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尚未有共識 警惕“城堡政治”

　　説到中國模式，有人強調中國特色，有人強調普適性，都是假命題。

　　《中國經營報》：你是最早提到中國模式的學者之一，但近年來關於這個概念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而且愈演愈烈。你怎麼看？

　　鄭永年：最近這幾年，中國模式被政治化了，左派説，中國模式好得不得了，右派説，中國模式根本沒有權利存在下去。但所謂模式是客觀存在物，國家轉型都存在一個模式，早期英國、法國，後來的亞洲四小龍都有一個模式。中國發展這麼快，總要有她的長處，而任何模式也都存在自身的問題，沒有完美的模式。將中國模式政治化，只從道德、價值的層面來評判，認為它好的人，找好的證據，認為它不好的人，找不好的證據，都不客觀。

　　我個人認為，中國的改革可以稱為一個模式，也必須成為一個模式。中國作為一個有幾千年文明的國家，怎麼樣都不會變成一個西方國家，而現在很多國人太短視，在政策層面談中國模式比較多，看不到其背後的文明因素、宏觀歷史因素。

　　《中國經營報》：但有質疑者認為，國家崛起的因素無外乎政府放開、市場發育，基本元素都是一樣的，只有普遍規律，沒有特色模式。

　　鄭永年：任何模式肯定都有普適性，但也會有特殊性。西方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模式，英美體系的資本主義和法德就不一樣，與日本也不一樣，其民主政治模式也不一樣。任何一個普適性的東西到了具體的文化中肯定會變的，所以，模式都是特殊性和普適性的結合。説到中國模式，有人強調中國特色，有人強調普適性，都是假命題。

　　《中國經營報》：這次歐洲的債務危機，是單純的經濟危機，還是歐洲模式面臨深刻的轉型？

　　鄭永年：任何模式都要轉型，歐洲資本主義，從最初的精英民主變為大眾民主，誰承諾給的福利高誰上臺，但現在的經濟發展已經無法支撐這樣的高福利模式，任何模式都有自我修復的能力，西方正處於這樣的轉型時期，但歷史不會終結。

　　《中國經營報》：你如何看待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未來？　　鄭永年：此次源於西方的經濟危機根源於金融資本主義的弊端，即不容易被監管，與實體經濟脫節。2008年美國通過刺激政策，暫時穩定了金融，但就業並沒有改善，這就是金融與實體脫節的結構性矛盾造成的，這樣的矛盾不會在一兩年內得到解決，五年到十年世界經濟形勢都不會太好。

　　另外，在早先的産業資本主義時代，産業發展産生無産階級，最後無産階級聯合起來對付産業資本主義，而現在的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社會分化為富豪和窮人，稅負更多地壓在中産階級身上，中産階級被擠壓，就要起來對抗金融資本，經濟矛盾容易演化為社會矛盾，甚至政治矛盾。中國的發展得益於全球化，但也受害於由金融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即使經過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卻很難建立起自己的中産階層。

　　改革頂層設計最重要

　　強人政治以後，要發揮執政黨集體的力量，執政黨要成為改革的主體。

　　《中國經營報》：近一段時間，國內關於改革的呼聲日高，很多人認為現在的中國很像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前的時期，你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鄭永年：鄧小平南巡是個里程碑，真正改變了中國。1992年之前，農村改革能改的都改了，城市改革一時間失去了突破口，政治改革又因為上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而停滯。鄧小平的南方講話確立了市場經濟這一突破口，改革目標明確後，政治體系原有的動員能力的優勢發揮出來，改革進程得以推進。

　　鄧小平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判斷是正確的，即東歐解體是因為經濟不發展，並非政治改革，所以後來我們的改革重點還是放在經濟上，走上了東亞模式，即先經濟後政治，先發展後民主。日本及亞洲四小龍都是這樣的模式，它們的成功表明，人均GDP3000美元的民主和人均GDP3萬美元的民主，完全不一樣的，如果簡單説民主是好東西，我不同意，西方民主好，是因為有早期經濟發展的雄厚基礎。

