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

　　萬通六君子

　　2011歲末，貓撲出現了這樣一個帖子：“萬通地産的馮侖出新書了，週三在對外經貿大學圖書館有活動，與崔永元和大學生們一起談理想，説潘石屹是他帶出來的，我已經報名了，有沒有人一起去？”

　　這個帖子有463個點擊和94條回復，一部分跟帖的人知道馮是一個牛人，另外一部分人覺得崔永元主持的活動應當很精彩，還有一部分人則覺得地産行業很吸引人。

　　2011年11月23日晚6點半，對外經貿大學圖書館。陸續入場的學生，和摻雜其間的成熟臉龐，讓整個大廳瞬間就滿了。中國企業界大腕級人物，如柳傳志、王功權、潘石屹、吳鷹……陸續出現在現場播放的視頻裏。

　　嘈雜的現場因為崔永元的出現逐漸安靜了下來，幽默的開場白後，他快速進入了主題：“我的好朋友馮侖先生把樣書送給我的時候，我很奇怪，為什麼叫這樣一個名字(《理想豐滿》)，一個明明是白天想的事，而另一個則是晚上想的事。我想問他，出這本書除了掙錢外還為了什麼？”

　　馬上，馮侖出來了，他穿著一件皮夾克式西裝外套，淺色的襯衫，光頭。他回答了崔的問題：“作為買賣人，眼睛除了看到錢，還看到了錢以外的事兒，這件事除了不想賺錢，其他都想。”

　　馮侖有多重身份，被稱為“大哥”的商業領袖、商界思想家、黃段子傳播者，以及“暢銷書作家”等。萬科的王石評價他：“馮侖這個人，聰明絕頂，俠義肝腸。嬉笑怒罵皆文章，百計千心成萬通。”王功權認為，身邊再無第二人能像馮侖，與之聊天那樣快樂而有趣。

　　幾十年的時間，不經意間，馮侖成了一個標本，他極富生命力，兼具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特質，理想主義讓他活了下來，活得還算豐滿，實用主義導致成長過程中的野蠻。這皆因任何個體的生命，在一個荒誕不經、繁花似錦的時代大幕下，都顯得微小和脆弱。

　　他説如果要寫回憶錄，第一句話會是：“這個人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神。他是一個哺乳類動物，是個被人攪亂成似是而非的哺乳類動物。”

　　小時候想的都是大事情

　　1959年，馮侖生於陜西西安。他的父親是企業工會負責人，在他的印象中，出身於破落地主家庭的父親，在新的社會制度下，一輩子謹小慎微，軟弱，守規矩。馮侖很小的時候就從父親那裏學會了閱讀、寫作和畫畫。

　　身為工會負責人的父親有一點優勢，使得馮侖在“文革”期間，閱讀了大量內部出版的“灰皮書”，如《張國燾回憶錄》、《尼赫魯傳》、《出類拔萃之輩》等。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裏貼出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長達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啟動。

　　馮侖跟那個年代所有的少年都差不多，內心充滿革命的激情。他接觸到的環境、家庭、老師，都形成了一種正向的鼓勵，要改造這個社會的不公正。十四五歲的馮侖，心裏想的全是大事情。

　　回看當年，已知天命的馮侖説，這絕對是一個悲劇，試想在一個法制健全、經濟繁榮的社會，年輕人想大事，只能説明這個社會太糟糕了。“那個時候這樣做沒風險，你不這樣做反而有風險，因此父母越謹小慎微，他越鼓勵你這樣做。”

　　1978年，馮侖考上西北大學經濟係，畢業後，又考上中央黨校碩士。他的導師馬鴻模，是個傳奇人物，被馮稱為“一個有文化的土匪”，曾就讀于武漢大學歷史系，抗戰時放棄留洋機會，投筆從戎，轉頭組織武工隊。1949年後，已經成為解放軍高級軍官的馬因為有文化而被分配到了中央黨校。

　　第一次見導師，馮侖看見的是一個一襲黑衣、留著光頭、叼著粗雪茄的老頭兒。那年馮侖只有22歲，是中央黨校歷史上最年輕的學員。老頭兒特意要看看“最小的那個。”馬鴻模後來成為馮侖的“乾爹”，和馮侖是忘年交的好友。

