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跑路現象頻發，似乎正拷問著“溫州模式”能否持續，是否合理。

　　近日，有全國“兩會”的代表和委員表示，宏觀經濟收緊、缺乏穩定保值增值的投資渠道是民間融資生存土壤肥沃的主因，他們建議，地方政府應建立監管機構，及時預防因資金鏈斷裂造成金融大案的發生。

　　有分析人士認為，此前溫州立人集團董事長董順生被刑拘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並不一定説明民間借貸本身有問題。“企業以好信用、高利息吸引融資，自然會有千軍萬馬參與這場利滾利的遊戲。”該人士表示，“可有些企業融資並非為了自己的主營業務，而是跨行業從事投機，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風險。”

　　以鋼貿行業為例，因鐵礦石資源短缺、物流成本高等因素，部分不甘忍受微利的鋼貿商將鋼材反復向銀行抵押，獲得貸款去投機，結果資不抵債跑路；更有部分鋼貿公司開設養豬場，通過跨行業經營緩解資金壓力。

　　“每個行業都有生命週期，當企業面臨衰退期時，自然會尋求一些變化。”上海行動成功教育信息諮詢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踐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通過現有主營業務的差異化發展，進行産業升級等方式可以比較穩妥地將企業拉出虧損泥潭，但是跨行經營意味著風險太大，企業將會面臨行業人才稀缺、核心競爭力迷失等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趙林中表示，近年來，金融機構實行信貸緊縮政策，國有商業銀行將資金主要投向國企和政府投資項目，導致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民間融資問題宜疏不宜堵。“老百姓的錢缺乏保值增值的渠道。”趙林中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民間資本投資渠道狹窄，在通脹壓力下，存款利息實際為負，再加上樓市價格高企，股市低迷，自然就轉向放貸了。”

　　民間金融在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經濟遇冷的情況下，資金鏈頻繁斷裂，仍然給整體金融市場的穩定蒙上了陰影。

　　“要給地方政府應有的監督管理中小金融機構的權力。”全國政協委員梅興保認為，“現在地方官員的選拔非常注重經濟人才，他們完全有能力處理當地的金融問題。而目前的監管政策都是由‘上遊’出臺，中央監管的理念和模式很多參考了《巴塞爾協議》，這對小型金融機構如擔保公司、典當行、小貸公司要求過高，他們本身貸款規模較小，所以需要體制、機制創新來解決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