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世行投票權意味著中國承擔更多責任

　　這是一場情理之中的權益調整。4月25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世行發展委員會春季會議上,中國獲得1.65個百分點的新增世行投票權,從目前的2.77%調至4.42%,成為僅次於美日的第三大股東國。

　　中國在世行股權的“較大”增幅增加了市場對中國在IMF提高投票權的熱望。事實上,去年G20匹斯堡會議後不久,IMF日本代表小手川大助就表示,IMF投票權改革後中國將超過日本成為IMF第二大投票國。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在IMF、世行的話語權呈現出漸進推進、加速提升的局面。2009年4月G20倫敦峰會中國首次獲得了全球金融穩定論壇的一個理事席位;林毅夫出任世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朱民出任IMF特別顧問等等。這些都是中國以負責任的大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重要表徵。

　　然而,當前國內過度渲染收穫的“權力”,而弱化匹配之責任,則顯得片面。我們首先必須明辨,過度強調“權力”而淡化對等的義務和責任安排,是對“權力”的一種曲解。一方面,權力背後是對等的義務,中國提升在世行等投票權,意味著中國需承擔相應甚至更高的國際責任和義務。欲以取之,必先予之。日歐等同意讓渡世行和稍後在IMF的投票權,既是當前國際政經變化之局勢使然,同時讓渡權力的背後則伴隨了義務與責任的過渡。

　　顯然,有效改善和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中國不可或缺;同時,面對持續蔓延的主權債務危機,歐美需中國資金援助。給予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世行和IMF等國際組織對應的話語權,不僅有助於矯正當前發達國家在IMF等組織的壟斷地位,而且也可以改變當前IMF等狹隘的代表性所出現的嚴峻的合法性與信用危機。通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權力讓渡,訴求中國在IMF等組織的話語權提升背後的對等責任的承接。

　　另一方面,中國在世行與IMF投票權的提升,還需改革當前IMF等的投票表決機制。目前IMF等採取85%以上的表決權決定;美國在世行和IMF分別擁有15.85%和16.77%的投票表決權而享有一票否決權。提高IMF和世行的國際代表性,重塑其合法性和可信度,改革其投票表決機制甚于投票權讓渡。然而,如何在保證IMF等組織廣泛代表性的同時避免分散的大數表決機制所帶來的相互推諉扯皮和運作效率低等問題,實為一大考驗。畢竟,負責任的大國都不願看到改革後的世行和IMF出現類似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中由於利益撕扯而不歡而散之局面。因此,中國在世行和將在IMF的話語權提升,相對明顯的是相應國際義務和責任的擔當,其他的變化尚不明朗。

　　同時,是次中國在世行投票權的提高也使中國置身於相對複雜甚至難以協調的權力責任對等格局,改變了中國過去一直堅持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思路。中國承接投票權不僅代表自身利益,還把中國推向了代表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進行利益博弈的風口浪尖,使中國置身於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利益博弈的夾心層——既要平衡好發展中國家整體利益與發達國家的利益協調,又要平衡好中國自身利益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協調。而中國自身利益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多元利益若得不到妥善處理,將分化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事實上,最近針對人民幣匯率和中國貿易政策等問題,除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外,印度、巴西等開始置身事中,使得人民幣匯率等問題愈發變成了一個多邊框架下的議題。

　　由此可見,中國在積極爭取世行與IMF話語權的同時,需堅持中國獲取投票權是增強發展中國家話語權的同時,應嚴格厘清中國投票權概念背後的內涵和外延,避免獲取的新增投票權潛伏著責任與義務模糊的利益代表格局。同時,在承擔國際義務和責任時需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