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50年發展之後，中國稀土行業遭遇的問題與困擾仍然停留在起步之初的水平，而行業所面臨的局面則更加嚴峻。對於稀土行業，對於更高層次的國家利益，警鐘早已敲響

　　一座邊塞城市因它而名；

　　化學家徐光憲因它而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山野村民依靠它擺脫貧窮；

　　先行者暗自高興，儘管利潤相當有限，後來者不甘示弱，因為都知道“稀土兇猛”；

　　眼見它越來越熱，各地恨不得大呼“大幹快上”，可科學家為新一輪的開發熱憂心忡忡；

　　它讓“愛國者”制導更精準，它讓手機、電腦更玲瓏；

　　它是工業必需的“維生素”，更有甚者曰：“在高科技領域中，它與其他元素的關係是1和0”；

　　大家都知道“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但稀土的問題究竟有多複雜，怎麼才能把稀土發展好，恐怕鮮有人説得清。

　　…………

　　在稀土行業發展過程中，不獨中國礦業(行情,資訊,評論)發展中普遍遭遇的分佈散亂、管理粗放、利益關係複雜、環保滯後、産能過剩、惡性競爭、産業附加值不高等通病一應俱全，且有走私、盜採、買賣出口配額等非通病問題。

　　當中國把這個在軍工行業、高新技術産業應用廣泛的戰略物資賤賣到名副其實的“土”價錢多年之後；當央企、地方國企、民營企業、合資企業、地方政府、相關民眾等多種角色相互糾纏，將行業的前景繞成一團亂麻，中國想稍微整頓一下的時候，又使得“友邦人士”“驚詫莫名”。

　　看來，這個調皮多年的孩子，如今想成長起來，面臨的煩惱還真不少。

　　上：迷局

　　“工業維生素”爭奪戰

　　據日本《朝日新聞》報道，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10月12日上午在日本駐華大使館召集美、英、德、法、韓等各國駐華大使，要求中國緩和對稀土元素的出口規制。日媒稱，各國大使一致認為中國的稀土元素出口規則“存在問題”。丹羽在與各國大使會談時表示：各國應協調步伐，一致要求中國放寬對稀土元素的出口限制，在解決稀土元素出口的問題上，各國必須聯合起來，向中國施以外交壓力。

　　這已經不是外國第一次就稀土問題向中國“發難”了。2009年，美國和歐盟就我國限制包括稀土在內的部分工業原材料出口向WTO提出申訴。

　　我國的稀土出口政策所以會觸動各國的神經，取決於稀土的特殊用途。稀土並非土，而是17種彼此相似、很難分離的稀有金屬總稱。著名化學家徐光憲先生説：“由於稀土有著非常奇特的光、電、磁、催化和生理作用，只要使用一點點，就可以化腐朽為神奇。”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稀土在軍事方面有重大用途，比如可以為導彈提供更為精準的制導系統，可以使坦克的外殼更加堅硬。這使它與鈾、釷等放射性元素一樣，與國防安全和國家戰略緊緊聯絡在一起。

　　稀土在民用科學的發展中也有重要意義。“手機為什麼可以越做越小？電視色彩為什麼越來越鮮亮？電腦運轉為什麼越來越快？稀土材料在其中發揮了主導性的作用。”稀土學會副秘書長張安文向《國企》雜誌介紹道，“國家七大新興戰略性産業都會直接或者間接使用到稀土。”

　　因為應用領域廣泛，使用效果立竿見影，所以稀土一度有工業味精的説法，但是張安文並不認可這一説法：“這還不足以顯示其重要性，味精是可以沒有或者被替代的，但稀土的作用無可替代更不能缺少，因此我認為還是‘工業維生素’的説法更恰當。”

　　“在特定的領域，稀土與其他元素的關係就是1和0，有了稀土，其他元素的存在才有意義，相反，如果沒有稀土的存在，很多高新科技領域的發展就不可能實現。”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國鋼研科技集團公司稀土永磁材料研究室主任毫不掩飾自己對稀土的讚美。

　　正因為在國計民生中廣泛的應用價值和不可或缺的地位，稀土被美日等國列入了21世紀戰略元素。也正因如此，中國稀土政策的一舉一動才會引發他們如此強烈的反應。

　　從稀土到“泥土”

　　眾所週知，稀土這種重要資源並非中國所獨有。美國能源政策分析家馬克亨弗裏斯今年7月向美國國會提交的《稀土元素：全球供應鏈》報告中披露，中國、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的稀土儲量，分別佔世界的36%、13%、19%和5.5%，但中國稀土産量佔世界總産量的97%，其他三國的産量都為零。

