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靜 高通公司全球執行副總裁
項立剛 飛象網CEO《通訊世界》前主編
張  鷹 易觀解決方案公司高級副總裁
趙  雲 中興通訊副總裁
許  峰 翰威特諮詢公司華南區總經理
穆  榮 蘇州貝多科技有限公司CEO

主持人 陳偉鴻：
    謝謝各位的光臨。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您準時收看我們今天的《對話》。
    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化的時代，我想手機可能是每個人生活當中必不可少的通信工具，但是您用過這樣的手機嗎？這個是當年風靡一時的“大哥大”，第一代的手機雖然個頭很大，但是它只有一個非常簡單的通話的功能。我們再來看看隨著時代進步，大家開始使用到了第二代的手機，第二代手機除了打電話之外，還增加了發短信的功能。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到了第三代3G技術的手機，這款的3G技術手機，你可以打電話、可以發短信，你還可以視頻通話，可以隨時隨地的上網，可以在線支付等等等等，所有這些複雜功能的完成，都要靠一張小小的芯片，芯片有多小呢？也許你會覺得不可思議，它就是這麼小。
    在2009年，三張3G的牌照在中國發放了之後，大家可以看到3G的商用和它的産業化，在中國也走上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道路，應該説這個小小的芯片已經帶動了一個巨大的産業。
    在今天我們節目當中為大家邀請的這位嘉賓，就和這張小小的芯片有關。現在就讓我們用掌聲來歡迎我們今天《對話》節目的嘉賓，來自高通公司的全球執行副總裁汪靜先生，掌聲歡迎他。
    你好，汪先生你好。
汪靜：
    你好，你好。
主持人：
    芯片在一個手機當中的作用到底是什麼？
汪靜：
    如果把手機比喻成一個人的話，芯片就是心臟和大腦。如果沒有大腦和心臟的話，人就無法存活，所以手機裏面沒有這個芯片的話，手機任何功能都無法實現。
主持人：
    那芯片在你的工作當中，佔據著什麼樣的重要性？
汪靜：
    高通公司具有兩大主要業務：一個是芯片的設計、製造和銷售；第二個就是無線通信技術，特別是CDMA技術的發明和授權，技術授權。
主持人：
    其實十多年前我就知道你帶著這張小小的芯片來到了中國，是希望打開中國這個龐大的移動市場的大門。當時你的努力，你覺得遇到的挑戰和困難多嗎？
汪靜：
    挑戰和困難非常多，這個説來就話長了。
主持人：
    説來話長。
汪靜：
    是。
主持人：
    看來在這當中有著很多的故事，那我們就請汪先生入座，跟我們慢慢聊這樣的一段過程好不好。
汪靜：
    好，謝謝。
主持人：
    來，掌聲有請。

（播放短片）
解説：
    汪靜，出生於中國安徽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在安徽大學和人民大學分別完成外語和國際法律專業的學習後赴美深造，攻讀法學碩士學位。畢業後，汪靜受聘全球15大律師事務所之一的雷德?6?1史密斯律師事務所，和李開復、唐駿、張亞勤等這些同樣在高科技跨國公司中獲得成功的華人職業經理人相比，直到升任高通全球執行副總裁，汪靜在中國的名氣都不算太大。其實早在上世紀90年代，由於代表中國企業打贏了第一例美國對華反傾銷訴訟，這位代理著眾多跨國公司法律事務的華盛頓律師，在業界就已經頗有名氣了。
    2000年的一天，高通公司創始人艾文?6?1雅各布博士，向當時還只是高通公司法律顧問的汪靜提出邀請，請他加盟高通公司，出任高級副總裁。經過再三考慮，已經是知名律師的汪靜決定接受高通的邀請，去迎接一個全新職業角色的挑戰。擔任高通高級副總裁後，汪靜的首要任務就是全面負責高通公司發明的第三代移動通信的核心技術CDMA，在中國和東南亞市場的開拓。

主持人：
    你曾經是一個功成名就的律師，突然間雅各布的一個電話就讓你要轉換跑道了。這樣的一個決定，在你的內心是不是有了一個波瀾起伏的過程？
汪靜：
    我做律師做了很多年以後，總感覺到往往有一種遺憾。所以每一次商務談判成功，簽字儀式完了以後，基本上我的工作就完了。
主持人：
    你覺得不過癮？
汪靜：
    但是我總覺得還不過癮，我想我一直設想，如果我來經營這個企業，或者是我來完成這個合同下的商業任務，會是怎麼樣。
主持人：
    當時的這個角色轉換，對於你來説沒有什麼挑戰嗎？你不覺得有壓力嗎？
汪靜：
    實際上我是帶著這個小小的芯片和一個巨大的商業計劃，還有一個偉大的理想，來到中國市場的。
    高通公司發明的CDMA的商用，CDMA技術當時在第二代的時候，主要是在北美和日本、韓國得到大規模的商用，在世界上其它的國家，基本上是用另外一種技術GSM。但是由於CDMA技術的先進性和它的數據傳輸能力等其它的優點。國際電聯1999年發佈了主要的3G標準，都是以CDMA技術為基礎。
