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王建

　　專家預測我國經濟增長減速，面臨下行風險。而作為金磚國家之一，全世界又看好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究竟在哪？除了深化改革之外，從産業發展看，什麼是經濟增長新引擎？值得深思

　　經濟減速超出預期

　　兩年前筆者認為自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率將會沿著9%、8%、7%的曲線逐年下滑。事實上，2011年的經濟增長率也確實從上年的10.4%下滑到了9.2%。而2012年，大部分學者和機構預測，經濟增長率會下降到8%-9%區間，筆者也認為在今年的前3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都能在8%以上，到4季度才會下降到8%以下。然而，從前兩個月的數據情況看，經濟減速的程度已經超出了預料，很可能在一季度就出現低於8%的情況。

　　分析今年前兩月數據時，如果注意到今年是閏年，即2月有29天，就會得出上述結果。如果將多出的一天換算成增長速度，就是要比去年多出1.7個百分點。比如，1-2月的工業速度是11.4%，但是若扣除了多出的這一天，就只有9.5%了。其實用日均産量增長率就可以完全剔除閏年這個季節波動因素，以發電量為例，如果按統計局公佈的前兩月發電量增長率是7.1%，但是若按日均産量計算就只有4.3%了。

　　電力供求一向是經濟增長率的晴雨錶，即使不剔除閏年因素，發電量增長率也已經從去年12月的9.7%下降到今年前兩月的7.1%了。從中電聯最近發佈的數據看，前兩月製造業的日均用電量是負增長1.8%，更可以顯示出工業生産急劇收縮的現實。

　　一般來説，由於工業産出佔了總産出的一半，所以經濟增長率是隨工業增長率變動的，大體來説給工業速度打個7折就是GDP增長率。因此若3月的工業生産繼續維持前兩月的情況，剔除掉閏年因素的工業速度在今年1季度就會在10%以下，而GDP增長率就應該在8%以下了。

　　問題還不在於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率可能會掉到8%以下，而在於全年是否能夠保“8”，而實際上可能連7.5%也難以保住。中國目前個人收入差別與城鄉收入差別越來越大，由此形成了總供給大幅度超出總需求的總量格局。對於形成今天這樣的格局，我們不應給予過多的批評，因為正是這種總量格局使得中國能夠相較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充分地利用新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但是問題在於，當新全球化因美國次債危機而中斷的時候，中國沒有能夠及時啟動開拓內需的戰略性調整，而是用加大投資需求的辦法來增加一些臨時性需求，從而在外需萎縮後，國內供給超出需求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了。

　　生産過剩伴隨消費萎縮

　　不應把固定資産投資完成額當成投資需求，而更應把它當成供給能力增長的指數，因為投資一旦完成就會化蛹為蝶，從需求變成供給。

　　從這個角度看，今年頭兩月與工業、消費和出口數據相比，唯一沒有出現大幅度下降的就是固定資産投資完成額，其中最能反映産能增長的裝備製造業——通用設備製造業與專用設備製造業的增長率分別是45.44%和58.88%，而去年全年是30.6%與39.2%，這説明工業産能在去年就開始顯著釋放，進入到今年初釋放的速度更加快了。但是同時，從工業生産環節看，今年頭兩月的通用與專用設備製造業的增長率卻從去年的17.4%和19.8%，下降到今年頭兩月的8.6%和11.6%。在投資完成額曲線大幅度上行的時候，工業生産曲線卻在顯著下行，這就最清楚不過地説明了，投資完成額的高增長並不能代表投資需求的高增長，反而是反映著供給能力的高增長，是預示著下一階段國內的生産過剩矛盾將更嚴重。

　　此外，如果反映投資需求的變化，更好的指標是“施工項目計劃總投資”，這個指標反映的是在建項目需要多少投資才能完成，所以可以代表現存的投資需求有多少。從這個指標變動情況看，2010年是26.8%，去年是18.7%，而今年前兩月已經下降到12.1%，這個變動趨勢就説明了，真正能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需求是在大幅度萎縮過程中。

　　生産過剩的嚴重程度也能從工業企業的利潤下降中反映出來，國家統計局剛剛公佈的數據説明，今年前兩月工業利潤下降了5.2%，去年前11個月是增長了24.4%，去年前兩個月是34.3%。筆者在去年底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自2007年以來中國的工業企業利潤就在顯著下滑，而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業利潤下降的結果就是導致生産與投資活動的停滯，乃至爆發生産過剩危機。

　　生産停滯的情況還可以從中國經濟的區域增長結構看出來。一向以來，東部沿海地區都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極，但是今年前兩月，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山東和廣東的工業增長率全都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上海、浙江和廣東的工業增長率全都低於5%。最近還有報道説，深圳甚至出現了建特區以來的首次工業負增長。而沿海地區經濟的率先衰退，與今年前兩月出口的大幅度衰退是一致的。

　　近兩年消費需求的增長率一直比較高，但是到今年前兩月也出現顯著收縮的局面，從統計數據看是從去年12月的18.1%下降到今年前兩月的14.7%，但是若考慮到今年前兩月的通脹率只比去年12月下降了0.3個百分點，以及應該剔除閏年的因素，實際消費增長率就已經下降到9.3%了，即比去年12月已經下降了4.1個百分點。這也不奇怪，因為收入是經濟增長的函數，增長的下降必然會引起居民收入減少，進而影響到消費需求增長。由此可知，如果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繼續下降，消費的萎縮將是必然的結果。

