受這樣的文化，接受這樣的氛圍，人們就會快速的大家結夥或者一起來創業。

　　Anu Acharya：從印度來講我們也有你們同樣的問題，我們有科學家創造了一些技術發明，但是這些技術很難商業化。一個問題就是對科學家們沒有足夠的激勵機制，也沒有很多政策幫助他們走出去。所以，成本就有溢出效應。如何能夠有更好的自由化的機制幫助他們進行商業化，進行這樣的轉變？第二問題就是我們缺少技術轉讓。技術的營銷本來就很困難，技術的轉讓和交易就更困難。所以，對於這些科學家來説，他們如何能夠進行自己的創業，成立自己的起步公司，這也是很困難的。

　　Mark Bertolini：這其實不是一個中國的問題，是全球的問題，我知道很多大學他們有很多技術都鎖在自己的大學裏，走不出校園，不能夠真正應用到市場上。這發生在美國，美國有這麼多這樣的問題。比如計算機技術甚至都有這樣的問題。在美國醫療保健這個行業有很多實際上都沒有用到好的科學技術去運營、管理這個醫療系統。比如我的醫生怎麼拿到我化驗的結果，我的服務保潔人員怎麼幫我取回我的幹洗襯衫，他們仍然在採取很老的方式做這些工作。

　　LEE SANG YUP：要有好的激勵機制才能夠使得人們去更好的利用這樣的技術，我的大學幾年前就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學院就是鼓勵教授創立他們的起步公司，創立他們的小企業。所以，這是一種一體化的方式，通過政府的支持，通過政策的支持，通過大學的支持，大學需要提供一個團隊或者氛圍支持這些教授進行創業。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也很重要。

　　金鐘勳：我補充一點，我先前也是創業者，先前也做過教授，我對這些問題很感興趣。産業研究是一個問題，我們有非常聰明的高級人才去應對問題，去解決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不應該總局限于一個小小窄的細分市場上這麼一個小問題，要解決問題的時候應該至少為整個這個網絡或整個這個行業去服務。比如説像貝爾實驗室這樣的實驗室在做解決問題的時候，我們非常小心的解決這個問題，這叫産業研究，做産業研究選題要很謹慎。我們還要有一個客戶互動的界面，不光是技術讓它變得成功，很多問題實際上都是由市場來驅動，由客戶提出來。由客戶提出這些問題幫助我們指明研究的方向，這更是重要的。

　　提問：如果是用納稅人的錢來做研究，那誰受益？這是一個好問題，比如説治療癌症的疫苗是由納稅人研究的，他應該免費的提供。我們怎麼解決這樣的問題，對於研發工作提供的資金。而另外一部分人卻把這些研究商業化了，反而賺到了錢，怎麼去平衡這個呢？

　　Afeyan：我不是一個政策制定者，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會盡力。我想説美國20、30年前已經立法了，大學必須要把他們的技術進行商業化，推向市場，因為技術不能夠總是抓在手裏，所以他們就要去督促那些研究的人員來參與，也就是説他們把這些研究工作，大學和研究院進行分享。

　　還有剛才説的激勵機制，如果你進行創業，實際上是非常不理智的一種行為。因為你知道沒有産品，沒有市場份額，沒有客戶，甚至沒有資金。在創業的時候如果你沒有一個團隊，沒有一個競爭優勢，你還要去做，那幾乎就是不理智的。

　　如果發現這麼多負面的因素，他們就不會去做了，人們就會考慮不去創新，去解決很多問題。我覺得創新在美國，人們理解的或者學到的是你要給人們提供一定的激勵機制，這是一個起點。其實這些問題都起源於原來專利的機制、專利的這些立法的設計，所以這樣的激勵機制首先要進行調整，才能夠鼓勵人們做。這是我對這個行業的理解，根據我自己經驗的了解，也許我希望有那樣一種模式能夠激勵、鼓勵人們去做這些創業的不理智的行為。

　　金鐘勳：比如説像法拉力這樣的企業家賺了很多錢，他也交稅，政府就拿到這些稅收，他回收了這些錢，他的稅收收入就能夠再分配，這是完全公平的嗎？也許不是，但這就是今天這個世界運轉的方式就是這樣的。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從來沒見過一個完全受金錢利益驅動的科學技術的創新者，實際上這些技術創新人士實際上是為了改變世界，比如説改變燃油的種類，為人們提供不同的選擇，他們是為了做那些事情。當然隨著他們創新的這些産品去進行市場營銷。

