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導讀：中國在成為電動自行車大國的同時，卻滋生了一個廢舊電池污染的大毒瘤。新一輪全國性整治行動風雨欲來

　　中國電池工業協會副理事長王敬忠在保定考察的時候，曾進入到一個廢舊鉛酸電池處理的隱蔽小院，從電池中傾倒出來具有濃烈氣味的酸液，已經讓一棵一人環抱不住的大樹被腐蝕傾倒。酸液的危害還不是最致命的，這家作坊主僅僅支起一口坩堝，從電池中取出含鉛極板放到坩堝中冶煉，含鉛的煙氣混在空氣中飄散到四處。

　　重金屬鉛可以通過呼吸道、消化道等多種途徑進入人體並在體內積蓄，在體內積累到一定量後會對人體造成危害。近年來爆發的數起血鉛事件讓環保部決心對鉛酸電池行業進行根治。從去年5月起，一場席捲全國的環保風暴，曾使得整個鉛酸電池製造業被迫進行“休克治療”。眼下，第二場風暴即將來臨，這一次的整治重點則是鉛酸電池回收環節的污染亂象。

　　“前面關注的都是電池生産企業，很少關注到回收企業，其實它們亂象更大，污染最大。”王敬忠向《環球企業家》透露。

　　中國在不知不覺間成為電動自行車大國的同時，該行業主要採用的鉛酸電池所造成的新的污染副作用正在顯現出來。

　　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副會長賈明星也向本刊證實了這一消息。環保部正準備啟動對鉛蓄電池回收行業的專項環保核查行動，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已經將方案提交到了環保部。“今年上半年應該就會行動，沒有環評、環保不達標的，必須強制關停。”賈明星説。

　　2011年中國再生鉛産量超過300萬噸，一噸電解鉛錠按一萬五千元價格來計算，這是個超過400億的産業。這個産業的現狀是，握有再生鉛資質的企業少之又少，尤其在去年環保風暴後全國僅存23家。與此同時，不具備處理資質的作坊式冶煉廠大量分佈在全國各地。它們喜歡藏身於省與省之間的交界處，難以排查；規模一般不超過十人，投入成本從幾萬到幾百萬不等；遊擊作戰，若藏匿之處被發現則快速轉移。這些作坊式的毫無環保措施的冶煉小廠，佔據整個再生鉛冶煉産能的70%。

　　去年八月，《再生鉛行業準入條件(徵求意見稿)》發佈，要求新建、改擴建再生鉛項目單系列生産能力必須在5萬噸/年以上，現有再生鉛企業單系列生産能力不低於3萬噸/年。到2013年底以前，淘汰所有生産規模在3萬噸/年以下的再生鉛企業。

　　工信部節能綜合利用司綜合處副處長王孝洋不久前公開表示，工信部將鼓勵再生鉛企業兼併重組，並有望從政策和資金層面給予支持。

　　無數信號顯示，政府開始真正意識到電池回收産業中存在的毒瘤，並願意全力切除，重塑産業格局。全國第二大鉛酸電池生産商超威創始人周龍瑞告訴《環球企業家》，2009年，國家對於鉛酸電池回收網絡的規劃是，一家回收企業能夠覆蓋周邊500公里的範圍。按照這個規劃，幾乎每個省一家回收企業就已足夠。“最初政府也是希望一張白紙要畫一個好的藍圖，大的鉛酸電池生産企業通過銷售網絡建立回收渠道，以舊換新，電池回收企業也要做大，全國東西南北中各建幾個點。”王敬忠説。

　　然而由於執法和監督不嚴，現實是，這僅僅實現了美好藍圖的30%。鉛酸電池生産商通過銷售渠道回收的電池僅佔很小一部分，真正具備資産的再生鉛冶煉廠的生産産能也僅佔全部産能的30%。70%的再生鉛由沒有環保投入和稅收壓力的小作坊冶煉，它們零散、龐大，且由於低價在市場具備強大的競爭力。而這一切都是以環境污染為代價。在這些小作坊的攪局下，真正具備規模和資質的企業日子加倍難過。