主持人：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技術？
汪靜：
    簡單的解釋就是説，在以前的無線通訊技術，讓滿屋子的人用同一種語言同時進行不同的談話，這將導致話音質量不高，經常聽不清楚。CDMA的技術讓滿屋子的人，每兩個人在通話的時候都是用不同的語言，而且音量在合理的控制範圍之內。這樣的話，滿屋子人相互之間的通話都是很清晰。從技術上來説是一個革命性的創新。所以現在全球迅猛發展的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都是以CDMA為基礎。
主持人：
    也許大家覺得汪靜是中國人，然後回來開拓中國市場水到渠成。中國市場的大門擺在你的面前，用你當年的力度和技巧來把它推開，讓我們大家試著看一看，你當年推開這扇大門的時候究竟遇到了一些什麼。來，交給你。
    你只推開了半扇門，是不是另外的半扇，當時就完全推不開？
汪靜：
    當時我帶著商業計劃和一個理想，來跟中國的一些當時比較具有規模的廠家來溝通的時候，這些廠家都知道，高通公司擁有先進的CDMA技術，這個他們是認同的。
主持人：
    沒錯。
汪靜：
    但是也有認為你這種理想像一個童話般的故事，要實現起來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為什麼你剛才叫我打開這個大門的時候，我只開了一半，另外一半為什麼呢？你必須要推銷高通的一個獨特的商業模式。因為高通在所有的行業裏面不賣最終産品，而是技術授權。
主持人：
    在你接受這個任命的時候，高通的技術專利大概有多少項？
汪靜：
    當時的技術專利在美國有幾千項，基本上是CDMA和第三代移動通信的最基礎專利都在高通手裏。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在開啟的時候，高通公司當時面臨著兩個重大的戰略選擇。當時高通公司芯片的設計和製造，測試儀錶也自己做，基站系統也自己做，手機也自己做，基本上整個産業鏈上面的每個環節，高通公司都在自己做。但是面臨全球3G時代的到來，這個蛋糕要做得非常大，産業鏈擴大了以後，讓每個人用得起3G。這樣的話就是你的選擇就是説，你是什麼都自己做，還是你要選擇有一些戰略性的放棄，高通選擇了後者，把系統設備和手機業務都出售了，只造芯片和相關的軟體，然後把先進的技術以開放的姿態，逐步授權給世界上任何想要得到這個授權，進入CDMA和3G行業的廠家。
主持人：
    對於你所服務的高通公司而言，中國市場意味著什麼？
汪靜：
    從2G到3G的過渡，可能主要先從歐美和日本這些發達國家，但是發展中國家市場具有更大的潛力，而且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市場是中國。比如説今天來看，這個預見是對的，中國移動用戶已經將近8億，而且中國是以製造業為見長。CDMA和3G的發展，我們當時十年前最大的擔心和憂慮就是成本下不來，而且品種不夠多。只有中國廠家的參與和主導，才能把CDMA和3G的設備價格成本迅速降下來，而且種類會變得越來越多，只有中國的廠家起來以後，才能把這個産業鏈做大。
主持人：
    對中國市場的認識是你個人的一個判斷，還是整個公司的董事會，大家都有個共同的認知，包括你們的老闆雅各布先生怎麼來看當時的中國市場？
汪靜：
    在我跟他工作之前，他告訴我來中國大概三次，但是我加盟高通以後，他每年來三次到四次。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帶他去遊三峽。在三峽的時候我們站在船頭的時候，我們站在船頭的時候拍照、看風景，但他注意到船行駛的時候兩岸的通信鐵塔，他一直在數。我説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山頭，他説他看到這個鐵塔，所以他是搞移動通信的。
主持人：
    他説不定在心裏就把鐵塔換算成人民幣或美金了。
汪靜：
    對。他數鐵塔是什麼，説明他馬上意識到中國國情是這樣，要麼決定不做什麼，做什麼決定，一旦決定做下來以後，會大規模地、快速地推進一項計劃。無線通信在中國市場具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
主持人：
    既然這個市場對高通如此重要，要打開這個市場，你和整個團隊還做了哪些努力？
汪靜：
    高通公司也需要自身的本地化。所以我擔任高通中國區的董事長之後，也做了幾件我認為到現在看來是非常有決定性意義的事情。
    第一是迅速擴大中國區的員工數，同時在北京，中關村成立了CDMA技術研發和技術中心。在上海、在深圳也成立了分公司，而且現在在上海也有新的一個技術研發中心。這樣給中國的廠家和運營商，和我們的政府官員有一個很強的認知，高通公司不光是到這兒來賣了技術就走的，而是在這裡有一個長遠的規劃。
主持人：
    我覺得還不夠，因為高通是一個專業性這麼強的一個公司，對於中國的公眾來説，它的距離實在太遠了，我估計你在十年前來中國的時候，沒多少人知道高通公司。
