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民營企業開創之初，多半無法達到國有銀行的信貸要求，而轉向民間高息信貸。這種民間信貸和吳英案的區別，在於多數屬於差額頭寸信貸，即短缺的流動資金信貸。即使部分屬於長期投資，也具有明顯地在當時可見的盈利特徵或者減虧特徵。當然，有些還具有更顯著的特點，借貸規模和自身資産或品牌匹配。

　　民間信貸雖然具有以小博大的風險特質，但屬於風險可控，這種民間信貸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信用破産不是必然事件(當然，信用破産概率還是較高，並不可持續)。打個比方，比如，短缺資金在10%左右，如果借100%的利息，這個項目在一年內的凈利潤需到10%以上才可以，利息如果到400%，項目就需要提供40%利潤空間。

　　所以差額頭寸使用高利貸在商業上存在可行性和盈利空間，風險隨著利息的上升或者差額的擴大而上升。立人集團可以長期在高息下生存，有部分原因，是教育産業具有利潤偏高、實體投入偏少。但是，隨著産業利潤率的降低，長期的高息民間借貸方式也是無法持續的。特別是將高息貸款用於長期項目，必出問題，經不起經濟週期和判斷失誤。

　　差額頭寸使用高利或高息，存在商業上的可行性和盈利空間，是鼓吹民間金融開放的重要經濟意義上的支撐。只要是契約真實自由，是否給予一定的法律認可，被廣泛討論，而且，實際民間借貸已半合法化。

　　吳英案的特質在於信用破産是必然，而且完全沒有一絲例外的可能，每一次融資均具有加重虧損的特徵，這和民間借貸出現了顯著的差異。民間借貸的每一次借貸行為，具有可預計的盈利擴大或者減虧特徵。而吳英案，每一次借貸行為，具有加速加重虧損的特徵。民間借貸的利息支付，儘管從短期上，可能也會出現局部的拆東補西的情形，從本質上來看，還是來自項目自身的産出；吳英案，利息的支付只會來自上一個投資者的借貸資金。吳英基本屬於全額高利貸，這樣，風險實際上是完全社會承擔。吳英不告知債權人自身真實情況，借款已經屬欺詐；在民間借貸中，確實是存在部分借款人未盡如實向債權人報告財務狀況的情形，但是借款項目本身還是真實存在或者在當時有明顯可見盈利或者減虧空間，依然具有一定可塑餘地。

　　吳英在2005年初即已負債1400萬元，緊接著期貨虧損近5000萬元，這時，她的任何借貸行為，都是自己身無分文下進行的，同時利息許諾驚人，沒有任何商業操作可以滿足這樣借貸條件的實現。

　　如果一個人身無分文，和你借貸數億元，並承諾支付100%—400%的年息，他會是什麼呢？瘋子抑或騙子，必居其一。

　　民間借貸的杠桿比例和利息構成了吳英案和其他民間借貸的本質區別。普通居民的住房按揭信貸，屬於差額即成數信貸，具有低息的特徵，本金起到承擔意外風險的作用。多數民間借貸，是差額高息信貸，風險已顯著升高，但是借貸者是有資産在承擔風險；吳英屬於全額超高息借貸，借貸者完全沒有任何個人資産在承擔風險，風險完全社會化了。

　　(作者係中國工業經濟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