　　在中央黨校讀書期間，馮侖貪婪、不加節制地閱讀。閱讀使得他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開始顛覆自己以往的認識。

　　他後來在《野蠻生長》中回憶説：“中央黨校有兩個閱覽室，一個是黨刊室，就是內部資料(內參)閱覽室。當時是按級別看內參，很多資料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資料反映的都是社會陰暗面和問題。我突然感覺，原來除了我們從《人民日報》看到的那些正面的東西外，還有這麼多真實的情況！我開始懷疑，漸漸形成了習慣，在內刊室裏找史料，不停看各種各樣的內參，這些資料使我知道世界原來是由兩面互補的，一面是宣傳，另一面是內參。”

　　他曾對一位訪問者説：“我們以前受了很多正統教育，實際上是一種比較封閉的教育方式。毛主席去世時，很多人哭得很厲害，傷心欲絕；後來我在中央黨校的港臺閱覽室看到一本畫冊，有一張蔣介石死時的圖片，台灣民眾也哭得很厲害。蔣介石不是被咱們宣傳成壞人嗎，壞人怎麼可能有那麼多人哭呢。於是，我便發覺所謂的是非並不是我們想象中的是非。”

　　畢業後，馮侖留校做了一段時間老師，後來去了中宣部和體改委，最後到海南成立了海南省體改所(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前身)，手下有120個編制，40個是體制內的財政編制。但當時這個機構沒有財政撥款，也無啟動經費，他只得到了一批彩電的批文。

　　在體改所待不下去了，他回到北京，遍托關係找工作，但一切正式的國家機關都對他關上大門。他找到了當時的中國社會調查所，幹了3個月才得72元的報酬。就這樣，馮侖的仕途之路被腰斬，他再也無法退回到體制之內，開始淪落江湖，落草為民。

　　南德歲月

　　1989年，馮侖在海南偶遇了一個叫汪兆京的人，南德公司在海南的代表，曾經幫助牟其中做成了驚世駭俗的飛機生意。馮侖説：“那年9月，汪兆京説你現在沒事兒做，也沒工資，可以去牟其中那兒折騰。我就這樣去了南德。”

　　牟其中是第一代企業家的代表，尤其在貿易方面。他最大的手筆就是倒賣前蘇聯飛機成功。牟具備了那個時代成功者的基本特徵：毅力、勇氣和韌性。無論寒暑，老牟都會到玉淵潭去游泳。他有著非凡的想象力。在喜馬拉雅山炸一缺口，讓印度洋暖濕氣流進入中國，把落後的西部變成第二江南——這個想法經馮小剛電影《不見不散》演繹後，為公眾所熟知。

　　進入南德一年多後，馮成了牟其中的第一副手，他在海南創業的故友王功權也投奔過來，王又把劉軍、王啟富拉進來。日後的萬通六君子中，有4個人到了南德。人託人介紹，最後南德三分之二的部門經理都是馮係人物介紹過去的。

　　牟其中先委任馮為“政務秘書”，後來又讓他去《南德視界》當主編，再後來馮侖變成了“總辦主任兼西北辦主任”，月薪200元，辦公座位就在牟其中辦公桌的對面，大事小事一把抓。

　　馮侖的工作甚至要給故去的牟其中母親穿壽衣。媒體曾報道説，當時太平間的一位工作人員是個老頭，他對正在忙著給牟母穿衣的馮侖説：學會了這個，你就多了一種謀生的手段……

　　兩人和諧相處的日子並不長，馮侖認為南德應該轉型時，牟其中依然沿襲原來思路，並繼續放大。他習慣倒資金，甚至還要去美國倒騰。在耳聞目睹了牟管理公司的江湖路數之後，馮侖絕望了。

　　馮侖和志同道合者曾計劃私下做點生意，先有經濟基礎再辭職。他們在門頭溝物色了一個店面準備開餐館，又準備辦個幫人出書的皮包公司，叫“萬通代理事務所”，後來都沒搞成。

　　牟其中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他熱衷政治，不習慣授權管理，鼓吹與人鬥其樂無窮。他的思想導致了公司發展不穩定和內部缺乏信任。當南德公司規模很大時，他依然只相信自己，而且不去組建職業經理人團隊。