汪靜：
    高通公司它是一個典型的高科技公司，一看就是一個工程師的公司，不做最終産品、不做手機，所以他們也不打廣告，在媒體上不怎麼宣傳。而且另外一大業務，專利授權，它的法律性很強，好像當時給人印象有點諱莫如深的印象。所以我記得在我擔任中國區董事長之後不久，開始跟媒體公開討論和解釋高通的商業模式。
項立剛：
    當時高通找到了我，當時我是在通訊行業一個雜誌任總編。我記得非常清楚是一個夏天，明娟（高通公關總監）給我打電話，説汪總想跟你聊一聊，關於我們CDMA的，關於高通的一些發展戰略、一些思路的問題。當我聽到這個説法的時候，事實上我是充滿了戰鬥的精神，要去和汪總交手一下。
主持人：
    你幹嗎要戰鬥一下？
項立剛：
    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在我們整個的通訊行業，對高通有這樣一個認識或者説一個想法，或者是一個誤解，就是説我們認為高通是一個壟斷的，靠知識産權的授權獲得了巨大的壟斷利潤的這樣一個企業。在當時的情況，我們整個社會媒體對高通來説，有非常多的負面的、相關這方面的文章。當汪總想和我交流一下的時候，我當時充滿了戰鬥精神，也想和汪總來一個“刺刀見紅”，來把高通的問題更多地擺出來。
主持人：
    你看，我們新聞人有這樣的職業敏感，不達目的絕不罷休。但事實上經過那一次的交談，高通這樣的一家公司，以及他們希望進入到中國市場的這個願望，給你留下的印像是什麼？
項立剛：
    確實這個交流對我來説是有很大的衝擊。我記得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我們跟汪總約的時間是一個半小時，到了一個半小時的時候，我把我的錄像機給關了的時候，汪總説我還沒説完，我沒説完以後，那我就把錄像機重新開了，然後讓汪總又説了半個小時。當時的時候我們整理出來的內容8000字，然後發給汪總這邊以後，給我回來的內容是變成了12000字。
    但是我確實看到這12000字，是把一個企業它的一些戰略、一些思維，把一些我們本來充滿著誤解的東西給説清楚了。事實上通過這樣一個過程，我們了解了沒有知識産權授權。我們如果中國的企業想進入CDMA領域，我們需要把最深的、最難的這個技術給攻克了，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能力，最高級的技術高通已經解決了，可以授權讓中國企業來做，我們中國人能做到，比如説我們可以生産設備，我們可以生産産品，我們可以生産其它的東西，那麼我們本來不可能進入這個領域的，現在我們可以把我們自己的長處發揮出來，我們可以進入這個領域，這對我們中國企業來説是一個根本性的改變，是我們成為了走向這個市場的一個契機，我們以前不知道。所以我當時我也做了一個很重要決定，用四個版的文章很充分的把高通的戰略説得非常清楚。最後這樣的一個結果是，這些雜誌出來以後，確實剛才汪總説的這樣的情況，我也知道，包括政府的領導都找這個雜誌來看。
汪靜：
    高通的商業模式對中國的無線通信産業和中國的廠家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是一個機遇，而不是一個威脅。因為高通公司，我説的很清楚，不是跟中國廠家競爭的，等於是一個國際分工，我們是負責研發最新的技術，攻克技術難關，把技術授權給中國廠家，不僅技術授權完了以後，還提供不斷的技術支持，中國廠家以他的優勢開發出産品，然後我們共同征戰全球的CDMA和3G的市場，這樣完全是雙贏。我現在把這扇門再打開。
主持人：
    這個動作意味著什麼呢？
汪靜：
    意味著什麼呢？我們的技術授權成功了。當年中興作為第一個中國廠家，跟我們簽訂了技術授權協議，到今天為止，已經有55家中國廠家跟我們簽訂了授權協議。
主持人：
    其實在汪靜先生之前，這個職位上已經有了好幾任的領導者。在你看來汪先生的到來，他的做法當中、他的理念當中，跟前幾任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項立剛：
    不僅是汪先生或者高通，我們整個通訊行業都充滿著一種工程師文化，就是説我們應該把説清楚的事情，我們大家諱莫如深，然後我們都不説，然後每到……
主持人：
    是故意嗎？顯得自己比較高深。
項立剛：
    那倒不是，因為這是肯定有一個打交道的能力，或者是有個習慣的感覺。對我們通訊行業這些大企業來説，領導見媒體是很少的，大家是很怕的或者是很不願意的，對你在發展過程中間有一些應該説清楚的問題，整個社會是不了解的。這裡面給很多企業都造成了很多的困惑、造成了很多問題。高通前一段時間，確實在整個社會上面，我們大家都會認為説高通這個企業是有問題的。而且很多人一説到的高通的時候，都很義憤填膺的，都充滿著敵對的態度。這樣的一種情況，讓這樣的一個企業在中國或在世界上發展，這是有問題的。
主持人：
    聽起來雅各布是讓汪靜先生來滅火的，是帶著滅火機來的。
項立剛：
    但他不僅是滅火，我倒是覺得，他是用另一種思路在看這個産業，在看這個方向的發展。
張鷹：
