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6日電 台灣《工商時報》15日刊出社論説，從金融市場與歐洲政局的發展顯示，歐債危機已經從金融與財務危機，升級至政治層面，非常敏感的“歐洲德國化”議題浮出臺面，但是德國做為歐洲一體化的“參與者”而非“主導者”的傳統已經轉變。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核心歐洲”，避開了歐洲德國化的敏感議題，卻是歐洲渡過金融風暴的必然課題。

　　文章摘編如下：

　　7月開始的第二波歐債危機，至今延燒超過兩個月。從金融市場與歐洲政局的發展顯示，歐債危機已經從金融與財務危機，升級至政治層面，非常敏感的“歐洲德國化”議題浮出臺面。

　　德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侵略歐洲的主犯，戰敗後德國深自反省，不只以具體的行動向全世界宣示，徹底斷絕“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思想，對納粹專制帶給歐洲人民的空前劫難，更是全面深刻檢討。德國政治領袖以令人動容的誠意在各種場合表達歉意，從戰後至兩德統一之間，給與各國受難者的賠償金額，累計逼近2000億馬克。德國堅持反省的作法受到了歐洲民眾的肯定，重新接納德國回到歐洲的懷抱。

　　重新獲得歐洲接納的德國，在文化與政治上展現了歷史的深度。冷戰結束、東西德統一，雖然獲得民族統一的重大成就，但是歐洲理念並沒有重大的改變。從兩德統一至今20年來，德國的政治領袖持續堅持，推動“歐洲一體化”是歐洲各國追求最大利益的終極目標，而這個目標必須在歐洲各國主權平等、人民認同的基礎上逐步推動，德國願意以削弱本身的國家利益，來完成此一終極的目標。

　　德國的政黨政治迭有更易，歷任的國家領袖對此核心目標卻堅守不移，因此我們看到歐盟與歐元在極為困難與複雜的環境中，仍然被堅定地推動。也因此我們看到，現任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巨大的壓力下，不斷堅持維護歐元體系，不計代價防止歐元崩潰的決心。

　　但是，德國做為歐洲一體化的“參與者”而非“主導者”的傳統已經轉變。在2010年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後，德國與法國身不由己被推到救援的最前線，並且成為歐債危機的“最終救援者”(Last Resort)。德國與法國必須不斷將鉅額的資金，從國家財政移轉給歐洲央行以及歐洲緊急紓困基金。在國內選民強大的不滿與壓力下，德國與法國不斷提高對希臘等國“財政緊縮”的要求，成為逼迫希臘等國大幅修改國內政策的主要壓力來源，德國已經不由自主地走上了“歐洲主導者”的角色。

　　今天德國能夠扮演最後救援者的角色，關鍵在10年前前任總理施羅德展現了長遠的戰略眼光與政治勇氣。他以犧牲個人政治前途為代價，強力推行“2010年議程”，降低失業保障、削減失業救濟金，甚至暫時凍結養老金加碼、加強對再就業的勞工訓練，讓德國的企業擁有歐洲各國最高的靈活性。施羅德在10年前就已經預見了歐洲福利國家的災難，他為此在2005年的大選中落敗，以個人政治生命的結束，換得德國今日能夠扮演最後救援者的強大經濟實力。

　　但是，今天的德國選民並沒有給與政府空白支票，在默克爾政府同意救援歐豬五國的過程中，德國選民的反抗情緒不斷升高，梅克爾的政黨在今年6次邦議會改選的地方大選中，連續輸掉5個邦。9月4日默克爾故鄉梅克倫邦的議會選舉，執政黨得票率竟然只有23%，徹底敗給獲得37%選票的反對黨。德國最高法院最新的判決也指出，默克爾政府過去簽署的歐洲金援方案並不違憲，但是德國國會也握有最終的審核權。

　　也就是説，在德國國內的政治壓力與法律解釋的後續效應下，“歐洲德國化”已成為必然的趨勢。德國在去年將法定退休年限延後到67歲，因此在提供金援的同時，必須對受援國要求比照德國的退休標準，否則無法向德國納稅人交代。諸多社會福利、財政準則、加值營業稅率，以及公司贏利所得稅等，都在朝同樣的方向修改。

　　更進一步，默克爾與歐盟總裁范龍佩在9月5日會商，提出“核心歐洲”的建議，研擬邀集歐元17個國家，簽訂比裏斯本合約更為緊密的合作協議，將歐元17國的財政政策、社會福利政策、稅制等主權等級的政策，交付給歐盟做更強勢的集成。原因就是在持續兩年的主權債務危機後，如果歐洲各國認同歐元的長期價值，就必須在國家的貨幣政策集成之後，進行更徹底的財政政策集成。

　　默克爾的“核心歐洲”，避開了歐洲德國化的敏感議題，卻是歐洲渡過金融風暴的必然課題。今天看似驚心動魄的股價崩跌與債務危機，其實正創造了歐洲全面集成的歷史機遇；以德、法為中心的歐洲不會破産，正如同美國國債不可能違約，種種表面的摩擦，都只是國家政治力量角力所發出的聲響。

　　歐元崩解的壓力固然龐大，歐洲的政治領袖們卻以更大的決心，趁勢突破歐洲一體化的障礙，前瞻的眼光與決心，值得目光短淺的台灣政治人物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