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制度改革的階段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期是台灣經濟結構轉型的時間窗口，也是其制度改革及其紅利釋放的重要階段。相對經濟結構轉型而言，台灣制度改革的階段更長，70 年代中期至80 年代中後期都是台灣地區的制度改革和制度紅利釋放階段。

　　制度改革之要素視角：以土地為例

　　台灣地區的土地改革主要集中在農村土地改革上，一方面體現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現實，同時也反映了台灣地區工業化進程的逐步深化。第二次土地改革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台灣的工業化及其城市化。在農地重劃之後，台灣重化工業、工業園區等土地需求得到了滿足，農業效率也大幅提高。台灣城市化也加速進行，城市人口占比從1975 年的0.642 迅速提升至1980 年的0.697。

　　制度改革之權利維度：政府與市場的定位

　　80 年代初期的台灣在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改革中，政府逐步地從市場退出、健全價格體系、淡化經濟計劃對自由經濟的影響。80 年代中期，台灣當局正式建立了自由化經濟體系。1984 年台灣當局正式提出了“自由化、國際化和制度化”改革，強調以自由經濟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制度框架。自由化是以市場法則、價格機制代替過去的政府管制和行政干預；國際化是指産業的國際化和區域化發展，減少要素國際間流動的障礙；制度化則是做好法律法規和制度安排，做好軟建設，確保市場平穩有序的運行。

　　制度改革之財富視角

　　從財富視角，可以分為增加財富和存量財富兩個渠道。對於增量財富主要是基於要素、市場改革，獲得經濟的持續較快發展，其中要素改革之後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有效的基本面和結構支撐，這對於制度紅利的釋放而言是最基本的途徑，沒有增長等於沒有流量改善的空間。對於存量財富的制度釋放，台灣當局主要通過外部利益向內部轉移、政府利益向大眾轉移、從注重增長到增長與福利共進、從公營向民營發展，使得經濟增長和收入的分配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都得到了改善。

　　制度改革下的台灣股市：紅利、預期與投機

　　從70 年代中後期開始，台灣的制度改革開始逐步推進，大致而言，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從台灣的股票市場看，大致也反映出三個改革階段的經濟基本面和市場預期。但是，台灣股市的演繹更加複雜，制度改革下的流動性寬鬆，加上市場預期和熱錢流入所導致的投機，使得80 年代末的台灣上演了股市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