    聽了剛才推開中國大門這段歷史，我感覺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借用一下我們欄目的名字，對話很重要。剛才汪靜先生講這段歷史的時候，他講中國市場，大家不要狹義地理解，中國市場意味著中國人買高通的東西，他只是用中國這個詞代表産業機會，這裡面有中國電信運營商的新的機會，有中興、華為這樣的設備製造商的機會，當然你們也做手機，還有中國本土手機生産廠商的機會，還有穆總這樣做移動互聯網的增值業務的機會。它是一條産業鏈，這個門打開的第一部分，可能首先帶來的是中國做電信設備和手機的企業走向全球的機會，這對於中國來説是個重要的增量，參與全球競爭了。
主持人：
    在推開中國大門的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注意到，高通實際上就在建立和中國市場、和中國企業的一個全新的對話機制。在這個對話的過程當中，也有一大批的中國企業開始漸漸地跟高通展開了全方位的合作，不過在我們的3G牌照發放之前，我們也看到很多企業他們在3G領域的投入被稱作是豪賭3G，所以對這些要和高通展開闔作的中國企業而言，他們最大的困惑仍然在於市場未來到底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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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説：
    各個國家通信領域的市場都有一個特殊性，有一個準入門檻，就是由政府發放的牌照。只有牌照發放之後，與之相關的通信市場才開放。中國的3G牌照是2009年發放的，而早在3G牌照發放之前，汪靜就已經帶領著高通邁入了中國市場的大門，開始與更多的中國企業，展開多方位合作。
    中興就是比較早與高通展開闔作的中國企業之一。然而，在3G牌照還沒有發放的情況下，中國國內的市場尚存許多不確定性。對於中興這樣一些決定與高通合作的中國企業來説，面臨的最大問題是3G的市場究竟在哪。汪靜給這些企業的答案是，我們可以一起去先征戰國際市場。

主持人：
    坦率地説在當時我們看來，CDMA的技術並不是在全球範圍內被廣泛採用的一個通信技術標準，雖然它很優秀，雖然它很先進。面對著這些即將展開闔作的企業，你給他們的信心就在於説，未來我們可以一起去征戰國際市場。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你們之間的合作其實是有很多不確定性的，那你會不會給別人留下一個印象説，你就是為了忽悠我才説出這樣的一句話來？
汪靜：
    你這種猜測不是沒有道理，當時確實是有這樣的誤解。因為當時世界通信市場的格局是這樣的，基本上被歐美幾個廠家所主導，中國基本上沒有什麼廠家能製造出有競爭力的通信産品。因為他們的技術起步還是比較低，而且底子比較薄，資源也比較少，對國際市場的認知當時還是很有限的，而且中國國內的市場當時在第二代技術的時候是GSM，基本上是由歐美廠家來主導。
主持人：
    現在國際市場的這扇大門要推開，我不知道力度是要比當年你推開中國市場的時候，力度來的更大一點，還是更小一點？
汪靜：
    這一次我是同時開兩扇門。
主持人：
    同時開兩扇門。
汪靜：
    為什麼。
主持人：
    好像有一點四兩撥千斤的輕巧，主要是我們門做得比較小。
汪靜：
    不是。我為什麼把兩扇門同時馬上就打開了，認知沒問題，但就是如何做到的問題。我跟他們説，雖然CDMA的市場份額還是比較小。3G時代快要到臨，全世界各國已經或者正在考慮，或者即將要發放3G牌照，都是以CDMA技術為基礎。所以CDMA在中國以外的很多國家發展非常迅速，比如説在東南亞，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主持人：
    但是他們有沒有困惑説，即便這是個新技術，但你拿什麼來證明，我用了新技術，我可以領先於市場呢？會不會我依然落後於別人呢？
汪靜：
    確實是的。這個技術你講的話是虛無縹渺的，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對於中國當時比較弱小的廠家來説，面臨也是兩個選擇。一個是自己從頭開始做研發，然後在研發的基礎上開發産品，這樣的話去打中國市場和國際市場。另外一種是走捷徑，利用高通的技術授權，你雖然比較弱小，但是可以把你跟這些巨人放在同一個起跑線上。
主持人：
    趙先生，剛才汪先生説，中國企業對於打開國際市場的大門的認知，是不存在問題的。你們應該説是最早和高通展開闔作的中國企業之一，對當時的你們來説，高通到底靠什麼吸引了你們？
趙雲：
    CDMA的技術對於發展中國家，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中興，實際上在汪靜來之前就已經，1995年的時候就開始研究了CDMA技術。我們在2000年打通了CDMA第一次電話，這也是中興中國通信史上的一個標誌性的事件。
