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目標明確化。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直接從學校步入社會就業，他們外出就業的最終目標是成為城市人或發家致富，實現體面就業、體面生活。

　　擇業趨於多元化。新生代農民工大多采取靈活方式就業，就業區域、就業行業和就業途徑趨於多元化，找工作主要依靠市場。隨著第三産業尤其是服務業的發展，農民工就業的行業不再局限于傳統製造業和餐飲服務業，從事零售業、保險業、物流業等的人數日益增多，行業選擇趨向多樣化。隨著中西部經濟的崛起和縣域經濟的發展，就近就地轉移就業的比重逐步上升。

　　城市融入快捷化。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同齡人具有相似的經濟價值觀，習慣城市工作節奏、生活方式和消費理念。城市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來説已不僅僅是打工賺錢、“來了又走”的地方，他們對城市文化、生活方式有著較多的認知和高度的認同。同時，他們的工資收入主要用於消費和投資，儲蓄較少，甚至有了“月光”和提前透支的現象。

　　價值觀念理性化。新生代農民工對事物的看法普遍基於對社會環境和個人條件的現實認知而非感性的判斷。據調查，60%的人認為通過自己不斷的努力能夠“實現幸福”，81%的人願意通過從事待遇不等的工作、嘗試不同職業、去不同城市發展等方式來實現個人能力的提升。同時，他們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90%的人以捐款、獻血等方式主動為社會作過貢獻，其中近八成的人沒有考慮過社會會給他們相應的回報；74%的人主動對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生産效率提出過建議；99%的人願意在別人遇到困難時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80%的人表示特別期望自己的工作、學習、行為等得到他人的認同。他們更熱衷於讀書看報、上網、購物、交友和運動。自費培訓(如電腦)、購買書籍，成為許多新生代農民工的選擇，這説明他們已意識到自身能力的發展和提高的需要。

　　身份地位邊緣化。受現有二元體制的制約，在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依然面臨社保、子女教育、住房等顯性障礙，以及就業歧視、婚姻、交友等隱性障礙。這使他們與其他群體的交流和融合存在諸多困難。隨著戶籍概念和城鄉界線的模糊，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過程中容易交往到異性朋友，但社交圈子仍比較單一。他們無法在短時期融入城市社交圈，對鄉情、親情和友情的依賴特別大，絕大部分重視傳統“鄉族”關係並經常參加聚會活動，社會交往範圍局限于狹小的同質性的農民工群體之內，與市民之間缺少互動與對話。這需要社會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