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Judy）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的底特律，由單親媽媽撫養成人。幼年的生活非常窘迫，但是朱迪依然靠獎學金完成大學學業，並在70年代加入福特汽車公司。開始的時候，他的薪水是每小時5美元。

　　“5美元雖然不算多，但是也可以有比較穩定的生活了。”朱迪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福特的理念曾是讓汽車工人也能買得起車，汽車工人也一直過著體面的生活。但是經歷過汽車業的重組和改造，現在新加入福特的職工每小時也才只有15美元，對於他們來説，中産階層的生活不再是汽車工人理所應當享有的了。貧富的分化，汽車工人感受頗深。

　　在過去30年裏，貧富分化在美國社會越來越嚴重。社會絕大部分增長的財富由最上層的0.1％人群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塞斯（Emmanuel Saez）收集的資料顯示，在1975年最上層的0.1％人群擁有全民收入的2.5％，但是到2008年，這一數字翻了近4倍，達到10.4％。

　　根據經濟政策學會（Institute of Economic Policy）的數據，在1978年企業CEO的收入平均是工人的35倍，而在2007年，CEO的收入是工人平均的277倍。去年爆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能夠席捲全美，在眾多階層引發共鳴，凸顯了美國社會對貧富分化加劇的強烈不滿。

　　“美國社會現在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中産階層正在經受著嚴重的擠壓。”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erey Sachs）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美國社會現在已經到了某個時刻，特殊利益集團通過國會制定的政策不再為公眾服務。”

　　越來越多的數據證明，相對於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美國社會不僅貧富差別日益擴大，而且貧窮階層跨越出身躋身富裕階層的機會——也就是“美國夢”實現的機會——也越來越渺茫。

　　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

　　根據State of Working American 的數據，上層的10％最富有美國人幾乎佔據了自1979年以來2/3的收入增長，而最上層的1％人群佔據了收入增長的38.7％。不過過去30年的貧富分化加劇在美國歷史上並非總是必然。在1947年到1973年間，經濟不僅快速增長，而且財富在各階層間也得以較平均地分配。最窮的20％和最富有的20％的家庭收入都有快速的增長，而且中間階層也迎來了同樣的增長速度。但是從那以後，平均生活水平增長開始放緩，尤其是在1995年後，生産效率迅速提高，但是並未能夠在整個社會階層創造共同的財富。

　　“在過去30年中，生産效率迅速提高。”波士頓基金會主任凱恩（Charlotte B. Kahn）對本報表示，“工業化和全球化産生的影響，使得機器在生産中的成分大為增加，而且很多工作機會被移往海外，這使得工人的工資停滯不前，但是CEO和其他商界精英的收入卻迅猛增加。這是造成貧富分化加劇非常重要的原因。”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弗裏德曼（Carola Frydman）和美聯儲的莫洛伊（Raven E. Molloy）分析了1936年以來的資料，得出一個比較清晰的趨勢：美國大企業高管收入在50年代和60年代基本比較平穩，但是自從70年代開始了快速的上升。而這一時期也正是美國貧富分化加劇的時期。

　　迪安食品（Dean Foods）是美國一家領先的牛奶加工廠。在70年代，其CEO道格拉斯（Kenneth J. Douglas）過著舒適的生活。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他的年收入除去通貨膨脹的因素，相當於現在的100萬美元。他搬家到了芝加哥郊外有四個臥室的獨立屋，他參加了當地的鄉村俱樂部，公司還給他配置了一輛凱迪拉克。對於道格拉斯來説，掙的錢已經足夠多。實際上，他有時候會拒絕公司給予的加薪機會，他認為掙太多的錢對於公司的士氣和道德上來講都是不好的。

　　而在40年後，迪安食品總裁英格斯（Gregg L. Engles）的年收入是1000萬美元，是道格拉斯的10倍以上。和其他大多數美國大公司CEO一樣，他過著豪奢的生活，住宅價值達600萬美元，並且在科羅拉多有個面積超過64英畝的農場。他屬於4個高爾夫俱樂部，當英格斯出行的時候，他乘坐專門為他配備的價值1000萬美元的公司飛機。