　　草根突圍

　　全國最大鉛酸電池回收處理基地位於安徽界首的田營鎮陶莊湖，這片低窪之地此前是一個國營農場。1999年，四家村辦再生鉛冶煉企業集體搬遷到此地，成立田營工業園。三年後，位於田營工業園的12家企業合併成華鑫集團，朱桂賢任董事長。

　　園區廠房佔地10萬平方米，單堆放廢舊電池和拆解分離的拆解中心就佔6萬平方米的面積，最多可堆放10萬噸的電池。華鑫處理完的成品是合金鉛，再出售給電池生産企業。從電池到合金鉛，需要經過拆解、粗鉛冶煉、精鉛冶煉、合金鉛生産四個步驟。華鑫自主研發的自動拆解線暫不對外開放，此外擁有12條粗鉛冶煉産線，1條精鉛冶煉産線和1條合金鉛産線。華鑫的工藝水平在規模化生産的企業中不屬於前列，每個處理步驟都是分別進行，華鑫正考慮引進意大利的全封閉自動生産線，從拆解到合金鉛一條産線全部完成。

　　年近六十的朱桂賢，在當地人眼中是個傳奇人物，靠走街串巷回收電瓶起家，做到企業産值達數十億的規模，集團去年的稅收佔到整個界首市財政收入的一半。朱桂賢身著帶毛領的褐色皮衣，傾聽人説話時身體略往前傾、雙手並在背後，煙嗓，説話帶著濃重的安徽口音。

　　“其他行業我們不懂，而且這裡人多地少，不做這個(再生鉛冶煉)，其他的也做不了。”朱桂賢告訴《環球企業家》。田營有一千多年的制陶歷史，燒制陶瓷的釉必須用鉛，因此田營人很早就與鉛打上了交道。直到1990年代塑料的興起，極大擠佔了當地燒制的一種叫紅盆的陶製品的市場空間，田營人不得不轉而到鉛産業中。

　　今年三月的一天，本刊記者到達田營工業園時，農田上的小麥已開始返青，臨近大門幾米的地方，還有村民在放羊。這裡的農民只種兩季作物，一季小麥，一季玉米。人多、資源少的貧瘠逼迫著人們出走四方。田營的一首民謠寫盡當地境況：“沙土窩，黃草棵，腰裏別個要飯鍋，拉著紅盆走四方，換來糧食度饑荒。”

　　朱桂賢介紹，最初田營人到全國各地收購廢舊汽車電瓶，然後送到江浙處理。後來才開始引進技術人員，自己做冶煉。朱桂賢1988年在盧腰村創辦了自己的冶煉工廠，那時候廢舊電池僅一千元/噸，鉛錠價格也僅兩千元/噸 (現在鉛錠價格已經達一萬五千元/噸) 。後來這個生意逐漸有了大批追隨者，十幾個人搭夥，買來冶煉爐就開始進行廢舊電池的處理，每個廠不到3000噸/年的産量。

　　最初朱桂賢們並沒有意識到鉛的污染，直到1998年。衛生部官員到界首調研，告訴朱桂賢鉛作為重金屬的污染危害，並建議把廠區搬離居民區。在阜陽市和界首市的參與下，所有村辦冶煉廠全部搬遷到田營工業園，距離居民區有一千米的防護距離。

　　集中到工業園區後，冶煉廠派出的在全國採購廢舊電池的業務員就達600人，那一年冶煉規模也有了大幅提升，每家冶煉廠的再生鉛年産量都突破了萬噸，也逐漸有了新的冶煉廠進入園區。2002年，田營工業園的12家企業合併為華鑫集團。

　　業內人士透露，華鑫集團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集團，旗下16家子公司獨立生産，只是在採購和銷售上由集團統一渠道，成立華鑫集團的原因在於擴大生産規模以獲取廢舊電池處理資質。朱桂賢的五兒子、華鑫集團副總朱寶義告訴《環球企業家》，集團在財務上也是統一的，由12個股東入股組成，收益根據股份進行分賬。