    在2001年4月29號跟高通正式簽署了，也就是中國的第一家跟高通簽署了IPR協議，就是知識産權協議。所以在2001年5月26號，中國聯通就宣佈了招標結果，中興通訊作為本土唯一的本土企業，當時拿到了7.5%CDMA的市場份額，這個對於中興來講是非常不容易。
    我就講這兩條線，高通，特別是汪靜來到中國以後，他在推開中國的大門。而中興在中國，我們也要把這個大門打開，他們的夢想要在中國推廣CDMA技術，中興的夢想要在中國開花結果，走向世界。
主持人：
    在拓展國際市場的過程當中，有了高通的攜手合作，你們更容易能夠拿到國際市場上的一些單子。這樣的一個合作，到底是你們的單贏還是你們雙方都有的雙贏？
趙雲：
    在現在多元化的世界裏頭，不光是雙贏，很多是三贏，它是整個産業鏈上的多贏。雙方在共同拓展國際市場來講，我還想多説一點，因為中興在海外150多個國家，都有我們的銷售渠道和網絡，在這一點來講，這個是高通它無法具備的。這種多贏是每一個廠商，你專注把你的核心競爭力發揮到極致，然後以最快的速度能夠最有效的尋找你的最佳戰略合作夥伴。因為在産業鏈上，你不可能每一個廠商通吃全行業。
    我們合作的過程中，我也談一下高通讓人感覺不舒服的地方。在IPR，就是知識産權談判過程中，他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你愛簽不簽，最初幾輪談判過程中，甚至就把合同一扔。當然我們講談判是艱難的，他就是説你簽，就符合這個條件，你要談條件就免談。
汪靜：
    關於跟中興公司的這個談判，我也記憶猶新。最開始確實有一些不順、有一些摩擦，尤其你講那塊。但是我今天可以這麼説，當時我開始參與座談了以後順利多了。
主持人：
    但是目的還是為了要雙贏和多贏。
汪靜：
    對。因為有很多條款，有文化上的差異，因為你翻譯，無論怎麼翻譯也翻譯的不會達到極致。比如中國的很多名著，《水滸傳》、《紅樓夢》如果翻成英文的話，我就不覺得還有完全原來的味道。所以確實有語言上面、文化和觀念上的問題，還有法律理解上面的分歧。但是這些分歧是在雙方談判中得到順利的解決，結果還是非常好的。
主持人：
    汪先生在這個過程當中，似乎更多的有一種遊刃有餘的自信。因為在節目之前，我們倆有個非常短的交流，他説他是一個放下茶就可以喝紅酒、喝咖啡的人，放下紅酒就可以回頭來喝茶的人。所以我一直覺得他好像是在東西（方）的這種文化當中有一種穿梭，可能更多的這種兼顧了東西（方）文化的特質，使得他能在談判的過程當中，更多地做到很多人都希望達到的這種多贏的局面，我不知道跟這種特質有沒有關係，許先生你分析呢？
許峰：
    作為汪總來講，他是作為這種既在中國生長，又在美國長期的服務，對雙方的文化的這種理解。比如像中國，你在中國做生意，中國講我們可以簽合同了，實際上是談判才剛剛開始，他是不一樣的，中國的思維習慣不一樣。到中國的時候，你説我們這個事是一個小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很大，它基本沒有問題，實際意思是大問題，它是不太一樣的。所以這個是對東西方文化理解，我們在談判過程中，他會有很好的一個融合、一個包容。實際上客戶成功了，公司成功了，你看我們汪總他自個兒也是呼呼呼就上去了，他自個兒也成功了。
主持人：
    你覺得他上的速度快嗎？
許峰：
    非常快。應該講據我們了解，汪總應該是華人真正的在（美國）五百強企業裏面，在執行委員會裏面做到最高職位的人，應該講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能夠做到決策層。
主持人：
    看來你盯這個位置也盯了蠻久了，了解得也很透徹。
    我問問項先生，您最早也跟汪靜有過交流，如果我們把他定位為兩棲職業經理人，你覺得合適嗎？就是可以有東方的思維，可以有西方的邏輯，然後這樣的兩種交融在一起的文化的特質，是不是可以真正的幫助高通，在把先進技術帶到中國市場的同時，也能夠帶領著中國企業更多的走向國際市場？
項立剛：
    中興、華為這些企業的成功，事實上也是高通這樣一個産業鏈的成功。大家的成功，事實上這就是一個多元的世界，也就是説高通這方面它的産業鏈頂端，它是比較成功的。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像中興、像華為這樣的企業，在2005年之前曾經還是有過很艱難的時候。但是2005年以後，在國際市場裏面打開了市場，現在有很多的收入，超過一半的收入，甚至超過70%的收入是來自於海外市場的，不帶有像西方的一些偏見。這樣以後，在融合的過程中間，可以把自己的長處更好地發揮出來，把我們從一個相對窄的視角打開，然後用中國的感覺和西方的感覺結合起來，我想我們會有更多有價值的東西。
主持人：
    在汪先生的身上，到底是中國的感覺多一點，還是西方的感覺多一點，我們也許很難來界定，但這個時候我倒真是想讓你發揮一下自己的中西文化跨越的這種潛質。你看到現場有很多外國朋友，他們可能對於中國了解一些，但未必了解的很多。如果説這個時候咱們倆在讀老子的《道德經》，然後我挑一句，然後請你給他們介紹一下。比如説《道德經》上有這麼一句話“無為即有為”，請你把這個內涵能跟外國朋友説明白嗎？