　　他對馮侖也不信任，因為很多經理都是馮侖介紹的，他覺得這是“馮係”，他從老家四川調人來公司，想搞平衡和監視。馮侖整天看著那些監視者的臉色，感覺很不痛快，此時他看到了自己在公司的天花板。

　　他們想到過兵諫，讓牟其中只做董事長，但馮深知他的性格，最後只能作罷。在馮侖的印象中，牟其中這個人兇狠霸蠻，在香山吃飯時為爭凳子一拳把別人的嘴打得縫了5針。馮侖他們一想到牟其中的土匪勁頭兒，頓時膽怯了。

　　最後只有一條路——出走。馮侖偷偷摸摸地離開了南德，事實證明，馮、王等人的判斷是正確的。他們走後，南德公司有人試圖“兵諫”，結果半夜從被窩被人揪起，還被關進了地下室。

　　馮侖的出走使他和牟其中結下了“梁子”，而且南德的人老往馮侖的公司跑，“梁子”越結越深，先是牟其中見面不搭理馮侖，接著是馮侖發狠放話説“活著就不要見了”。

　　牟其中的南德泡沫最終還是破滅了，坐牢時，他曾給馮侖他們打過電話、寫過信。馮侖和王功權商量後，給了一個回復：“在官司階段，不介入。如果服刑，生活上的事情可以管。”後來，馮侖和王石曾一起去武漢探望了牟其中。他説儘管這違背當年“活著不見面”的狠話，但隨著歲月流逝，看法變了。

　　野蠻生長

　　1991年6月，馮侖、王功權、劉軍、易小迪、王啟富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農業高技術投資聯合開發總公司(萬通前身)，後來又加入了潘石屹。他們以兄弟相稱，等到分拆家産，各自成為“老大”之後，人們稱呼這個群體叫“萬通六兄弟”。

　　新公司賬面上只有3萬塊錢，馮侖卻敢和一家信託投資公司老總談海南房地産的機會。這是一個8棟別墅的項目。馮侖告訴對方：“我出1300萬，你出500萬。我們一起做，你幹不幹？”

　　對方先要求考察他們的項目，馮侖很緊張：“我們平時沒有正經衣服，於是翻翻每個人口袋裏還有多少錢，現買襯衫和領帶。當時金利來領帶比較高級，我們忍痛割肉買了領帶送給投資人。”

　　驗完了成色，對方點頭同意，馮侖立即騎著自行車跑出去寫文件，在最短時間內將手續做完後，王功權負責將500萬在最短的時間內拿回來，萬通靠著這500萬，立即從銀行貸了1300萬。

　　這是一個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故事，也是公司的第一筆運作資金。潘石屹，SOHO中國董事長，講述自己的起家史，説8棟賣出高價的別墅就是拿這個錢買的。那時候，萬通的賬上有300萬，馮侖的感覺就像“大姑娘初婚，幸福又糊塗”。

　　自1988年海南建省以來，中央政府給予了新特區超乎想象的優惠政策，資金和淘金客一起瘋狂地奔向海南。“十萬大軍下海南”，就是對當時景象的鮮活描述。

　　儘管有著熱火朝天的商業氛圍，但此時海南經濟沒有健全的法制，更不要説正常的商業信條，這裡有點像淘金時代的美國西部。

　　馮侖對《紐約客》雜誌講過一個細節，“你會被騙到一個夜總會，被推到一間黑屋子裏靠墻站著，一把槍抵住肚子，然後強迫簽下一個合同。這種事情曾經發生在我們公司的人身上。”

　　事情的緣由是這樣的，萬通在海南賣出了一塊地，賺了五千多萬。後來出事了，對方不認賬，想退錢。當時大領導批示封萬通的賬，王功權妥協了，簽了一個城下之盟，萬通又買回了這塊地，前前後後搭進去了差不多一個億。上述細節就是王功權所遭遇的。

　　在馮侖的記憶中，荒唐事可不止這一件。他告訴《紐約客》：“當時發生了許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有時候有人會就這麼消失了，被殺了。政府簽章全是假的。但那時非常快樂，你突然到了一個完全自由的地方，無法無天，毫無限制，不用在意那些老掉牙的傳統觀念。”