　　不管怎樣，華鑫集團或者説田營工業園已經成為全國最大的廢舊電池回收處理中心。全國1900多家鉛酸電池生産廠商有超過300家電池生産商會給華鑫供給原料，這種與電池企業點對點的固定合作關係佔到華鑫原料來源的70%。此外，華鑫在全國建立了15個回收網點，分佈在上海、浙江、江蘇、福建、江西、東北三省、湖南、湖北等地。華鑫從居民散戶以及電池倒賣中間人手中回收的電池原料僅佔30%。華鑫回收體系的員工人數達五千。據全國第二大鉛酸電池生産商超威創始人周龍瑞介紹，超威通過自己的銷售渠道回收的廢舊電池有70%都是送到界首交給華鑫處理。

　　由於70%的廢舊電池掌握在散戶手中，不少再生鉛冶煉企業遭遇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原料緊缺。朱寶義介紹，由於華鑫回收渠道搭建得較早且比較完整，十多年的生産中從來沒有遭遇電池原料緊缺的狀況，甚至有時候會把原料轉賣給其他再生鉛冶煉廠。

　　朱桂賢回憶，2002年到2006年是華鑫發展最快的一段時期，每年增速都超過30%。2006年，華鑫的産值達30億元。這一年，朱桂賢迎來了他的再生鉛冶煉生涯中的第二個關鍵節點—第一個節點是1999年從盧腰村搬遷到田營工業園。2006年，朱開始著手技術改造，加大環保投入，並從外省引進鉛酸電池生産企業進入工業園區。

　　華鑫集團投入了3億多元進行技改，以前一噸半、兩噸的冶煉爐全部淘汰，改為十噸的冶煉爐。能耗由375千克標準煤/噸鉛降低為108千克標準煤/噸鉛，當時國家的準入條件是135千克標準煤/噸鉛。為了環保達標，技改投入中很大一部分用於環保設施。如用於除塵的布袋數量從此前的100條增加到720條。朱桂賢介紹，3億多元的投入一部分來自於貸款，一部分來自於融資。“如果技術上不去就不讓搞了，花再多錢也得搞。”朱桂賢説。

　　廢舊電池回收處理集散中心給華鑫帶來了品牌效益，也獲得了政府認可和支持。2007年11月，田營工業園被國家發改委批准為全國第二批循環經濟試點園區；2010年成為國家首批“城市礦山”示範基地。華鑫獲得了政府超過一億元的資金支持。

　　即便如此，廢舊電池回收處理仍是非常微利的行業，而且華鑫面對的是潛伏在全國各地的沒有環保和稅收成本的數千家競爭對手。朱寶義説，華鑫這麼多年的毛利一直處於2.5%的微利水平，在去年電池市場劇烈波動的環境下，華鑫出現虧損。“電池的定價權不在我們手裏，大量的電池還是在私人散戶手中。而且回收不規範，價格可能一天會變幾次。”朱寶義説。具有45萬噸/年廢舊電池處理産量、33萬噸/年再生鉛生産産量的華鑫，必須保證有3萬噸電池的庫存。

　　而從電池拆解到合金鉛的生成，每噸的處理成本為3000元，考慮到稅收因素，每噸處理成本約為4000元。去年，合金鉛和廢舊電池之間的差價曾低至3000元，華鑫每處理一噸廢舊電池，就虧損1000元。朱寶義坦言，發展最大的阻礙就在於那些看不見的“同行”，這些小作坊在成本上極有優勢，低價競爭，壓低行業利潤。

　　新涌入者

　　浙江長興，是中國鉛酸電池最大的生産基地，這個行業的兩大龍頭企業—天能和超威都在考慮進入電池回收處理行業。

　　作為全國最大鉛酸電池生産商的掌門人，天能董事長張天任在2000年就在考慮上馬回收項目。張認為，電池生産過程可以做到完全清潔化，但流通、使用、再生産過程仍具有污染風險。2005年，張天任派出天能總工程師和項目負責人到美國、巴西、馬來西亞、歐洲去考察具體回收技術。考察完後，張天任有三種路徑選擇：一是使用國産技術和裝備；二是採用美國、巴西的技術路線；三是歐洲的技術路線。最終，天能花3.5億從意大利引進了一條全封閉自動化的生産線。從考慮進入電池回收處理領域到最終做出決策，因行業形勢不明朗，整整隔了十年。