汪靜：
    在老子的著作中有一句話“無為即有為”，這也是高通商業模式的價值觀，因為我們放棄了製造産品的業務，出售了設備和手機製造業務，所以我們能夠擴大CDMA技術授權的業務。它也適用於我本人，放棄了法律專業，使得我能在更大的領域有所作為，這也是我的人生信條。
    我能不能用中文再講一下，“無為即有為”實際上是非常有哲理的學説，對我來説是一個老子的學説。因為它的內涵就是你要懂得放棄，適用於高通和我本人。
主持人：
    我看到幾位外國朋友頻頻點頭，估計你順利地通過了今天的臨時抽考。西方有沒有什麼樣的一些觀點，它同樣深深地影響著你這位從小就在中國長大的東方人？
汪靜：
    其中有一個我經常引用的，財富並不是你永遠的朋友，但朋友卻是你永遠的財富。
主持人：
    説得非常好。但是我也注意到，當你和永遠的朋友攜手在拓展國際市場的時候，我們看到你們都是大有斬獲，一塊拿下了國際通信市場的一塊大蛋糕。但與此同時，在這些和高通合作的中國企業的心裏，似乎也隱隱的覺著你們之間好像還有一扇門，這就是專利技術保護之門。雖然在中國我們有這樣的一句話，叫“親兄弟明算賬”，可是這些中國企業心裏老在嘀咕，這賬到底該怎麼算，因為這扇大門如何來開啟，開啟的角度有多大，主動權還是掌握在高通的手裏。

（播放短片）
解説：
    2009年，隨著三張3G牌照的發放，中國3G的商用和産業化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在國際市場上已經頗有斬獲的高通，以及像中興這樣早就進軍了3G領域的中國企業，理所當然的在中國市場的競爭中拔得頭籌。
    汪靜剛來中國的時候，高通在中國的銷售業績幾乎為零。八年後的2009年，來自中國市場的銷售收入已經佔到高通104億全球收入的23%。汪靜本人也平步青雲，升任高通全球執行副總裁，成為決定整個高通命運的11個核心高管中的一員。
    然而，隨著合作的深入，很多企業發現在與高通的合作中還存在著一扇門，那就是專利技術保護的大門。而這扇門恰恰是由在全球擁有多達兩萬多項技術專利的高通來決定它將如何開啟的。

主持人：
    我聽説在高通的總部有一面專利墻，上面列滿了讓我們高通人引以為傲的各種各樣的專利技術。你能不能告訴我們，在高通對於專利技術到底有多麼的重視？重視到了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汪靜：
    高通公司還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和收入來源是技術研發，然後在研發的基礎上進行技術授權。所以你剛才講到高通公司著名的專利墻，就充分反映了高通公司對發明創造的重視。專利墻本身挂著專利牌子，我能不能，我想拿一個。
主持人：
    好，給大家展示一下。
汪靜：
    給大家展示一下。
    這就是一個高通專利墻上面，就像一塊磚，這上面是一個美國專利，專利號、專利名稱和專利發明的內容和權利要求。專利制度就是讓一個人或者一群人的發明能得到最廣泛的應用，造福於人類。如果沒有一些保護制度的話，他可能就不敢去公開，或者是跟別人分享。為了鼓勵創造發明公開化和最大的應用化，所有才有一個專利制度。
主持人：
    這個授權的過程很複雜嗎？比如有一家A公司，他想用一下高通的某一項專利技術，就是要簽署一個厚厚的協議對不對？
汪靜：
    對。
主持人：
    這個協議大概需要厚到什麼樣的程度，能不能給大家介紹一下？
汪靜：
    我認為沒有像人們想像得那麼恐怖，其實是一份文件，我帶了一份文件給大家看看。
主持人：
    就這麼薄嗎？
汪靜：
    就這麼薄。實質性的條款也就十幾條，其它的都是律師的工作，比如説詞定義，哪些詞應該怎麼解釋。
主持人：
    我們看到第三道門出現在大家的面前了，這就是我們的專利技術保護之門，這個門沒有像剛才那兩扇門那麼容易，隨便一推，無論是左側或者右側，它就開了，目前它是一個緊閉的狀態。趙先生看到這個門，好像陷入了沉思，是不是想到了每一次你們之間的這扇門的開啟的過程。有人告訴我，要開啟這扇門其實也不難，你就需要把我的法律條款都給我簽完了，把該給我的錢都給我了，我把鑰匙給你，然後你開一小道縫，是不是這樣的感覺？
趙雲：
    你這個比喻，我很贊同。
主持人：
    您這説話大喘氣，讓我覺得好像你陷入百感交集的回憶當中。
趙雲：
    人類文明進程中，對知識産權的保護是有利於技術的發展和創新的實現，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比如説瓦特，我理解是知識産權保護算第一人。大家都知道，瓦特蒸汽機是他發明的，但實際上瓦特真正的貢獻，他倒不完全是他蒸汽機的發明，而是當時他把蒸汽機技術形成了專利，然後通過這種專利的推廣，使得瓦特蒸汽機得到了社會化，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在合作過程中，我們雙方是互相配合，作為戰略合作來講。
