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國城市化的進程，要借助某些關鍵的因果關聯。在方法上，這就離不開一套思維遊戲，比如“觀現象、猜原因”。不過，因果關聯也有多種多樣的可能性，猜測要選方向。上文我們先排除了一種流行取向，即把人均收入水平看作城市化率高低的原因。那只不過看起來好像兩個量，其實是一回事，誰也説明不了誰的。

　　餘下再向哪個方向猜？還是費思量。傳統時代中國城市化的程度不高，是不是農業文明的一個必然的空間表現呢？想想是蠻有道理的。農業活動的技術基礎是光合作用，每一株作物的每一片葉子都要曬得到太陽，才有産出。這就決定了，農業文明追求的是土地的面積——“有土斯有財”。在廣袤的土地上搞農業，人口唯有分散居住，才便於就近照料莊稼。是的，倘若不是因為安全與防衛的需要，傳統農耕文明的居住模式可以是極其發散的。

　　不過，早有學者指出，中國山多地少、各地差異極大的生態經濟環境，並不註定這個偉大的文明非要以農立國不可(例如《漢代農業》，許倬雲，1980)。事實上，商業文明早就在中國萌芽。從本文關注的角度看，商業活動從一開始就提出了在空間上聚集的要求。我們不妨從“集市”開始——那可是最初級的市場——買家和賣家總是自然地聚到一起，仿佛非要熙熙攘攘地湊熱鬧，才便於交易的達成。

　　問題是，僅僅為農業服務的集市，受制于交通條件，覆蓋的人口範圍不可能過大，本身聚集的程度也不可能太高。關於這一點，人類學家施堅雅(G.W.Skinner)做過出色的研究。這位早在1949-1950年就在四川做過田野調查的美國教授，發現傳統的鄉土中國是由市場——而不是由村莊——組織起來的。在龐大的市場網絡的最基層，往往是一個集市帶動著周圍15~20個村莊。

　　從集市“向上”發展，就會到達層級各不相同的“中心市場”。原來，交易活動也分層，並像産業活動一樣會逐步升級！現在不難明白，這只不過反映了交易批量的增加、交易半徑的延伸以及交易複雜程度的提高，所以需要集中更多的資本——人力的以及非人力的——參與其中，當然也因此需要更完備的保護。於是，高端中心市場多半設在有城郭拱衛之處，依城建市，“城市”應運而生。

　　當然，“城”還有其獨立的來歷。對版圖遼闊的中央帝國而言，龐大的軍事行政網絡必定有空間上的表現。至少秦漢以降，“百代都行郡縣制”——皇帝老子靠朝廷命官治理天下，布關設防、徵收稅賦、實施政令，當然要選地理網絡的中心節點充當各級衙門的所在地，否則無從應付大一統帝國極其昂貴的治理成本。官、兵、民的聚集之地，商業服務供需兩旺，因城而市的，所在多有。其中，最耀眼的當數歷代京師之地，像咸陽、長安、杭州、北京，每一個都是最繁華大都會的一時之選。

　　這樣，以市依城也罷，以城立市也罷，殊途並進，一起成就了中國層級制的城市體系。這裡有什麼共同的特點可以把握嗎？我以為還是施堅雅的概述最為精煉：“從一個中心地上升到上一級中心地時，居民的戶數就會增加，而從事農業生産的勞動力比重則下降。”

　　(《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譯本第10頁)到了非農業人口聚集這樣一個抽象層面，中國的城市與法國年鑒學派刻畫下的歐洲市場與城鎮體系，看起來也就沒有什麼很大的不同。

　　可惜，城市體系作為複雜商業的空間構造，説精巧極精巧，説脆弱又非常脆弱。譬如戰亂對城市的摧殘，總是甚于對鄉村的破壞。很不幸，中國歷史上外患內亂頻仍，戰爭動亂的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殺戮之殘酷，歷史上的歐洲怕是沒得好比的。歷史似乎不講對稱，生産力聚集到城市不容易，破壞力以城市為目標卻“很自然”。僅就此點而論，中國的城市文明即使達到過西方不曾有過的高度(想想馬可波羅由衷的讚嘆)，也一定屢遭毀滅性的破壞。令人不堪回首的歷史記憶，甚至凝結為民間智慧，例如在劉心武的筆下就出現過以下字樣：“小亂進城，大亂下鄉。”是啊，一次次的大亂總是先毀掉城市文明，既然身家性命在城裏難保，還不如上山下鄉吧。

　　和平時期城市發展的最大敵人，則是中央政權持久的抑商政策傾向。過去我總是讀不明白，為什麼歷代中國皇權會一以貫之地敵視商業？有解釋説，那是商業利潤太高，難免令執政者擔心農業生産的根基被瓦解。這是説，擔心“無商不富”搖動了“無農不穩”。可是經濟邏輯並不支持以上“道理”——商業暴富是因為商業活動的供不應求，唯有“興商”才能降低其平均利潤，而“抑商”反倒會永遠維繫商業暴利。歷代那麼些個聖賢與明君，為什麼連這麼個簡單道理都不懂？

　　後來看了1940年代末吳晗和其他多家的著述，才領悟到中央皇權真正擔心的是富商與之爭奪官僚的忠誠。農業大國的財政基礎薄弱，“高薪養廉”很好説，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低薪不養廉，官僚們公權私用的成本很低，一旦富商使錢買走他們的忠誠，即便“貴為天子”，還有什麼意思嗎？這樣看，“抑商”所固的遠不只是“農本”，而是大一統天下國家的政治國本。

　　代價就是城市抑制。因為講到底，抑商即抑城。個中道理也簡單：商業活動要聚集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才能展開，人口聚集推進經濟聚集(即人均收入顯著增加)，反過來經濟聚集再吸引人口聚集，城市化的發動機就安裝上了。可是，抑商政策插進來一杠子，非要把商業利潤人為地壓下去，那麼商業活動的人口聚集就帶不來人均收入更高的結果。失去經濟聚集的刺激，甚至經商還不如務農，人口的城市聚集怎麼可能會有強大的動力？

　　加到一起，以農業為本的經濟結構、抑商政策傾向以及頻繁的戰亂，一起抑制了現代化以前時代中國的城市成長。據史家估計，1843年在中國商業經濟最發達的長江下游地區，約有7.4%的人口居住在2000人以上的城鎮，比商品化程度較低的華北地區的4.2%高出了3個百分點以上。但是，1801年的英國，居住在5000人以上城鎮的人口就達27.5%。這説明，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城市抑制就拉開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發展的距離。

　　1840年代以後的中國，主權動搖、被迫開放。以上海為代表的“五口通商”推進了城市化的進程，卻又被一場場更大規模的戰亂所抵消。正負影響算到一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時候，全國的城鎮化率也就是區區的10%。新的問題是，在結束了戰爭、重建國家主權之後，再加上經濟方面的強有力的國家工業化，中國是不是就具備了消除傳統時代抑制城市成長的條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