　　“環保、監督不力；小、亂、散的個體戶照幹；有些小地方還有保護主義，這樣一搞之後，整個産業都亂，大家也沒有信心去投資。”張天任説。

　　與天能總部相隔不遠的超威，也一直有進入鉛酸電池回收處理領域的打算。周龍瑞之前是從事蓄電池研究幾十年的工程師，兒子周明明在長興的一所中學任教。1998年，周氏父子創辦超威，現在超威已經成為僅次於天能的全國第二大鉛酸電池生産企業，去年生産鉛酸電池四千萬隻，95%都用於電動自行車。周龍瑞介紹，今年超威的電池産量將達到八千萬隻。

　　一直試圖進入電池回收處理領域的超威，卻苦於沒有資質，因為國家對於再生鉛生産資質證書的發放審批非常嚴格。此前浙江省只有超日一家再生鉛企業，審批手續就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在去年的環保風暴中也被取締關停。

　　張天任認為，再生鉛生産資質雖然難拿，但是由於監管不嚴，沒有拿到資質的企業依然回收電池後進行處理冶煉。去年環保部對所有涉鉛企業進行環保核查時，登記在冊的再生鉛企業一共為186家，經過整治取締後，僅存23家。事實上，真正進行再生鉛生産的企業的數量完全無法統計，潛藏于黑暗中、不被主管部門所知的再生鉛小作坊才是主要生産軍。

　　周龍瑞介紹，一般電池的使用期是15個月，之後電池就報廢了，但報廢電池能以售價的30%再進行出售。超威對電池回收採用的方法是，在出售電池時，就以70%的價格進行售賣，把回收的價格直接減掉，消費者用完後直接返還給超威。理論上説，電池生産商應該對電池進行一比一的比例回收。但張天任介紹，現階段電池生産商通過銷售網絡回收的電池僅佔銷售的25%到30%。

　　王敬忠認為，電池生産企業應該利用好自身的銷售網絡，建立起強大的回收體系。超威有遍佈全國的數百個分銷商，幾乎覆蓋所有縣。天能有近千個分銷商，遍佈全國的網點則達5萬個。擁有如此龐大的銷售網絡的電池生産商，可以利用其銷售網絡搭建電池回收網絡，掌握廢舊電池資源。

　　天能和超威回收來的廢舊電池，一般通過委託加工的方式交給再生鉛企業處理。一種方式是支付再生鉛企業每噸電池的處理費用，另一種是廢電池和合金鉛以一定比例進行置換。整體是一個閉環的循環生産。但是由於資質或其他原因，在再生鉛冶煉這個環節，天能、超威這樣的電池生産商沒有涉足。

　　不過現在情況正在改變。天能在長興吳山區工業園的西南角，有一條長達310米的電池回收處理産線正在建設中。電池槽內約1500噸的鉛酸電池堆成小山狀，紅白藍塑料布覆蓋在上面。電池槽不遠處懸空挂著一個抓鬥，産線開工後抓鬥一次性將3.5噸電池抓到破碎機內進行拆解。三名工人正在破碎機的發動機上擰緊螺絲釘。

　　連接著破碎機的是一個6米高、2米半徑的預脫硫裝置，這套脫硫裝置的造價就高達千萬，可以脫去電池中的硫酸根，保證以後的處理過程不含硫，脫離出來的硫將被處理為硫酸鈉後當作建築材料使用，預脫硫裝置在國內再生鉛産線中是首例。鉛冶煉時的平爐改為轉爐，熔點由1350度下降到950度，可以減少揮發和能耗。這條産線可以實現鉛回收率達98%，鉛渣的含鉛量低於0.2%，遠高於國內設備的處理能力。

　　這條引自意大利15萬噸/年處理能力的産線造價是3.5億，同樣處理能力的國産設備只需六千萬的成本。華鑫集團正考慮在今年引進同樣的産線，進行技術提升。超威正計劃收購一家已經獲得資質的從上海搬遷到山東的再生鉛冶煉廠。

　　環保部、工信部等部委的強勢介入，或將改變整個鉛酸電池回收行業的格局，若要使正規軍受益，新進入者和投資者對行業更具信心，關鍵在於對於小作坊的核查和打壓力度。“我們現在研究方案，爭取能夠排查到位。”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副會長賈明星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