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乏力費來填。在經濟減速背景下，非稅收入已成為地方財政增收的主力軍，對部分省份一季度財政增收貢獻率達七成。但管理水平和透明度遠低於稅收的這部分收入，同時也是地方政府各種財務騰挪和亂收費現象的淵藪。

　　最近一週，各省區市陸續公佈今年一季度財政收支數據。在經濟主動減速的大背景下，廣東、江蘇、北京、上海等地，今年一季度財政收入增幅都出現不同程度回落；一些地市甚至出現稅收收入超20%的負增長。

　　在稅收增長急剎車的同時，地方非稅收入普遍大幅增長，成了財政增收的主力軍。有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稱，這一現象背後很可能有“數字注水”和亂收費等隱患，是一個值得警惕的信號。

　　地方上俗稱的非稅收入，口徑比財政部略寬，包括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等，但通常不包括土地出讓金等政府性基金收入。本報注意到，自2007年非稅收入統一納入統計以來，全國財政非稅收入增長通常都顯著高於稅收收入，僅有本輪樓市調控啟動的2010年是一例外，當年非稅收入同比增長9.9%，低於稅收收入的23.0%。

　　這麼高的增長是怎麼來的？

　　應付增收任務的虛假膨脹？

　　非稅收入高增長，突出表現在地方層面，但這是真實的增長還是虛假的膨脹？

　　財政部公開數據顯示，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29976.25億元，增幅比去年同期（33.1%）回落18.4個百分點。而非稅收入4118億元，同比增加1432億元，增長53.3%。地方非稅收入3472億元，同比增加1158億元，增幅50.1%。

　　地方非稅收入對增收的貢獻率也大幅上升，例如，天津市財政地稅網站公佈，今年一季度該市非稅收入130億元，同比增加68.9億元，佔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增加額的72.2%。其中國有資産有償使用收入42.1億元，行政性收費40.7億元，國有資本經營收入14.9億元。另據廣東省財政廳公佈的數據計算，今年一季度廣東省非稅收入對財政增收的貢獻率也達到了69%。

　　本報在各地財政部門網站上發現，許多地方財政收入的構成中，來自國稅和地稅的“兩稅”收入增長只有1~2個百分點；從總量上看，有的地方稅收收入在財政總收入中的佔比只有60%，而有30%~40%的收入來自非稅收入。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今年一季度的非稅收入甚至出現“翻番式增長”。

　　“這種情況極不正常，也極易出現財政收入的虛增和注水，這些數字究竟是真還是假，值得認真推敲。”江蘇一名長期從事財政監督工作的負責人對本報表示。

　　因為經濟增長速度主動調低，從江蘇省來看，一季度兩稅收入明顯下滑。鎮江市國稅部門負責人告訴本報，今年以來因外部形勢複雜多變，特別是成本上升因素的作用，利潤空間收窄，增值稅、所得稅銳減，規模以上企業對稅收整體的支撐作用在下降，其轄內的一些納稅大戶如金東紙業、奇美化工今年基本無稅收。在全省納稅百強榜上的一些企業，今年一季度甚至名落孫山，全市國稅收入一季度出現多年未見的較大幅度的負增長。

　　“今年以來，我們拼了老命抓增收，挖掘一切可能的稅源，但國地稅的增收也只有2%左右。”這名官員無奈地説，“要實現財政收入的 開門紅 ，只有靠非稅收入來調節。其中有往年土地出讓金結余的一塊，但是在土地出讓不景氣的情況下，這一塊的調節作用也越來越小。”

　　江蘇另一個市的財政局長也毫不隱諱地對本報記者説：“一季度實體經濟總體不樂觀，表現在企業稅收狀況不佳，情況堪比2008年四季度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

　　據他分析，主要原因一是經濟增長速度下來了，房地産交易萎縮、土地出讓大量流標，相關的耕地佔用稅、契稅及營業稅比去年大幅減少，其在地方財政總收入中約佔到30%~40%，這一塊突然斷流，而地方支出又是剛性的，甚至形成了路徑依賴，壓力非常大。許多縣級市跑到省城，甚至到外省集中掛牌賣地，就是一種焦灼心態的投射，説明大家都發急了。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完成年初各級人大確定的財政收入增長目標，有的地方甚至把住房基金、社保基金、市裏一些大的融資平臺的資本金都抽過來“充數字”。“先臨時調進去，完成當期的財政考核任務數後，再轉出來，現在都是這樣玩的。”他説。

　　地方政府“支票簿”

　　虛假膨脹只是問題的一面，低下的管理水平也給了地方政府很大的騰挪空間。即使不考慮土地出讓金等收入，非稅收入也已經成了地方政府的“支票簿”，隨便撕。

　　據財政部公佈數據計算，2011年，地方本級非稅收入為11343億元，佔全國財政非稅收入（14020億元）的80.9%，佔地方本級收入（52434億元）的21.6%；而據本報記者了解，地方財政部門所計算的非稅收入，往往還高於這個比例。

　　多名財稅專家指出，今年中央政府在理性調低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通過結構性減稅希望讓利於企業和民生，希望通過減稅效應的發揮帶動居民消費的擴大、振興實體經濟和民間投資，但非稅收入的過快增長和過度膨脹，容易對衝結構性減稅的作用，加重企業和社會的負擔，加劇社會分配不公。

　　一名長期從事財政監督的負責人向本報評論稱，長期以來，政府收入名目過多，而支出管理相對薄弱。特別是非稅收入使用管理不到位，普遍存在非稅收入使用不規範問題，濫支現象比較普遍，有的用來建辦公樓、宿舍；有的用來發放職工的工資、津貼、補助，有的甚至髮發獎金、物品，導致社會收入分配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