　　和很多在海南的失意者相比，馮侖體現出極強的適應性，他迅速完成了從體制內精英到市場動物的轉變。他説當時世界觀徹底改變了，自由而瘋狂，但非常享受這一切。此前，15歲入青糰，20歲入黨，一直是學生幹部，他自嘲：“最後，呸！我完全變了。”

　　海南的房地産泡沫很快破滅，今天中國的房地産大腕不少是當時的倖存者，萬通六君子及時上岸，他們從泡沫中獲益，同時沒有被泡沫淹沒，隨後回到北京開發房地産。

　　六君子分手

　　六君子回到北京後還是有經濟基礎的，這是潘石屹早年打下的。在海南創業不久，潘石屹有一次到北京調研市場，順便去懷柔註冊公司。有一天他在懷柔縣政府食堂吃飯時，無意中聽到，北京市給了懷柔4個定向募集資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標，但沒人願意做。

　　潘石屹知道指標就是機會和錢，他去搭懷柔縣體改辦主任這條線，問人家：“我們做一個行不行？”對方答應給他們一個。這為日後萬通開了一扇窗。沒多久，萬通開始在北京阜城門開發萬通新世界廣場。

　　當時香港利達行主席鄧智仁找到了潘石屹，潘把銷售代理權給了鄧智仁。鄧幹得很出色，正式銷售才5天就回籠了5億港元。鄧智仁發了一筆橫財，而萬通在北京也一下子站穩腳跟。1993年，海南農業高技術聯合開發投資總公司變成萬通集團公司。

　　最初6個人股份是均等的，沒有哪個人有決定權，身為老大的王功權，在糾結了一段後，把位子讓給了馮侖。6個人不同的性格和價值觀，導致分歧不可避免。

　　馮侖發現 “梁山模式”已經成為萬通的致命傷，它導致了“獎懲考核不能正常進行，造成組織效率低下、是非多樣性、苦樂不均，周邊能人很惱火”，陷入了一種“前進無路，後退遺憾”的困局中，而兄弟情感又讓他們左右為難。

　　馮侖研究了土匪的組織結構，發現土匪組織長不大的原因在於低水平不斷重復，只有共産黨才將組織結構解決得最完善、最成功。他還研究太平天國，研究“天京之變”。他把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給兄弟們看，建議他們要有耐心，不能搞成“天京之變”。

　　大家同意了，痛苦了挺長一段時間。馮侖曾對記者説：“我們不想分開，幾年裏幾個人沒事就湊在一起討論究竟該怎麼走，有的人難受得哭了。外人很難想象我們當時痛苦到什麼程度。那時我住在保利大廈1401房間，潘石屹住樓下，我們很痛苦地討論著，等待著，就像一家人哪個孩子都不敢先説分家，誰先説誰就大逆不道。”

　　事情終於出現了轉機，分家成了荒野中惟一的出路。馮侖在第一本書《野蠻生長》中提到3個契機促成了這次分家——

　　“1995年功權去美國管理分公司，暫且回避一下。他吸收了很多美國體制下商務、財務安排的方法以及産權劃分的理論，這帶來了一個契機。另一個契機跟女人有關：當時張維迎在牛津，介紹一個女人回到中國，就是張欣。張維迎把我們公司1992年寫的文章《披荊斬棘 共赴未來》給張欣看，張欣要回國，就讓維迎介紹和我認識。她回來後在保利和我見了面，就算認識了。”

　　“一個多月以後，我們去香港，張欣正在做投資銀行，我們一行三四個人聚會，那次潘石屹跟張欣單獨聊過一會兒，等我們回來以後，他們倆就談戀愛了。於是又來了一個海外因素，張欣帶來的價值觀、對問題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認為不行就分嘛。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場上把我們全否定了，説我們太土了。雖然大家覺得這是對我們兄弟感情的一種傷害，但她把西方社會成熟的合夥人之間處理糾紛的商業規則帶進了萬通。”

　　王功權和潘石屹接受了成熟的商業規則後開始對馮侖進行思想教育。正在這時，馮侖在美國又邂逅了周其仁，周給他講“退出機制”和“出價原則”，這給了他很大的啟發——不能用傳統文化中的兄弟感情處理內部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規則處理分家。

　　“以江湖方式進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念頭就此誕生了。當“老大”確立分家規則、兄弟們又覺得規則不壞的時候，“萬通六兄弟”終於分道揚鑣、各奔東西了。