　　造成“中國稀土獨撐大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儘管稀土資源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儲量大、分佈廣、品種全，但是由於科研水平相對落後，直至70年代，中國稀土應用領域還在“守著寶藏要飯”：一方面以極低的價格出口稀土原料，另一方面再以幾十倍乃至數百倍的價格回購稀土製品。因此，當時北京大學化學系的徐光憲教授接到任務，已年過半百的他為打破外國對稀土分離技術的壟斷而第三次改行。

　　在兩間簡陋的實驗室中，徐光憲依靠手搖計算機，自主創新出一套串級萃取理論，把鐠釹分離後的純度提高到了創世界紀錄的99.99%。其後，徐光憲又將這一實驗成果轉化成為可以大規模推廣應用的技術：一排排萃取箱像流水線一樣連接起來，只需要在這邊放入原料，在“流水線”的另一端的不同出口就會源源不斷地輸出各種高純度的稀土元素。這一技術在中國稀土行業被廣泛使用後，國外相當數量的稀土分離企業減産或者停産。此後中國稀土的分離技術一直處在世界的最前列，作為稀土科技領域的傑出代表，徐光憲也因此榮獲2008年國家最高科技獎。

　　“現在都認為國外關閉礦山完全是有意而為之，實際上並不一定。因為中國的資源本就豐富，徐光憲又帶來了技術優勢，人工及相關輔料成本又較低，因此很多外國分離企業是被迫關閉的。”包頭稀土研究院情報研究室原主任、中國稀土信息中心首席顧問竇學宏教授如是認為。

　　這一成果也成為了中國稀土行業發展的里程碑。如今，除儲量外，我國在稀土生産、應用和出口三方面也都位居世界第一，不僅能生産各類單一稀土氧化物、稀土鹽類、稀土氟化物、稀土金屬、稀土合金，也可生産稀土新材料(稀土永磁材料、稀土發光材料、稀土儲氫材料等)。

　　但是，由於宏觀調控不當，這一技術被過分推廣，導致中國稀土分離企業遍地開花。據統計，我國從事稀土礦産開採、稀土冶煉分離的企業接近200家，全行業從業人員3萬多人。多數小企業設施落後，技術開發力量薄弱。由此而對稀土行業發展帶來的風險與困擾，恐怕就非徐光憲當時所能料到的了。

　　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中國稀土價格長期過低。在世界電子、激光、超導等高科技産業規模呈幾何級數增長的情況下，中國的稀土價格並未水漲船高。據統計，上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稀土的出口量增長了約10倍，平均價格卻被壓低到當初價格的六成左右。以2009年氧化鈰的出口價格而言，每噸不過1.4萬~1.6萬元人民幣，折合每公斤不到16元，被譏為“豬肉價”甚至“泥土價”。

　　“目前，世界稀土氧化物需求不過14萬噸左右，但中國的生産量已經超過20萬噸。”在張安文看來，正是嚴重的供過於求，才使得稀土賣出了所謂的“泥土價”。

　　小行業有大煩惱

　　賤賣只是表象，根源在於稀土行業的無序競爭。

　　我國的近200家稀土企業，分佈在全國十幾個省區，其中許多是中小私營企業，年處理能力在2000噸至5000噸的只有10家，年處理能力大於5000噸的只有3家。過於分散的格局和現行以“地方管理為主”的監管體系之間的縫隙，為不少企業的違規運作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加上企業之間的信譽缺失，使得大多數企業在報價時競相殺價，交貨時以次充好。”李衛介紹道。不少企業就在低報價和差産品之間掙扎求利。據統計，稀土價格低迷時，國內有關礦産企業的利潤普遍只有1%~5%。

　　艱難的處境迫使企業不得不去開採更多的稀土，以薄利多銷的模式儘量降低自身的生存風險。於是，資源就成為爭奪的核心。圍繞著資源，各級地方政府、地方國企、私企乃至合資企業等都不肯有絲毫的讓步，競相上馬新項目導致産能進一步擴大、價格繼續下滑的怪圈多次上演。

　　幾番循環，中國稀土總儲量直線下降。具體減少的數量爭議頗多，並無一個權威的説法，但大幅減少卻是不爭的事實，在此過程中，相當多的國家從中受益。對此，溫家寶總理評論稱：在中國管理最混亂的時候，一些國家廉價購買了中國很多稀土，現在還有不少儲備，他們心知肚明。