　　《中國經營報》：改革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個時機問題，同時需要關鍵人物的推動？什麼條件才是推動改革的歷史時機？關鍵改革人物必須具備什麼素質？

　　鄭永年：我認為所謂的改革時機，就是當前國內國際的大環境。中國今天特別像鄧小平南巡之前：從外部來説，1989年之後是西方對中國的經濟制裁，現在是中國遭遇西方的貿易保護主義；從內部來説，80年代是理想主義年代，今天有理想主義回歸的味道。而且，經濟改革積累了很多社會矛盾，一直沒去解決。黨的十六大之後，提出了和諧社會的目標，在低保、醫改等領域的改革做了一些推進，但也一直缺少突破口，就像80年代一樣，改革不可能一開始就找到突破口，需要一個摸索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社會改革需要錢，中國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很大的財富，尤其是中央政府，具備了搞社會改革的物質基礎。如果經濟增長下降就沒有機會了。德國社保制度的基礎是俾斯麥時代建立的，法國的社會保障則是拿破侖構建的，它們實現民主制度之後，社會保障有些地方有改善，有些地方反而惡化了。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奧巴馬今天再推進醫療改革就很難，所以，當前民主對國家制度建設沒有大的貢獻。任何一個制度都是工具，是一個經驗型的東西，是中性的，我們的改革要看到技術性的因素，不要道德化，不要提高到意識形態領域爭論。

　　在中國，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就像八九十年代那樣，誰不改革誰下去。頂層非常重要，頂層確定目標，改革形成共識後，執行在中國從來不是問題。今天的中國，我們不能期待再出現鄧小平那樣的政治強人，強人政治以後，要發揮執政黨集體的力量，執政黨要成為改革的主體。

　　利益集團主導的改革不可能成功

　　對中央政府來説，要警惕城堡政治，即把自己關在城堡裏，不關注現實，制定出脫離現實的政策。

　　《中國經營報》：現在是不是可以説，改革的共識已經形成了？

　　鄭永年：現在沒有共識，所謂改革都是從某一種利益出發的，都是利益導向的。很多政府部門，為了弄錢，就出一個政策，要安排人了，就弄一個機構出來。以改革的名義追求利益，不叫改革。周瑞金先生曾説，要改革的話，至少領導集體不能被既得利益集團挾制。

　　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容易達成共識，因為大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雖然在怎麼改上有差別，但對必須改革是有共識的，雖然是摸著石頭過河，但目標是明確的，不是走一步看一步。今天的改革都是利益主導的，很多部門本身就是改革的對象，怎麼設計改革？資源領域、出口領域等都在談改革，但都是既得利益操縱。這就是為什麼改革需要頂層設計。　　《中國經營報》：你是説改革需要強勢政府的推進？政府的權力還不夠大嗎？

　　鄭永年：中國是弱政府，弱社會。真正的強勢政府是像新加坡那樣能把政策自上而下的推行下去的政府，而我們這裡是政府什麼都管，但什麼都推行不下去，這算什麼強勢政府？而社會自我管理能力沒有，都要依靠政府，就是弱社會。其實，我們幾千年儒家傳統就是社會能做的東西，不要與民爭利，讓社會去做。現在廣東就是這樣的思路，社會能做的，交給社會，社會能做，政府也能做的，也交給社會，政府應當做的，不管花多大代價也要管起來。中國政府現在正好相反，不應當做的，只要有利可圖就爭著去做，應當做的不去做。上世紀80年代我們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會，但社會現在越來越小。其實，只要社會存在，政治變動對國家影響不大，猶太人多少年都沒有政府，但社會存在下來了，歐洲有些政府破産了，但社會穩定，日本政府常被批評不作為，但社會還是可以健康生存，但中國如果一天沒有政府，社會就散了。

