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傅蘇穎

　　“我們認為發達國家應採取負責任的宏觀經濟和金融政策，避免創造過度的全球流動性，同時進行結構改革以促進增長、增加就業。我們關注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的大規模跨境資本流動波動帶來的風險。我們呼籲進一步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和改革，加強政策協調和金融監管合作，促進全球金融市場和銀行體系的健康發展。”這是金磚峰會上發表的《德里宣言》所提及的第六條。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朱超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對於該項建議的提出，可以看出，作為新興發展國家有四點方面的考慮。

　　首先，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關心全球流動性過剩，由於美元呈現貶值趨勢，引發新興市場貨幣升值壓力，而對新興市場的産業造成壓力。

　　其次，全球流動性過剩，造成物價上漲，大宗商品價格上升，擠佔了新興國家製造業利潤空間。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則通過固定匯率制度，將物價上漲的壓力轉移到新興市場。

　　再次，流動性過剩還導致資本在新興市場無序的流動，從而引起這些國家資産價格的波動性加大。

　　最後，流動性過剩都是美國等發達國家造成的，流動性的多少都由它們所主宰，當它們造成過剩的流動性而推高價格的時候，無奈的是，中國等這些新興國家只能充當一個被動接受者的角色。

　　綜合來説，發達國家的結構調整應該立足於本國來促進就業，更多地通過調整結構而不能總是依靠貨幣政策來完成。不能通過從新興市場轉移需求等競爭性的手段來實現結構調整，更多地應該立足於國內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