　　問題還不止於此。

　　在內蒙古大草原上，有著我國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礦——白雲鄂博，包頭市也因此得名為“世界稀土之都”。“稀土雖然給包頭帶來了名氣，但卻未給其帶來應有的財富。”徐光憲先生的得意門生、北京大學稀土材料化學及應用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嚴純華如是評價。由於白雲鄂博礦是鐵、稀土、鈮伴生礦山，且前期開採以鐵為主，稀土隨鐵開採，這直接導致稀土利用率低下。90%的稀土進入尾礦庫，隨著風吹雨淋，導致稀釋貧化和雜物污染，對二次開採帶來不利影響。

　　事實上，早在1952年，就有專家提出，白雲鄂博的開發應以稀土為主。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一構想始終未能實現。嚴純華無奈地表示，儘管大家都知道隨鐵開採的方式是錯的，但是要扭轉過來並不容易，因為包頭有太多的人依靠鋼鐵吃飯，眼下稀土還養活不了那麼多的人。“所以要在行業的發展，地方政府與相關企業之間找到一條妥協的道路。”

　　“如今包鋼稀土(600111)認識到了這一問題，開始轉變思路，在開發時以稀土為主，就地處理。”剛從內蒙古來北京開會的竇學宏帶來了最新的好消息。

　　與北方包鋼稀土依賴白雲鄂博稀土礦而形成的一家獨大格局不同，南方稀土資源散佈在以贛州為中心的江西、四川、廣東、廣西、湖南等五省幾百個縣鎮，且以我國獨有的、價值更高的的中重型離子型稀土礦為主。由於礦源分散，盜礦、非法開採等現象時有出現，局面更為複雜。故中央針對南方稀土市場的配額、限産等若干治理政策均收效甚微。

　　無論南方北方，稀土開採對環境的破壞都很嚴重。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魯志強介紹，如今廣泛使用的池浸工藝每開採1噸稀土，要破壞200平方米的地表植被，剝離300平方米表土，造成2000立方米尾砂，每年造成1200萬立方米的水土流失。我國付出了高昂的甚至不可逆轉的環境代價。

　　為了緩解這一局面，我國2006年開始逐步減少稀土出口。今年的稀土出口配額總數為30258噸，比2009年的50145.1噸少了近40%。2010年7月8日，商務部更宣佈將2010年下半年的稀土出口減少72%，意在控制稀土快速流失的局面。

　　但實際上，由於稀土內部17種元素目前的價格是不等的，如氧化銪目前的市場價達到了250萬元/噸，出口氧化鈰卻只需要2.5萬元/噸，相差足足100倍。“可是商務部的出口配額制度對於具體哪些元素並未作進一步説明，這直接導致了氧化銪、氧化鏑等更珍稀貴重元素的加劇流失。”嚴純華感慨道。

　　讓李衛覺得不解的是，在稀土資源日益減少、向外流失嚴重的背景下，出口稀土新材料居然還可以享受國家出口退稅。“這也就意味著，國家為外國的進口實行了財政補貼，進一步調動了國內稀土出口的積極性，也導致稀土漲價動力嚴重不足。”

　　因此，2007年時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李衛提交了一份“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我國稀土資源”的提案。提案對稀土行業存在的儲量消耗過快、持續利用堪憂；初級産品過剩、出口低價競銷；應用産品開發滯後、自主創新不足；管理缺位、環境污染嚴重等諸多問題進行了全面闡述，並提出了相關的解決建議。議案得到了時任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時任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的重視，並作了相關指示。但時至今日，李衛提案中提到的諸多問題不僅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相反有些情況還愈演愈烈。

　　央企大舉進軍

　　舊局未定，新變又生。

　　9月26日，中國鋁業(601600)公司(以下簡稱中鋁)與江西省國資委簽署了《江西稀有金屬鎢業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增資擴股協議》。根據協議，中鋁公司將以增資擴股方式對江鎢控股集團進行出資，成為控股股東，計劃在未來3年內向江鎢控股集團增資100億元，在江西打造稀有金屬、稀土等在內的産業基地，在3~5年內使江鎢銷售收入達到500億元。按照中鋁的構想，近幾年要逐步壓縮鋁主業，全面發展銅、稀土等多金屬，以實現多金屬業務的“再造中鋁”計劃。

