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金融資産定價權，既是新興經濟體積極參與全球頂層分工並獲取國際收益的前提條件，也是有效維護經濟與金融主權的內生性要求。

　　從提升中國在全球金融業價值鏈獲益程度的角度來説，中國亟須培育類似花旗、匯豐、高盛這樣“大而不能倒”的超級金融機構。

　　其實，中國幾家國有控股商業銀行暫時無法躋身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G-SIFIs)，除了國際化程度較低這個約束條件之外，關鍵原因在於以它們為代表的中國金融機構在參與金融資産定價方面還是不折不扣的“小學生”。

　　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中，無論是買方還是賣方，都不是市場價格的制定者，只能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只有在壟斷市場中，才存在賣方定價。假如把股票市場視作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則對市場的交易各方來説，本來均不存在誰擁有定價權問題。眾所週知，證券市場上，發行價是上市公司和主承銷商根據公司的盈利狀況初步定下來後，再通過和戰略投資者以及機構投資者充分溝通後得出的。實際上，包括股票定價權在內的金融資産定價權已經成為當今國家經濟主權的核心命題之一。國內外普遍的共識是，股票定價高低從微觀角度事關股市走勢及對應的經濟活動秩序；從宏觀角度來説，它關係著國民財富是否可能通過股市交易的國際路徑而流失。因此，每個國家(或地區)不僅應當通過各種相關制度的建設來維護自己的定價權，而且一般會採取嚴格的監管措施來防範股價被國際資本所操縱。

　　遺憾的是，這些年來，儘管中國實體經濟實力不斷提升，經濟規模更是躍居世界第二，但中國股市的大底每每被外國投資者抄到，以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為代表的國際投行更是壟斷了中國優質企業海外上市的渠道，它們屢屢利用中國市場主體對國際資本市場遊戲規則的不熟悉，牢牢掌握了企業海外上市的定價權，往往賺得盆滿缽滿；甚至，A股定價權也部分易手。

　　作為一種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財富遊戲，金融資産定價權可以是高級忽悠工具，也可以變成宰割弱勢群體的籌碼。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美國喊痛，他國則是真傷，除了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尚未發生根本性變化外，還與美國牢牢掌握著國際金融資産的定價權不無關係。

　　中國要從美歐花了數百年才建成的資産定價體系中搏得與本國經濟和金融實力相稱的話語權，殊為不易；中國企業要從老辣且極易結成價格同盟的上遊供應商以及國際投行那兒最終搏得定價主導權，並且打進發達國家的市場，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資源為王”時代，缺失初級産品定價權的中國既要運用國際通行規則與上遊企業展開多回合博弈，也要介入被國際大投行控制的期貨市場體系；並在逐步提高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同時，儘快改變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經濟發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於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生産模式和消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