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認為，今明兩年經濟增長將下行，輸入型通脹仍將羈絆調控政策的力度和方向，但2013年後中國經濟仍有望重回9%的高增長“軌道”，城市化釋放的強大內需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范劍平認為，貨幣政策將保持中性但操作靈活，存準率和信貸窗口指導的調控手段應時而動，調控新增信貸額度，確保流向實體經濟。未來十年我國處於後工業化階段，高端製造業的發展將成功實現“進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經濟增長短期下行 中長期向上

　　中國證券報：最新公佈的12月製造業PMI重回50%的榮枯分水嶺上方，我國經濟增長探底趨勢是否明朗?

　　范劍平：連續三個月的PMI指數才有指向意義，目前尚不能得出經濟探底回升的判斷。從2008年至今，我國經濟運行狀態是在政策刺激下迅速回升，在政策退出後自動回落，並沒有形成自主增長能力。短期來看，2012年一二季度經濟增速顯著回落，下半年將逐步企穩。這一方面是基數效應，2011年經濟增長呈“前高後低”趨勢;另一方面是政策滯後影響，2011年四季度貨幣在部分領域開始放鬆、微調，等企業真正感受到政策暖意、上下游資金開始寬鬆時，要在三個季度之後。

　　王建：我國經濟三年下行趨勢已初步形成，今明兩年仍將下行。從貨幣供給來看，去年11月末M2增速已經收縮到12.7%，M1增速下降到7.8%，與M2的增速差擴大到了4.9個百分點。觀察我國30年來的經濟運行情況可以發現，只要出現M1增速顯著低於M2的情況，無一例外都會發生明顯減速。

　　此外，需注意到存款自去年7月開始出現減少或同比少增的情況。這説明，銀行體系中的資金在外流，大量中小企業因為從銀行體系得不到貸款而不得不去借高利貸，到今年一季度，很可能出現一個中小企業的倒閉高潮，我國經濟將會出現急速冷卻。

　　需要強調的是，目前經濟增長曲線下行並不主要是宏觀調控的結果，而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因素造成的。此前的刺激計劃是在嚴重過剩基礎上繼續刺激供給增長，而沒有通過結構調整釋放出被長期壓抑的國內需求，這也是經濟增長再度向下的本質原因。

　　中國證券報：從中長期來看，我國經濟是否已步入增速放緩的新週期?

　　王建：我不認同經濟會繼續高增長，也不認同會進入所謂“中速”增長期的觀點。我國經濟會在2013年以後開始強勁反彈，並且在其後以9%的速度繼續高速增長15年。至少從“十二五”這5年看，經濟增長將呈現“V”型曲線。

　　到目前為止，我國已經形成了龐大的供給能力，並且到“十二五”中期又是一個産能釋放期。這在供給方面就具備了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目前問題出在需求方面，一方面外需大幅萎縮，另一方面是內需被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強烈抑制。我國經濟要重回高增長軌道，必須釋放出強大內需，這也是下一步經濟結構調整的重點。

　　范劍平：我國要逐步通過結構調整，進入以科技創新為推動力的新增長階段，在這一過程中，經濟增速放緩難免。隨著房地産調控的深入推進，相關産業的調整將逐步展開。企業未來面臨的不僅是去庫存的壓力，還有去産能化的壓力。落後産能將被淘汰，最終實現“市場出清”，與此同時，資金要被引導流入科技研發和實體經濟，從而啟動新一輪增長週期。

　　貨幣政策高度靈活 數量調控釋放流動性

　　中國證券報：面對經濟增速放緩，我國政策調控餘地有多大?

　　王建：今年政策騰挪的空間並不大。首先，世界經濟並不會出現“硬著陸”，歐洲危機有一半是人為加劇的，因此帶有可控性質。而我國目前的增長主要是受外需影響，如果世界經濟緩慢下滑，我國經濟也會逐漸下行，因此宏觀政策急劇轉向“保增長”的基礎並不存在。

　　其次，未來物價上漲壓力仍然存在。去年糧食生産豐收，但糧價在大豐收的背景下並沒有顯著下降。這説明推動糧價上漲的基本因素，即人口增長與耕地減少的矛盾並沒有消失，而是長期存在，因此物價還是會在以糧食為核心的食品物價推動下上漲。而在輸入型通脹方面，歐美國家為了應對危機仍會持續增加貨幣供給，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會再度被炒高。估計到今年二季度以後，我國輸入型通脹會再次變得明顯。綜合國內外因素，今年CPI指數應該不會低於5%，在四季度更可能向上破6%。