　　六兄弟所走的路也有所不同。

　　分家後，王功權投身於風險投資，他後來因民生銀行、奇虎360、江西賽維等項目名震江湖。馮侖選擇留守萬通，後來通過借殼也成了上市公司董事長。易小迪分到了廣西萬通，在此基礎上創建陽光100集團。王啟富一開始做國際貿易，後轉做木地板，現為海帝木業(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軍去了四川，據媒體報道從事農業高科技。

　　關於萬通的那段歷史，外界只能從當事人的回憶裏得到一些片段，但崛起于大時代江湖的萬通，像塊巨大的磁鐵，吸引了各路商業精英，被稱為中國地産界的“黃埔軍校”，業界為之側目。

　　多年後，馮侖告訴記者為什麼他扛了萬通的殼子：“萬通的始作俑者是我和功權，他走了，只有我來扛，其他人又不放心。”有一天，馮侖和王功權去看他們早期的一個房子，王功權説：“沒想到你能扛這麼久，太困難了，如果只掙幾個億，天理不容；如果掙幾十個億，我心裏不平衡。”

　　馮侖曾對記者總結從商經歷：“成功就像走路，比別人走得長又還活著，還能笑，別人就認為是成功。其實兩個字就可以説明白：死扛。”但過往並未使他心目中的理想主義泯滅。2006年11月，馮侖給王功權發了一條短信：“橫穿膠州，過臨沂，下莒縣，憶起萬通舉事之初，銘刻‘毋忘在莒’，莊敬以求自強，不禁胸中再點兵，萬里江山一日收……”

　　儘管投身很早，也很早就在地産江湖揚名立萬，但相比其他同行，馮侖的事業難説輝煌。與他本人的知名度相比，萬通公司顯得不那麼出眾，不要説萬科，和恒大、碧桂園等同行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在業務探索上，馮侖一直尋找自己的路，也因此屢屢創新。從“美國模式”到“嘉德模式”，從紐約世貿中心到台北2011大廈，從批發市場到立體城市，馮侖和他的萬通一直都挺忙乎。

　　通達人生

　　在馮侖看來，他的人生軌跡充滿了時代的意味：最開始，有人説他是反動文人；流落江湖，成為流氓文人；為了養活自己，被迫做了商人，被認定為民營企業；再後來，就成了黑心開發商。

　　1989年下海時，乾爹馬鴻模告訴他：“你這是高山上倒馬桶，臭名遠揚。”乾爹的話一語成讖，當然這代表著那個時代的某種認知。

　　在對外經貿大學的新書發佈會上，崔永元調侃馮侖是黑心開發商，舞臺上的馮侖已經是一個淡定哥。他和崔永元相交的故事也佐證了這個商人之外的面相。

　　馮侖和崔永元之前並不認識，他起初認為崔的理想主義言語顯得不太真誠，但一個朋友告訴他崔永元在做口述史這件大事。馮侖專門約了崔永元見面，崔送給他一些自己的作品，但這並沒有打動他，他只是覺得拋開央視這個平臺，崔依然是個有才華的人。

　　之後，王石從馮侖口中得知了崔永元的事業，兩位房地産大佬發現了崔永元身上令人敬佩之處——一個全中國聞名的抑鬱症患者，為民族歷史不能正確記錄而四處奔波。崔永元的堅持與努力感動了馮侖和王石，他們也參與到了崔的口述史項目中。

　　兩個不搭界的人成了朋友，誠如崔永元所調侃的，有的人挺正經，但房子建得很不正經，有的人看起來很不正經，但房子還建得挺正常。

　　對於公眾來説，馮侖似乎太不正經了：在做企業的過程中，他拿過回扣，也行賄過，給有問題跑路的朋友錢，還跟黑社會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但在企業家群體當中，他沒有被人詬病過道德問題。在這個社會的另一些群體眼裏，馮侖也不是“原罪”的代表。

　　值得玩味的是，企業家“原罪”這個詞最早是馮侖自己提出的。他曾翻譯過一本書，《狂飆突進——馬克思的心路歷程》，他對本刊記者表示，在他的靈魂裏，三分之二是馬克思主義。