　　《中國經營報》：社會領域政府放開空間就好，那在這個領域頂層設計是不是一個偽命題？

　　鄭永年：所謂頂層設計不是説政府什麼都管起來。現在的理解錯了，社會管理變成從上到下的維穩系統，反而阻礙了社會本身的發展，因為自覺的秩序沒有了。幾千年傳統社會，士農工商各個階層都有自己的社會角色和責任，形成一個互動模式，和諧就實現了。後來的階級鬥爭，把原有道德體系破壞了，改革開放後，新的階層階級産生了，下一階段的任務就是如何使得新的階層之間，像以往的士農工商那樣産生自發的和諧秩序。

　　《中國經營報》：你認為中國下一步改革應以社會改革為主，你如何評價之前在這一領域的改革？

　　鄭永年：早期改革者犯了錯誤，沒有將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分開。社會保障、醫療、公共住房，引入一些市場經濟沒問題，但不要完全市場化，這些領域在任何國家，都需要政府大量投入。反過來，我們在經濟領域市場化又不夠，國企改革，走了半步，到現在國有企業還只能算半個企業。新加坡也有國有企業，但人家是完全企業化的，由企業家主導。應該市場化的沒有市場化，不應該市場化的市場化了。不是説社會領域一點市場不要，社會領域的市場化和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是兩種概念。現在一些左派觀點認為，要把社會領域的改革運用到經濟上，這也是不可持續的。　　《中國經營報》：談到社會改革，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在穩定高於一切的理念下，似乎將社會改革簡單化了？

　　鄭永年：也不能完全怪地方。其實，涉及穩定問題，地方有很多的跟中央系統不一樣的解決方式，也知道怎麼解決。比如，在廣東烏坎事件中，地方説不秋後算賬，但政法委系統一高壓，事情就複雜化，矛盾也尖銳了。對於維穩系統來説，最大的利益就是不穩定，有個基層政法官員曾跟我説，穩定三年就沒飯吃了，不鬧沒錢，大鬧大錢，小鬧小錢。結果就是，越維越不穩。

　　對中央政府來説，要警惕城堡政治，即把自己關在城堡裏，不關注現實，制定出脫離現實的政策。我們看到，對於黨政系統來説，醫療、教育、食品等，都是一個個的特供系統，各級官員吃的東西都要到市場上去買，肯定會很好的監管食品安全，如果官員的子弟都平等競爭升學的話，肯定會好好進行教育改革，如果官員都到市場去購房，肯定能搞好房地産市場。民主是一個工具，就是要解決城堡政治。我們深化市場改革的目標也是要實現市場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有些人單純從市場撈好處，卻不用承擔市場負面的東西，老百姓則正好相反。

　　《中國經營報》：你似乎比較讚賞廣東在做的改革？

　　鄭永年：廣東一直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比較典型，具有指標意義，所以我比較關注，但不是説不關心其他地方了。中國所有的改革都是先從地方出來的，地方試驗成功以後，再上升為全國的政策。現在其實地方改革的動靜還是很大的，他們是一線政府，有改革的動力，問題是頂層設計如果關起門來，不看地方，那地方的實驗就會很快失敗。深圳市曾提出市民社會，被否決了，提人大代表職位制，被否決了，而在鄧小平年代，中央的普遍做法是放手讓地方去試驗。中央要保護地方的創新。

　　《中國經營報》：2012年是中國的政治大年，中共十八大將在年底召開，作為一名長期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你有哪些期待？

　　鄭永年：我最大的期待是社會改革能夠啟動，通過社會改革把中國改革推到一個新的階段，解決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