    但我接下來想到，特別是陳偉鴻談到堅實的門找不到門縫的時候，我百感交集呀。是什麼呢？就是如果知識産權的過度保護，或者是知識産權的濫用，會阻礙技術或者人類文明的前進。中興現在在全球，我們市場份額，就是説我們海外的市場已經佔了全球的51%，我們在去年的增長比歷年增長上升了36%。儘管是這樣，但是我們來看CDMA這個産業，實際上還是叫百感交集的，因為我們現在全球CDMA的用戶數量也就是4.3億的樣子，4億多，而全球真正移動用戶遠遠不只這個數，有的説到50個億。
主持人：
    你希望是不是，就是高通把這個門一直打開著，然後別這麼緊閉著？
趙雲：
    在這個産業鏈上，那麼獲取利潤最高的還是，咱們坦率説，高通所佔的産業鏈的價值是最高的。
主持人：
    中國企業的這種心聲，跟高通一直所堅守的這種專利技術的保護之間是不是有矛盾？對於你所在的立場而言，這是不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東西？
汪靜：
    高通公司的CDMA技術的發明和推廣，以授權的方式推廣，帶動全球CDMA和3G産業鏈的發展，其中的商業價值是以萬億美元計算的。
    高通公司去年財年的整體收入大概104億美金，其中差不多大概三分之一是技術授權的費用，其它是芯片銷售和其它業務部門的收入。所以高通公司的技術授權費用，去年財政年度也只有30幾億，估計不到40億美金。所以在這裡面，我就覺得好像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吧。
    反觀如果高通公司沒有這些這樣的收入，專利授權的收入，高通公司就無法再投入到技術的進一步的研發。
主持人：
    很多中國的企業，其實是對高技術有期待的、有渴望的，不光光在通信領域，包括在很多的新能源領域，中國跟美國之間都有一些合作。但我們現在看到的現實是，美國並不是願意把所有的領先的技術都統統地賣給中國，在你看來，這是為什麼？
汪靜：
    中國和美國是一個雙方互補的關係，是一個天然的戰略夥伴關係。我從原則上認為，美國應該將更多的高新技術轉讓給到中國，或者跟中國展開對雙方有利的合作。
主持人：
    如果説在通信技術領域有一些非常先進的技術，政府不是很情願把它作為一個技術轉讓給其它公司，尤其是中國的公司，如果説你有這樣的意願的話，你會去和政府交涉嗎？你會怎麼來説服他們？
汪靜：
    在華盛頓從事法律工作的時候，所做的一項，我認為到現在還認為比較有意義的事件，就是代表中國衛星通信公司，解決當時的燃眉之急，將美國一個在軌衛星，已經在軌道上服務的衛星購買下來以後，成功的從軌道上面遷移到另外一個軌道位置，然後給中國提供通信和廣播服務。當時就涉及到美國政府的出口許可證問題，我們在華盛頓做了大量的説服工作，最終解決了這個問題。
主持人：
    做這樣的工作容易嗎？是不是很容易以你的學識、以你的口才，就可以説服他們説改變這種情況？
汪靜：
    我覺得非常不容易。我記得我可能連著好幾天沒有睡覺，所以那個項目對我來説，到現在我看是非常有意義的。
    像中興公司和華為公司，他們會爭取美國政府的出口許可，才能把CDMA這個先進設備賣到某些特定的國家。我們也是積極配合的，為中興和華為這樣的出口機會提供了很多法律上、政治上和技術上的支持。
觀眾：
    我們也知道高通在4G的技術上面也做了很多的發展。我們就會有這樣一個擔憂，就是説可能3G的網絡還沒有，投資還沒有收回來，而我們可能又被迫跟著我們這些技術巨頭去部署4G的網絡。對於我們中國來説，是不是永遠在跟著這些技術巨頭在跑，高通除了帶給我們技術授權之外，還帶給我們中國什麼呢？謝謝。
主持人：
    好。
汪靜：
    我個人認為4G規模性商用的這個意義上的到來還是有一段時間。即使規模性商用以後，3G和4G會長期共存。
主持人：
    他還關心，高通把技術帶到了中國的同時，還帶來了一些什麼？
汪靜：
    由於在中國CDMA産業鏈的巨大成功，所以高通公司作為公司也受益了。像中興、華為這樣的優秀企業，不僅在中國3G市場上起了主導地位，而且在全球也成為了前五名的通訊設備企業，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主持人：
    像中興還是屬於本身實力也比較強，也有著自身獨特的優勢和資源，所以他和高通的合作似乎在很多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門當戶對。但有的時候，這扇門是不是也把一些更小的企業排除在合作之外了？
張鷹：
    這個授權，這裡面還有兩個細節我覺得要考慮，不是每個領域都是應該開展完全的市場競爭的。在西方經濟學裏面，比較崇尚市場經濟的理念，物競天擇，大家自由競爭，誰勝到最後誰就好了。東方的文化講究和諧、講究適度。實際現在的市場，可能是兩種文化的一種結合，有些領域是不能夠過度開放的，過度開放之後的結果，可能對所有的參與者，反倒帶來一個傷害。就是有些領域可能需要門檻，比如像中興、華為這樣的企業，做這種核心的系統設備本身就是個很大的門檻，不能想像一個小規模的公司，上來做核心大系統。
    但反過來説，貝多這樣的公司很有創新性，他們在做信息增值服務不需要花太多的錢去買這個門票，就可以參與服務了。所以不能泛泛地講所有領域都需要門檻，也不能泛泛地講所有領域門檻高還是低，我覺得得實事求是。