　　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楊鵬看來，馮侖提出“原罪説”，只是希望自己和其他民營企業家強化道德倫理，提高商業道德意識，追求陽光下的利潤，創建健康公正的中國經濟。

　　2006年11月，胡德平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説，民營經濟的誕生非但沒有“原罪”，而且應該早生十年、二十年。現在要來追究和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就等於是對改革開放的巨大成績的否定。

　　對於一些企業家非常忌諱的經歷，馮侖顯得非常坦蕩：他收過回扣，但轉頭把回扣交給了公司；有官員索賄，他和對方幹架，讓公司也跟著倒楣；他讓跑路的朋友打收條，説是去自首的路上用；他和黑社會聊天，順便請教對方如何對付沒有底線的官員。

　　那個曾經在黨校課堂上揮斥方遒、言語正經的馮侖開始了自身的某種蛻變。他説：“經過那麼多事情，我已經不能平心靜氣去吹捧了，大家説好，你也説好嗎？”他認為，這種轉變是一種被蹂躪的結果，“我糟蹋自己總可以了吧？我娘的兒子我做主，我想欺負他就欺負他。”

　　馮侖的段子是一流的，他並不抗拒媒體，他的博客至今仍堅持更新。他還寫過兩本暢銷書，在他對媒體的言談和書中，一些精彩語錄被廣為傳播。

　　不過，馮侖並不同意自己説的是“段子”。他曾經對媒體説：“我最多是像李敖一樣，把正經的事用葷的、素的、俚語的、民間的方法揉碎了説，有時是性解釋而不是誨淫。李敖説台灣是中國的睪丸，不勃起沒什麼用，勃起它就不能少。這叫段子嗎？不叫段子。很多人不明白這裡面的深意。”

　　不正經中透漏出的正經，大部分時候馮侖會陷入一種荒誕感。他常常想起乾爹臨死前的一個場景：“有一次我去看乾爹，他坐那哭，重復地説一句話，‘荒唐啊，荒唐啊……’他是在自言自語，不是跟我説的。因為早年打日本，鬼子拐走了他女兒。打國民黨，他把他乾爹都殺了。現在他乾爹的孩子，在兩岸開放以後，打上門來找他。他跟共産黨走，不停折騰他，他教的東西，學生們一個都不信。”

　　老頭過世之後，馮侖把他的照片放在皮夾當中，此外還有一張阿拉法特的照片。

　　在故去的人當中，阿拉法特是馮侖的楷模。在他看來，時間是一個男人做事的最大賭注，而阿拉法特就如同西西弗斯一樣，用一輩子去做了一件看似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儘管如此，他覺得自己能理解阿拉法特的毅力，而且經常鼓勵自己，阿拉法特大哥四十多年都沒成事，還有什麼可孤獨的。

　　如同西西弗在做一件荒唐的事情，馮侖的感慨是：“最近我也在想，我他媽也荒唐。我乾爹荒唐，我怎麼也荒唐呢，是吧？我覺得中國社會再也不能這樣了，你必須讓一個認真做事的人，有長遠的預期，有制度的信賴感，有安全感，不要再有荒唐感，乾爹的荒唐感一直延續到我現在。”

　　在採訪中，他一直説自己是個買賣人，操心的都是買賣上的事情。即便在外界看來，他的思考對這個社會很有價值，他也只是淡淡地説：“那是因為妨礙到我們的買賣。”

　　這個人甚至很少用企業家來形容自己，他和陳東升、郭凡生、胡葆森等人被稱作92派。這撥企業家曾經多是體制內精英，在時代召喚和不由自主的命運安排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和草根企業家、互聯網精英相比，這代人思考得顯然更多更遠，甚至出現在世人面前的更多是一種知識分子形象。

　　這或許是先天氣質使然，但作為92派的代表人物，馮侖並不認為思考家國天下是一件多麼值得炫耀的事情。他會拿Facebook的扎克伯格舉例，認為單純做一個企業家沒什麼不好。

　　千百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以家國情懷作為自我激勵的最大精神動力。當日曆翻到馮侖這一代人，他們也不可避免地成為這種精神的繼承者。儘管在他看來，買賣人揣著家國情懷是一個很荒誕的事情，但顯然他的經歷已經讓他成為這個時代精神的代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