　　我最擔心政治改革激進化。以往的俄羅斯也好，現在的阿拉伯世界也好，在民怨沸騰的時候，不適合搞政治改革，社會改革走過了還可以拉回來，政治改革沒有回頭路。最糟糕是進入低度民主狀態，比如菲律賓進去了出不來了，強人政治來了沒有合法性，軍人政治來了也沒有合法性，變成窮人的民主折騰。我為什麼強調社會改革，因為社會改革搞不好就會激進化，現在很多現象顯示，有激進化的風險，比如城市化中的徵地矛盾，地方官員不關心人的城市化，只關心土地的城市化，西方是人的城市化以後，才是土地的城市化，中國反過來了，這種模式不可持續。

　　本版文章均由本報記者馬連鵬撰寫

　　手記

　　學者如醫

　　在一場以“改革”為主體的論壇上，作為兩位主講嘉賓之一的國內某明星學者，人還未到，已早早通過助理對參會者發來通知：關閉一切錄像及錄音設備，不能記錄，不能傳播，此次演講的內容版權為該學者所有，未經許可，引用必究，媒體採訪需按時付費。

　　思想應無價，但可惜觀眾看到的只是嘩眾取寵博得的名聲，在短短幾十分鐘內，引車賣漿般的變現。

　　另一位主講嘉賓鄭永年，雖然旅居海外市場經濟國家多年，但顯然還不適應國內學界的市場規則。他早早地如約來到會場，並被一眾記者“摁”在貴賓室內，拷問了兩個小時，坦誠而嚴謹，如同由他主持的一場小型學術研討。

　　其實，鄭永年一直是個學者。儘管他開宗明義，聲稱自己的研究是為了給中國的下一步改革找到一個切實可行的實踐邏輯，但他在解釋這套邏輯時的語言又常常是學理性的；儘管他的研究都是圍繞“家國天下”等重大現實命題，但他更願意留在一方書齋，去做獨立的思索，而不願出席任何假學術之名的熱鬧聚會；即使是他在煩瑣的行政事務和不得不參加的會議間隙，“思想開小差”生成的專欄文章，也儘量壓縮頻率，以便將精力和積累更多地用在真正的學術研究之中。

　　在鄭永年的簡單生活之中，唯一保留的個人興趣——跑步，在他看來也是為了在每日阿甘般的奔跑中，去培養學者的那份孤獨感。

　　當然，學者鄭永年不是遺世而獨立的。作為中國問題專家，他至少一個月回中國一次，有時甚至一星期一次：“我自己出身農村，還經常去農村看一看。搞中國研究，沒有這個感覺，把握不好。”

　　同樣因為他關注的“中國問題”之熱，使得他這個“海外學者”，也常常被捲入國內的思想爭論。但海外學者的超脫性，並未使得他在各種爭論中左右逢源，反而因為思考的獨立性，使得他左右都不討好。比如最近他陷入的有關中國模式的爭論。

　　出生在饑餓年代，成長于十年動亂時期的鄭永年，對這種非此即彼的論爭並不陌生。他常常流露出對國內知識界的失望。“費孝通那一代的知識分子非常了解中國，而現在的知識分子連怎麼解釋世界都不知道，卻老想著改造世界，世界沒解釋好，瞎改造什麼呢。”

　　他認為，學者跟社會的關係，就像醫生跟病人的關係一樣，醫生如果治不好病人，就要去修正自己的經驗和知識，好好研究病人。但在中國，很多“醫生”是用自己的理念去解釋病人，醫不好，就説病人的病生錯了。加上各派知識分子長期分裂，互相攻訐，就更忘記了知識分子的職責是解釋問題，使得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遲遲不能形成。

　　也正因為對這種鬥爭哲學的厭惡，鄭永年坦言，對文革時期成長起來的這一代精英不是很看好。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讀博士時，最初選擇的方向是中國農村改革，這對出身農民的他輕車熟路，但他最終卻放棄了這個方向，“太熟悉了。做著做著，就可能有情緒的東西出來，不夠客觀。”在他看來，文革一代，治理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太情緒化，這個門檻兒很難邁過，需要時間來解決。

　　鄭永年，浙江省余姚縣人。中國問題專家，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國際中國研究雜誌》共同主編。新著《中國改革三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