　　房地産的問題也是如此。去年的新房銷售面積是9億平方米，二手房銷售面積是2億平方米，在政府嚴格限購的背景下還能有這麼多的購房需求，看來目前的剛性需求仍然很強，甚至可以説，在出口、投資和消費需求都在顯著收縮的時候，只有在房地産領域有一塊被壓制住的需求。但是必須看到，這塊被壓制住的需求是建立在自2003年以來經濟高增長，居民由此儲蓄了大量財富基礎上的，如果經濟收縮開始明顯，居民收入開始減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就會隨之改變，所以，如果目前的房地産低迷的狀態主要是因政策因素，那麼下一階段恐怕很快就會轉入被居民收入增長低迷約束的時期，對房地産調控來説，也恐怕將不是如何壓住需求的問題，而是如何保住去年的9億平方米和2億平方米需求水平的問題了。

　　經濟下行或與通脹並存

　　最近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在2季度、至少是3季度將強勁復蘇，甚至有學者在去年就預言中國經濟會從今年再度進入強勁的高增長期，他們的根據，一個是認為世界經濟增長將再度強勁起來，另一個是認為只要政府再度放鬆宏觀需求，中國經濟就不用擔心熱不起來——對此不敢贊同。

　　從世界經濟看，許多人都認為目前只是歐洲有問題，而美國經濟已經顯露了強勁復蘇的勢頭。然而，美國經濟的問題比歐洲要大得多，因為美國金融機構在次債危機中所形成的龐大有毒資産直到目前也沒有消化多少，背著這麼沉重的包袱，美國經濟想從低谷中往上爬是難上加難。去年美國的廣義貨幣M2增加了8700億美元，比次債危機爆發後危機最深重的2008年的7500億美元還要多，其中有超過6000億美元是7月以後放出來的，而正是在去年7月下旬以後發生了新一輪的美股暴跌事件。現在又有傳言稱美聯儲要推 “沖銷版QE3”，就是由聯儲放出美元來收購美國金融機構的資産抵押證券，再用借款方式把放出去的美元收回來。這個舉動看似無用，其實這是在給金融機構有毒資産尋找出路，因為聯儲的做法，目的就是把美國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産轉移到美聯儲的資産負債表裏，好讓這些被有毒資産重創的金融機構能夠脫身，而再把美元借回來則是為了維護美元的信譽，防止因美元太多出現惡性通脹。但是美國的有毒資産規模實在是太龐大了，即使自次債危機以來美國的M2已經增加了2.6萬億美元，還是救不了美國的金融機構，所以，直到目前還不能説美國經濟在危機中已經觸到了底部，由此所發生的需求收縮也不能説已經見底。而歐洲經濟由主權債務危機所引發的緊縮過程，可以説才剛剛拉開序幕，因此全球經濟的需求緊縮過程至少在今後5年內是會繼續發生的，這樣就不可能在中期內出現一場由世界經濟復蘇而拉動的中國經濟高增長。

　　有人認為去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下降趨勢是政府為反通脹而實施貨幣緊縮造成的，所以是外生的原因，現在速度下降，只要政府降低存準率與利率，經濟增長就再度上升，特別是還有地方政府“大幹快上”的勁頭在推動，速度更是下不來。對這樣的觀點也要推敲，如果總量格局不是生産過剩，放鬆宏觀需求當然會使經濟提速，但情況顯然是相反，放鬆宏觀需求就不見得對提升速度有效。比如最近央行的銀行家調查數據顯示，今年1季度貸款需求指數環比大跌4個百分點，是2008年4季度以來的最大跌幅，這説明，如果市場不景氣，即使政府放鬆信貸企業也不一定願意增加生産和投資。再説地方政府，如果沒有2009年中央政府放鬆信貸，地方政府也不會增加6萬億元以上的負債。放手讓地方政府投資，只是在2009、2010年在投資需求拉動下使中國經濟短時走出低谷，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生産過剩狀態，反而是更加劇了這種狀態，這又使得地方政府由於投資無效率而無法還貸，使銀行體系在2012年以後會面臨著大批壞賬的威脅，在這樣的背景下是否還能再次採取利用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來創造投資需求的辦法呢？

　　所以，中國經濟增長的下行曲線從目前看是難以改變的，我們只能希望它下行得不要太深，比如不要低於7%，否則就會引發更多問題。還必須指出，雖然自去年10月以後通脹開始下行，但是不能認為這會持續下行。最近農産品又開始漲價，自年初以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也開始走高，而今年的農業生産形勢也還不能確定，這些都會令全年CPI壓在4%以下充滿變數，如果通脹反彈而經濟下行更加顯著，政府的宏觀調控就會又陷入保增長還是反通脹的兩難處境，而再度選擇犧牲增長來反通脹的空間顯然是不多了。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裏，黨的重要會議除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文革所導致的經濟接近崩潰的邊緣背景下召開的，其他時期的重要會議，即使不是在經濟的繁榮期，也是在相對不錯的時期，但是黨的“十八大”召開的時期，則很可能是又一個在經濟顯著下行的背景下召開的會議。中國目前的問題已經不能用調控宏觀需求的短期方法來解決，也不能靠小改小革來解決，而是必須觸動當前錯綜複雜的利益結構，才能進入到真正的結構調整過程，希望此次經濟下行，能夠成為一次新的大改革、大調整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