　　中鋁在江西顯然是後來者——7年前，江西政府曾以江鎢集團為籌碼引進中國五礦集團(以下簡稱五礦)。2003年，五礦通過下屬中國五礦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五礦有色)與江鎢集團共同組建了江西鎢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江鎢有限)。其中，五礦控股51%。

　　懷著“全球最大的集採、選、加工及應用一體化的稀土企業集團”夢想的五礦並未就此停步。2008年11月，五礦子公司五礦有色聯合江西贛縣紅金稀土有限公司、定南大華新材料有限公司組建五礦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五礦有色佔股40%，為第一大股東，並從中獲得了稀缺的配礦權。有分析認為正是這一繞過江鎢有限，劍指當地稀土資源的單方行為，讓意在通過引進五礦，借重其資本優勢盤活當地資源，延長産業鏈、增加深加工等高附加值産業的江西失望，也成為雙方關係走冷的導火索。

　　2008年，江西組建了由省國資委出資監管的江鎢控股，控制了江鎢集團70%股權，而如今江鎢控股被中鋁收歸旗下，業內普遍認為，江西方面的意圖在於以中鋁制衡五礦，可以預見，五礦、中鋁以及江西圍繞稀土資源的新一輪角力即將開始。

　　中國有色集團(以下簡稱中色)則選擇了廣東作為破局之地。公開資料顯示，中色控股的廣東珠江稀土冶煉廠産能為3000噸，而國家發改委已經批復珠江稀土冶煉廠搬遷到廣東新豐縣並可擴産至7000噸。目前，中色已聯合三家稀土加工企業在新豐縣組建了號稱國內最大的稀土分離企業的中色南方稀土公司。

　　“目前採礦權都集中地方政府手中，央企進入之後，只能在分離環節發力，但他們都不想拋開資源這一塊，因為現在普遍的共識是，在稀土行業，資源決定主導權。”竇學宏分析稱。

　　下：走向

　　中央要攥住刀把子

　　各方關注的焦點，也正是解決問題的要點。

　　多年來，由於採礦主動權掌握在各級地方政府和企業手中，受利益驅動和地方保護主義影響，各地無證開採、越界開採、採富棄貧、採易棄難和丟礦壓礦現象大量存在。據有關資料分析，按照現有開採規模，我國已探明的離子型稀土礦僅能持續開採10年左右。

　　“這種現象應該得到遏制。”李衛明確表示，“按照我國現行法律，礦産資源所有權主體是國家，歸全民所有。”事實上，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訂後的《礦産資源法》第三條規定：“礦産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國務院行使國家對礦産資源的所有權。地表或者地下的礦産資源的國家所有權，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不同而改變”。

　　“尤其離子型稀土礦已經被列為國家實行保護性開發特定礦種，其開採更應得到國家的統籌管理。”李衛認為，國家要嚴控生産總量、合理分解指標；要禁止外商獨資舉辦稀土分離冶煉項目；在清理過剩産能的同時要大幅提高資源稅，在通過稅收調節市場供給的同時，對所得稅收進行二次分配，補貼至深加工研究領域。

　　做大才能做強

　　新中國成立後，周總理即將稀土元素的提取列入科學規劃中；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時任副總理的方毅七年八次赴包頭組織稀土資源和稀土推廣應用工作；鄧小平在南巡時更是提出了“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的説法，將稀土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層次。近年來，胡錦濤、江澤民、溫家寶、張德江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又多次對稀土工業發展作出重要批示。

　　國家領導層面對稀土的重視程度不可謂不強，但這種來自最高層的重視並未有效傳導到下面的各環節。對此，多位科學家及業內人士表示，究其根源，在於稀土行業體量太小：在發展了50年之後，稀土的工業總産值剛過200億元。即使在全國稀土的龍頭企業——包鋼集團中，稀土在收入中所佔的比重也很有限。2009包鋼稀土股東大會公開資料顯示，當年包鋼稀土實現銷售收入25.93億元，而同年包鋼集團的銷售收入為378.71億元，所佔比重不足7%！包括中鋁、五礦、中色等央企，無論是其在稀土方面的投入，還是稀土在其集團中所佔的比重，都極為有限。“因為太小，所以很多人看不起”。