主持人：
    在高通剛剛進入到中國市場一個月的時候，那個時候可能業績很不好，甚至業績還沒有完全展開，但是你就已經説服了總部，要在這裡設立一個高通基金。
汪靜：
    高通公司2001年宣佈在全球設立5億美金風險投資基金的時候，我爭取到1億美金專注于投資在中國的新興的跟移動通信相關的企業。
主持人：
    高通現在跟我們貝多科技也是有合作，在最初合作那一刻，你們彼此打量過對方嗎？有沒有衡量過貝多的大小？
汪靜：
    我也有幸去訪問過貝多，我認為這個公司所開發的定位應用是非常有創造性。所以我看到貝多投資案以後，我是第一個投贊成票的。
穆榮：
    剛才聽中興的講，我覺就覺得首先我就感覺我們很幸運。因為別人都在談怎麼交錢，我們是怎麼拿錢。其實最早剛開始接觸的時候，老實講我是嚇一跳，高通的風險投資的，大概美國的律師給一個盡職調查的材料，反正我準備出來大概有這麼厚。我們在國內做定位服務還是比較孤獨的，因為在國內做的人不多，很少。我們是做互聯網的，和做電信、芯片的會不會有文化上的差異。當時很擔心，因為電信的企業是要求百分之百的可靠，互聯網實際上有點反過來是説讓一部分人先用起來，然後摸著石頭過河。
汪靜：
    隨著3G應用的不斷深入和用戶數的不斷大規模增加，在中國像貝多這樣有創意性的公司會越來越多。
    我們進來的時候是為了出去，而且我們進來的時候一個人，出去是一大幫人。這一大幫人的話會形成非常強大的力量，在全世界攻城掠地。如果高通公司一個公司根本無法想象做到，可能做夢可以，但是作為一個商業計劃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
    十年前，當你用力地推開中國市場這扇大門的時候，是不是就想到了今天這樣一群朋友，一起征戰國際市場的非常壯觀的景象？
汪靜：
    我十年前就有這個夢想，有這個理想，所以我更願意從事商業運營的工作，而不是從事法律工作的重要原因，就是有這個理想。我是為一個美國財富五百強的高科技公司工作，但是在我的夢想裏面，一直想看到中國的廠家會主導，有一天會主導中國的移動通信市場，而且在全世界移動通信市場成為主導力量。
主持人：
    你也被當作是我們向國際輸出的另外一個中國力量。你覺得你手中到底握有了什麼，可以打破跨國公司當中的玻璃天花板，進入到了這樣一個跨國公司的一個核心管理層當中，是怎麼把它一拳打破的？
汪靜：
    我從安徽一個偏遠的農村長大，然後求學的，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關鍵性的選擇。我到高通公司也沒有技術背景，但是我就覺得無論你在學校學的專業是怎麼樣，你工作以後，更重要的是善於不斷地觀察和學習。
    第二點就是敢於承擔責任，我有這個膽量，我為我的這個建議負責。如果錯的話我承擔責任，你可以隨時把我解聘。
汪靜：
    其實我的所謂的職業成功裏面所反映的是，首先是中國市場的重要性；第二個是中國廠家的，通過他們的打拼和努力在全球市場的成功，在他們的成功裏面，所折射的、反射的影子裏面，我只是這裡面其中一個影子罷了。我是一個中國人，但是我沒有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和中國企業的成功，和中國作為一個經濟體的能量，我認為我可能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主持人：
    現在的3G技術真的是方興未艾，我身旁很多的朋友已經迫不急待的換了3G的手機。還有一些朋友覺得説，我為什麼要用3G，我現在這個2G，甚至是1.5G可能都用得很好，為什麼一定要換。
    我也特別看了一下工信部發佈的數據，到2009年的第一季度，我們中國的3G手機的用戶大概是1800萬，這和我們全國廣大的手機用戶相比的確是滄海一粟。在節目結束之前，還會請大家稍微展望一下，像剛才趙先生説的這麼具體的，就是3G時代，你可以用3G的技術，給自己帶來什麼樣的一些改變？請你給我一個理由，告訴我該不該換3G手機。
項立剛：
    前幾天世界盃的開幕式，我就拿著一部3G手機，在現場拍了照片，我把這個照片加工以後，就發到微博上面去了。一個普通人，而不是你們電視臺的記者，在這樣的賽場上面，我發表我的視角的意見和我的看法，這些事情都是以前做不到的。
趙雲：
    未來的3G終端，他能夠誇張一點，就像孫悟空的金箍棒。因為未來這個屏幕是可以折疊、可以伸縮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微型化，然後你應用的時候把它展開來，3G終端它能夠實現你所有的。3G給大家帶來的生活，它將超出你的想象。
汪靜：
    我敢保證説最終中國十幾億人口都會成為3G用戶。3G會帶來一個全新的體驗，你的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用3G的手機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