　　但從70年代開始，工人的收入停滯不前。仍以迪安食品為例，儘管CEO的工資上漲了10倍以上，但工會組織的工人收入實際上出現了下降。那些在生産線上，分裝、打包牛奶的小時工的收入除去通貨膨脹的因素，實際上下降了9％，現在是每小時23美元。

　　與此同時，和40年前一般CEO 對於過分高薪有所顧慮不同，現在的高管對於鉅額薪酬當仁不讓，甚至有些使企業陷入危機的CEO也都攜鉅款挂冠而去。他們的行為，也使社會對這種無所顧忌的貪婪感到憤怒。

　　美林前CEO奧尼爾（Stan O’Neal）2007年10月被迫辭職時，獲得期權和股票共值1.615億美元；AIG前CEO沙利文（Martin Sullivan）在成為所有人頭痛的問題時于2008年被迫離職，依然拿到了4800萬美元的獎金；2008年，通用公司危機正盛，現金流幾近枯竭，CEO瓦格納（Rick Wagoner）拿到的上年獎金、股票、期權和工資總額是1440萬美元……而現在底特律新工人的小時工資已經降為15美元，且沒有各種退休的福利。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是99％”能在美國社會引起廣泛共鳴的原因。

　　越來越遠的美國夢

　　長久以來，美國一向被認為是“機會的國度”——也就是説不管你是誰，不管你出身如何，你總是有機會實現你的夢想。“美國夢”的內涵是，每個人都有可能跨越其出身階層，向社會的上層攀登。亨利福特做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做到了，克林頓做到了，每一個美國人都有可能做到。一般都認為，美國的社會階層流動性要超過階級分化較嚴格的歐洲。然而，如今赤裸裸的現實是，由於過去30年中嚴重的貧富分化，那些出身富裕的孩子更有可能做到提升自己，而出身貧窮的孩子很有可能成年後依然貧窮。

　　近年來最少五個大型的研究表明，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實際上更缺乏流動性。瑞典大學的Markus Jantti所做的調查發現， 42％出身在社會收入底層的美國男性成年後還處在原先的階層，相反那些傳統上認為是階級區分嚴重的國家——如丹麥和英國，這一數字則為25％和30％。

　　同時，只有8％處在社會底層的美國人，最終躋身社會階層頂端的1/5人群，而與此相對應的是，英國人有12％，丹麥人有14％。儘管美國經常被認為是較少社會階層分裂的國家，但實際上處於社會底層的美國人面對更多系統性的不利因素，難以向社會上層攀爬。如Pew Charitable Trusts的研究顯示，62％出身在社會上層五分之一領域的美國人，成年後仍屬於上層的五分之二人群。同樣的65％出身在社會底層五分之一的人，成年後依然處於底層的五分之二領域。

　　“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本來相對於歐洲國家就要覆蓋面低，這對於社會底層就已經相當不利。”薩克斯指責美國的政策，比如稅收政策，對於富人的傾斜使得本來就被邊緣化的社會底層更難向上進取。

　　“一個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支付昂貴的大學學費。”薩克斯説，“但是如果你來自於工人家庭或者是貧窮家庭，能夠上大學進而躋身社會上層的機會是非常小的。”

　　美國左翼自由派人士長久以來對於日益增強的貧富分化感到擔憂，人們擔憂過度集中的財富不公平地降低了社會大眾的經濟機會和政治權利。富有的家庭可以為他們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私立學校教育，通過競選廣告和政治捐贈來獲取政治上的權利，從而使得國家政策更傾向於富有階層。這引起了美國社會的強烈關注。

　　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克魯格（Alan Krueger）日前在關於收入不平等的演講中指出，貧富差距越大的國家，社會流動性就越低，也就是説，一個社會越不平等，個人的經濟狀況就越被其父母的階層所決定。他為美國中下階層描述了一個灰暗的圖景：到2013年美國會比現在更缺乏流動性，美國將會成為這樣的地方——孩子的經濟前景很大程度上由他們出身的階層所決定。

　　朱迪在福特工作30多年，雖談不上富有，但是也過著相對舒適的生活。

　　“那時候有一種感覺，只要你努力，未來的生活會變好，你可以提升自己。”朱迪説，“但是現在，年輕人就很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