　　實際上，從産品特性而言，稀土價格具有廣闊的上升空間。“我賣一塊錢你也得用、我賣一百塊錢你照舊得用。”但目前的稀土、稀土氧化物、稀土合金乃至稀土新材料的價格顯然都偏低。以稀土在等離子電視屏幕中的應用為例，每張屏幕含有數克發光粉，發光粉價格在每公斤3000~5000元，也就意味著每一張售價超過一千元的電視屏幕中，僅有幾塊錢花在稀土方面，作為一種關鍵元素，其價值遠未從價格上得到體現。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供過於求引發的惡性壓價以外，也與我國稀土産品定價僅以原材料的消耗和人力成本為主要依據的簡單模式有關。“因此我認為，有必要通過控制資源和低端産品出口促使價格上揚，從而刺激國外企業恢復本國稀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嚴純華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他進一步解釋稱，國外恢復稀土資源開發至少有三個好處：最直接的，可以有效減輕我國所擔負的沉重責任，以我們36%的資源支撐全球97%以上的需求顯然是不可持續發展的；另一方面，國外恢復本國資源開發後，就可以為我國的相關産品定價提供參照體系，也可以為我國稀土産業的環保管理提供更為成熟的依據。但他同時指出，環保標準一定要由中央掌握，並使其成為進入稀土行業的門檻。“環保達標的可以繼續生産，否則免談。”

　　當把原來由社會和未來承擔的環境成本、不可再生資源成本、研發成本計入到企業的運營成本後，稀土的價格自然會水漲船高。“嚴把環境關，再加上控制生産總量、提高資源稅，短期內稀土的價格將向其價值逐步靠攏，行業體量得到有效擴大之後，才能贏得各方真正的重視，才能實現做強稀土的夢想。”李衛分析稱。

　　跳出稀土看稀土

　　體量太小，為稀土行業發展帶來了相當多的問題。不但生産經營企業重視不夠，科研企業對其的重視程度與稀土在國際、在國計民生中的重要程度也嚴重不匹配，進而直接導致了科研企業在稀土深加工領域著力不多。見效快又容易出成績的採礦、分離、冶煉、新材料環節佔用了太多企業的主要精力，直接導致上述環節競爭激烈、産能過剩。“以磁性材料生産企業為例，日本主要企業僅有3家，而中國有100多家。”李衛稱。

　　與此同時，中國稀土下游裝備水平不夠，周邊産業發展緩慢，比如自動控制、集成裝備製造，以及相關的檢測、加工、表面處理，包括更廣泛的人才培養、創新、風險資金投入等都跟不上。“這才是稀土行業得不到快速發展的核心問題。”張安文認為。

　　一般來説，原料、分離産品、新材料、器件價值比例約為1：10：100：1000(實際差距可能更大)，也就意味著越到下游，産業附加值越高，但是越到下游，技術門檻也越高。雖然經過多年的積累，中國在稀土應用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目前依然遠遠落後於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

　　“我們的釹鐵硼技術很先進，但就是做不出來好的硬盤驅動器，遑論計算機整機；我們也生産三元尾氣凈化器，但所有的進口車都不用。”張安文表示，由此才導致我們國家長期以低價出口分離産品、新材料，然後再高價購買器件乃至整機。

　　有數據表明，日本將90%以上的稀土用於高新技術，而我國稀土主要應用在傳統領域。沒有一兩稀土的日本從我國賺取了大量利潤——先進製造業跟不上，使得我國把稀土帶來的巨大優勢拱手讓人。對此，包括嚴純華、李衛、張安文在內的多位專家痛心疾首。

　　央企肩負重任

　　當不均衡利益格局長期存在、依靠自我完善成為不可能的時候，外部新力量的強勢介入就顯得尤為重要。

　　採訪中，多位浸淫稀土行業多年的專家學者都提到，目前對稀土關注不多的國資委應該認識到，稀土作為“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領域”，應該由央企保持絕對的控制力。但實際上在這一領域，無論是介入時間，還是介入深度，央企的表現都有相當的提升空間。在10月23日舉行的國有經濟論壇上，吉林大學國有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徐傳諶就明確表示：“稀土行業發展失控與央企力量薄弱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絡，不應該任由這種局面繼續下去。”

　　“一方面央企可以打破現有並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央企可以利用自身在資金、人才、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加快稀土行業整合進度，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動稀土應用領域的科技水平快速提升。”嚴純華建議道。

　　李衛則表示，要真正調動央企的積極性，就應該適當調整考核機制。“目前考核的主要依據還是營業收入，但是進入局面複雜的稀土行業，有可能影響其短期內的贏利，國資委應予以理解。此外，要調整對科研院所的考核方式。”