　　今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長率將逐季走低，而通脹率是“先降後穩”，基於此，宏觀調控必須在保增長與防通脹之間平衡，因此調控的取向和力度不會發生太大變化。只有當四季度增長率向下破“8”後，調控政策才會出現顯著調整。

　　范劍平：大規模刺激政策如2008年末般“挺身而出”的可能性很小，因為刺激政策只是一劑短期“止疼藥”，我們必須下決心、花時間去培育經濟自主增長能力。2012年是我國結構調整最困難時期，但貨幣放鬆解決不了問題。為防止“滯脹”，貨幣政策必須保持穩健、中性，高度靈活，把流動性保持在合理水平。

　　一是存款準備金率要應時而動，靈活調整外匯佔款渠道釋放的流動性，避免熱錢大進大出帶來的衝擊。二是要加強信貸的窗口指導，對信貸額度和流向進行調整。新增貸款首先要確保在建固定投資項目的續建需要，其次要更多給處在金融循環末梢的中小企業，最後要使信貸流向和結構調整方向一致，嚴控資金流入産能過剩和兩高行業，加大對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新興産業的支持力度，在淘汰落後産能的同時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新工業化城市化驅動新一輪增長

　　中國證券報：未來我國經濟增長的中長期動力何在?

　　王建：城市化是開啟新一輪增長的關鍵。從國際經驗來看，當人均收入達到四五千美元時，城市人口占比超過一半，服務業佔GDP比重也超過50%。而中國目前城市人口占比僅為1/3，服務業佔比僅40%多。而服務業的需求主要來自城市人口，如果中國這兩項指標提升，就可為經濟增長創造出長期的內需釋放過程。

　　城市化與城鎮化不同，城市化更突出土地使用效益，也要求有高端服務業支撐，更符合我國國情和發展需要。城市化戰略可依託一些中心城市或功能型城市先起步。需要從全國高度統籌規劃，對中國的産業佈局、人口佈局、交通網絡佈局等都進行重大調整。

　　城市化首先會引發大規模的投資需求，如為轉入城市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的生産性投資，為建設城市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房地産投資。其次引發更多的消費需求，現代大工業所生産的消費品都是以城市基礎設施配套為使用條件的。最後是服務産業的發展，如流通與通訊服務體系、金融與法律服務體系、勞動力市場與交易體系等現代服務業都需要以城市化為前提。

　　范劍平：從我國經濟發展軌跡來看，現在到2020年之前，我國仍將處於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2020-2030年，將進入工業穩定發展和城市化加速發展期;2030年以後，隨著我國城市化率達到70%的水平，將進入城市化穩定發展階段。

　　當全球經濟步入低迷衰退之際，我國工業化還有10年加速發展期，這讓世界其他經濟體艷羨不已。工業化初期，我們追求的是上規模，鋪項目;但在工業化後期，工業化需要完成升級改造，轉向高端製造業。這需要從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完成工業技術的改造升級;還需要科技創新，我們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正可以將機械、網絡和信息技術結合起來，走一條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的新工業化道路。

　　工業化後期的重點是發展高端製造業，要實現更少資源投入來獲取高附加值。這一方面可以實現進口替代，高端製造業釋放出的産能正是國內可消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實現出口替代，使此前以輕紡、電子組裝為主的出口貿易升級為船舶、飛機、機車等高附加值的産品出口，從而實現出口結構的優化升級。

　　未來二十年，是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我國目前50%左右的城市化率離發達國家70%的穩定水平還有20個百分點。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個百分點，意味著每年至少有1300萬農村人口轉為城市人口，其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帶來內需潛力的釋放是無法估量的。

　　之前開展的城市化主要是“化土地”、“化房子”，是由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引發的投資需求。而未來城市化重在“化人”，使農村人口真正享受到城市生活。目前由於社會保障水平滯後，進城後的農村人口只好自留退路，在城市則節衣縮食，壓抑消費。下一步可考慮除部分特大城市外，其他城市放開對農村人口限制，給其提供完善的養老、教育等社保體系，用少量的社保投入撬動更多的消費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