　　Afeyan：過去這幾年俄羅斯想與MIT合作進行發展，所以我從他們的文化，從他們的學術者看到他們的學術更僵硬，更有問題。純科學研究的學術人士，有這樣一類人群，這是不對的。你不應該鼓勵這樣的人群，不光你是做法拉力還是這樣的企業家，應該要有選擇，應該做出明智的決策。

　　Mark Bertolini：什麼是合理公司合營的模式，才能幫助進行技術創新，從而進行市場營銷這樣的技術，我並不是説政府提供什麼樣的結構，首先誰能構建這樣好的模式進行研發，誰就是贏家。

　　LEE SANG YUP：你説得很對，私營公司能夠為韓國提供很多技術，韓國三年前就提出進行低碳綠色技術的研發，我們會把GDP的2%投資于綠色技術的研發，這就是一個信息，為私營部門發出這樣一個信息。我們先出資了，現在誰參與了呢？政府的研究機構、學術的研究機構、私營公司他們都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創新想法，如何研發新的交通工具等等，比如交通工具不用去用很大的電池，可以隨地就能夠充電的這種電瓶車。政府的這種舉措就能夠鼓勵這些人去追尋政府的步驟，去發展綠色經濟、綠色技術。所以，你可以看到政府一旦把政策訊息發對了，所有的相關部門，社會群體、非政府組織、私營部門有利潤、沒利潤都會參與進來。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想再提出一個關於研發的問題，研發首先應該關注什麼，什麼才是研發的重點？剛才大家講到我們是不是研發上面投入夠不夠，無論是國際層面還是國家層面，研發的資金投入到底夠不夠？剛才阿爾卡特—朗訊的同事也講了，他們對研發也有一定的投入，比如在美國投入有多少，比如比爾蓋茨每年投入160億美金研發那些新興的技術，而我們很多國家甚至政府的投資都不能夠跟它媲比，差得很遠，在這方面是不是應該放權鼓勵別人去做？

　　Afeyan：今天這種研發的投資，我們想就環境問題達成一致意見都那麼困難。我們在講科學技術研發的時候，受益者其實是在未來的幾代人，而這些人還沒有出生，今天這些人坐在一起投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們在講創造就業，如果有那麼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是不是應該鼓勵這些人創造工作。

　　Mark Bertolini：比如美國公私合營的這種模式用在制藥業，制藥業需要很多藥品，而這些藥品能夠為這些商業部門或者私營部門提供一種導向，能夠提供人們真正需要的醫療藥品。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們總覺得科學技術總是完全一種公共的産品，能夠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但實際上並不是普及的，不是大家都能共享的産品。比如各國政府科學技術的創新都是相互保護的，不能完全相互分享的。我想問在座的各位，這樣一種模式是不是有效？有沒有什麼解決的更好的辦法？

　　LEE SANG YUP：各國政府的合作、聯合研發是應該採取這種模式，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比如生物技術，我們知道生物技術會提供全面的革命，改善人們的生活、醫療、保健等等各方面。但是我們一旦發明一種細菌，但是這種細菌有危害，如果你把這個細菌傳播出去，沒有解藥，大家都感染了這種病菌，人類就滅亡了嗎？你需要一種好的方式鼓勵他們，政府應該在這方面加強合作。比如説提供一些行業道德的研究和培訓。

　　Anu Acharya：對於這些科學技術不應該有任何限制的，因為不管怎麼説還是有人要想出來辦法，這些東西究竟怎麼用。特別重要的是我們就是能夠知道什麼樣的人才能夠使用這樣的科學的技術。我們要知道全世界不同的人都在考慮這個問題，而且有的可能涉及到一些隱私的問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更重要的，一方面我們要考慮到隱私的問題。另一方面，政府還要能夠考慮到把這些技術和其它地方進行分享，只有這樣的科學才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Mark Bertolini：如果你覺得隱私是一個問題，的確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考慮，也的確如此。我們覺得基礎的科學是應該進行更多的研究。但是有一些技術，比如像科隆技術，科隆技術發展，如果什麼都能科隆就很危險了。從這種情況來説，技術我們要考慮它的作用。像阿拉伯之春的問題，社會、媒體在這個過程當中所起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社會媒體應該能夠使得所有的權力、力量都是能夠控制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