　　李衛認為，大量原本承擔著研發推廣、應用各種高新技術産業重任的科研院所，如今因為國資委考核機制的原因，已經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深入研究的動力與機會。“不僅科研人員被迫選擇見效快的項目，而且連單位也都將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相對回報週期較短的研究方向。”他建議，國資委在考核央企包括企業考核員工時，應該根據工作性質的不同制定不同的考核方案，對待科研人員要鼓勵創新而不是創收。“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央企真正介入到稀土行業的發展中，並保持在這一行業中的影響力、控制力。”

　　嚴純華提醒説，逐利是資本的本性，因此即便是央企也離不開更高層面的有效監管，以防止陷入追逐短期利益而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的境地。“央企應與其他性質企業合作而非博弈，要各司其職而非包辦全部。”

　　“國資委在做好監管的前提下佈局稀土等戰略産業的超前發展，是超越了簡單數字遊戲的國資保值增值，對於國家、民族乃至國資委和央企本身，都具有深刻而長遠的意義。”李衛表示。

　　權責相應，加強領導

　　礦山歸屬在國土資源部，出口歸屬在商務部，發改委和工信部、科技部都參與管理，海關、環保部，包括應該發揮作用的國資委……規模雖然不大，但稀土牽涉的管理方卻著實不少。採訪中，記者了解到，主管部門級別不夠，缺乏統一領導，是過去稀土整合雖有政策但無效果的關鍵。

　　對此，李衛建議，要建立一個儘量高級別的領導機構來協調各機構關係。這個機構要權責相應，要在真正了解稀土的同時，敢於為稀土發展負責。加快行業協會的建設力度也是一方面，“對於很多問題，非官方的協會出面要比管理部門方便得多”。

　　在該機構的領導下，相關部委各司其職，切實管理好稀土資源，保證産量在可控範圍之內；以高額資源稅防止企業之間的壓價競爭；打破地方保護主義，鼓勵企業之間的正當競爭、並購重組；鼓勵央企以市場手段進入深加工領域，帶動行業體量的不斷擴大；國家把徵收的資源稅進行二次分配，補貼到暫不贏利的科研、深加工環節，促進市場的規範發展。由此一來，出口配額、走私等問題也會迎刃而解……

　　正在為國家編寫“稀土行業發展規劃”的李衛向記者描繪了他心目中的這幅藍圖。“到了那一天，就有利於稀土行業擺脫廚房模式的發展導向。”所謂廚房模式，是指李衛的一個比喻，説中國是世界的廚房，自己費盡心思做好飯，被人家端走吃掉，食客反而回過頭來罵廚子，所謂費力不討好。在我國，不僅稀土，很多行業都存在這一現象。他舉例稱：“比如光伏、風電研究生産，耗能的生産環節都在國內，但是有資格享受成果的卻在國外。”

　　告別廚房模式，並不意味著中國禁止稀土出口。“相反，在理順了稀土行業的各方關係之後，中國應該鼓勵出口，但是必須要改變出口模式。”嚴純華解釋稱，要加大器件、近終端産品的出口，把更多的附加值留在國內的同時，嚴格禁止原材料乃至初級産品的出口。同時，還有專家建議，中國稀土有必要在涉及軍工、民用、軍民兩用等不同範疇設置一定的“防火墻”。

　　惟其如此，稀土行業才能走向成熟；惟其如此，方能實現溫家寶總理所説的“要保持稀土可持續發展，不僅滿足本國需要還要照顧世界需要，不僅立足當前，而且要著眼長遠”的良好願景。

　　記者手記

　　無路可退的稀土

　　稀土行業問題的解決，不僅對稀土行業自身、對於維護國家戰略安全有著重要意義，而且對經濟社會有著重要的示範作用。

　　在經濟轉型期面臨成長煩惱，絕非稀土行業的專利，不少工業類型幾乎有著同樣的困惑，只不過稀土行業的矛盾更為全面而集中。解決好稀土行業中存在的問題將提供極具借鑒意義的範本；反之，如果不能儘快地把稀土行業從亂局中解救出來，那麼按照目前的開採速度，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成為稀土貧國——其實按人均計算，中國已經是稀土小國。

　　到那時，我們就會被迫向已經儲存了大量稀土資源的日本、韓國，國內資源豐富卻不曾開採的美國、俄羅斯購買稀土；到那時，我們始終不曾掌握的話語權就會成為他們手中的利器；到那時，鋼鐵行業被鐵礦石壓得喘不過起來的故事就會在稀土行業重演；到那時，黑鎢行業資源消耗殆盡，話語權旁落的前車之鑒也將成為稀土的明天。而基於稀土在軍工、高科技領域的重要意義，這也許還不是最可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