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雪萍

　　來波士頓18年，從始至今，每每走過“哈佛廣場”等地(“square”，廣場指市區那些商店相對集中的地方)，總能見到乞討者，以及一些手持一份叫作 Spare Change(給點余錢)的週報叫賣的人。這些人年齡各異，男性多於女性。乞討者大都形影只單，在不同商店出入口附近，席地而坐，有的拿個塑料杯或紙杯，直接向路人要錢，有的默默坐著，手持廢棄紙板箱紙，上面寫些字，大意是，自己或者還有家人挨餓，希望行人施捨些錢。

　　初到波士頓，正值克林頓任總統。新鮮中常去哈佛廣場。不過，每次看到乞討者，感到難將那景象與代表“現代文明”的哈佛大學聯絡起來。有一次跟兩三位認識不久的老美一起，走過一位乞討者。一起走的其中一位目視前方，卻脫口而出：“get a job”(找工作去)，明顯是丟給那位乞討者的。頗感一震的我，想，怎麼那麼不同情？當然，以後的我，也只能做到看到Spare Change 儘量買一份，看到乞討者，口袋裏有零錢就給一點。

　　不過，只要稍微了解美國資本主義的政經關係，即可明白這位熟人態度背後的邏輯和問題。

　　克林頓執政的1990年代，美國經濟繁榮，但這位民主黨總統的各類政策，卻讓人明白，緣何“自由主義”和“進步”沒有必然聯絡。其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繼所謂裏根革命，進一步埋下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惡果的種子，在市場神聖的邏輯下，出臺各種向資本傾斜的政策和法規，而大多善良的美國人卻對此全然不了解不明白。而其時媒體上大肆宣傳，並得以家喻戶曉的，卻是所謂“大政府”和“窮人”之間的社會福利問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謂 “well-fare mothers”， 特指那些沒工作，靠國家福利生存的年輕的單親母親問題。必須指出，媒體有意無意給出的印像是這些年輕女性大多為黑人，而事實上大多是白人。輿論説“大政府”的福利政策讓窮人有機可乘，當中産階級辛勞工作時，他/她們卻好吃懶做，成了社會的寄生蟲。輿論的力量確實大，在不斷的宣傳下，“納稅人”不高興了，意見也統一了：窮人窮是因為懶惰，必須要求她們/他們找工作，也必須改變政府的福利政策。在輿論如此一片倒的1990年代，克林頓簽署的社會福利修正案，抬高可享受福利的門檻，讓很多稍處貧困線之上的窮人失去原來就不高的福利。如此，聯邦政府通過的法規，更大聲的對窮人説：get a job!

　　什麼樣的工作？能掙多少工資？掙不到足夠養家糊口的怎麼辦？靠借債度日，靠寅吃卯糧？1970年代以來工資增長緩慢，家庭和個人債務大增的現實下的繁榮，誰贏？誰輸？是“市場”而為還是政策而為？伴隨這些問題的，是佔美國人口近三分之一的，看不見的窮人，外加比他們也好不了太多的下中層，以及他們的生存狀態。關於這些問題，已有不少的書和文章，有心人可作進一步了解、分析和判斷。

　　與此同時，每次走過戴維斯廣場，哈佛廣場，或者開車至一些要道路口，總會繼續看到不同的乞討者。看著他們衣衫不整的樣子，無法釋懷的仍然是財富如此之多的國度裏，大多數人漠然接受這樣的現實。也許人們不僅早已見怪不怪，更多的是接受了這樣的邏輯： 這就是資本主義，有人贏，有人輸。望著碧藍的天空，我仍可以聽到那位熟人的聲音，可能還會再加一句：“活該，誰讓他們酗酒，吸毒。”

　　有時，還會想到很多羨慕美國這片碧藍天空的人們，在他們羨慕的余光裏，不知有否窮人進入視線，進入又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