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著名經濟學家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

　　作者：■本報記者張志勇張立棟李仁平石俊

　　去年末，國家發改委對電信和聯通的反壟斷調查，博得一片叫好。儘管最終以不了了之的結局收場，但以發改委為代表的反壟斷實踐仍被民眾寄予厚望。

　　進入新年度，2月伊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南海聽取社會各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的意見和建議時強調，要用改革的辦法破解難題。而在總理看來，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則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

　　客觀地説，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尤其是4萬億刺激政策的實施，使本應退出市場競爭領域的部分國有經濟變得更加固化，而民營經濟處於擠壓趨向。這使得壟斷行業更加強大，嚴重制約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很多民營企業家對記者説，壟斷不破，民營企業沒有空間，也很難發展。

　　打破壟斷，這個知易行難的課題，到底該從哪著手？困難在哪？出路又在哪？就此話題，本報記者採訪了著名經濟學家、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

　　反壟斷需三方面突破

　　中華工商時報：最近，溫家寶總理表態，要求今年上半年出臺"新36條"的配套措施，國家發改委隨後召開由45個部門參加的會議，部署落實工作。對於兩個"非公36條"未來的政策落地，您怎麼看？

　　周天勇：我不太樂觀，最後還要看實際落實情況，何況明年中央政府面臨換屆，政策能否延續有待時間考驗。

　　從政策出臺來説，我覺得有這麼幾個問題：一是要減少權力對市場的干預，但現在很多部門並不想放權；二是現在的部委是審批型、管理型的，而非服務型的，要它們馬上轉變，就如"馬不能一下子就變成牛"。

　　另外，配套政策究竟如何？實施細則會不會讓你更難受？還有待時間檢驗。

　　中華工商時報：在您看來，兩個"非公36條"落實情況不理想，癥結在哪？

　　周天勇："非公36條"落實情況不理想，關鍵是這些條例必須逐個領域和部門地去落實。首先是部門準入，比如工商部門準不準入、銀監部門準不準入、發改部門準不準入，還有工信部的産品錄入，等等；其次是逐個領域落實，比如石油、煤炭、銀行，現在哪有讓進去的，煤炭都是往出趕。

　　不僅沒有落實條款，而且有些政策地方想落實也不可以，比方説地方想發展小銀行、放開金融壟斷，但銀監會不批，也是行不通的。

　　中華工商時報：近期溫家寶總理在聽取社會各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的意見和建議時強調，要用改革的辦法破解難題。無論是經濟結構性問題，還是分配不公問題、反腐敗問題，都得靠改革、靠制度性建設才能從根本上加以解決。並且提出思路，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您認為應該怎麼改？

　　周天勇：反壟斷的視野要更寬一些。目前有三個方面的壟斷需要打破：一是央企壟斷，主要指石化、電信、電力等國有企業壟斷；二是銀行壟斷，"跑路潮"、集資案和高利貸都是這個壟斷導致的怪胎；三是土地壟斷，即行政壟斷，目前已經造成房價過高、財政不可持續等很多問題，但還沒有被學術界和政府引起足夠的重視。

　　國民收入的大部分流入了央企、銀行和政府。央企壟斷大多是自然壟斷，問題是政府為其提供了很多便利，卻沒有加快反壟斷改革；銀行的壟斷是牌照的管製造成的；而土地壟斷則是政府對土地一級市場的行政控制。

　　壟斷不打破，市場經濟體制就無法完善。

　　國企改革可考慮資産社會化

　　中華工商時報：我們看到，中國世界500強企業大多數都是國企，為什麼國企必須退出競爭性行業呢？

　　周天勇：500強的央企，基本上都是自然加行政壟斷型"巨無霸"企業，而不是通過市場上打拼出來的。比如中國石油化工集團、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國家電網公司、中國移動通信集團等等。

　　政府把自己的部分行政權力放給國有企業，比如民營企業進口原油，還需要國有石油公司的排産許可，最後限制民營企業，結果必然造成對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的擠壓。

　　國有企業進入競爭性領域普遍存在問題。一是與社會資本企業，以及家庭、合夥、小投資者合股的小企業相比，效率較低；二是國有企業在競爭性領域獲得高度集中壟斷的地位，嚴重擠佔了社會資本和其他小資本企業的生存空間。

　　中華工商時報：關於國有企業是否應該從競爭性行業退出，國資委有關人員曾表示，如果寶鋼讓外國企業買了，就等於讓外資控制了中國的鋼鐵；讓民企買了，因民企大多是家族企業，又不具備操作大企業的能力。對此，您怎麼看？

　　周天勇：大多數領域中的大型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從國有企業單一資本或者國有資本佔控股格局，轉向資本社會化。國有資産社會化後，賣出的收入補社會保障的缺漏。

　　中華工商時報：有研究者提出"國企利潤全民共享"的思路，您怎麼看？

　　周天勇：怎麼共享？第一，國有企業從1997年到2007年沒給國家交過一分利潤，現在是上繳5%-15%的利潤，沒有幾家企業上交15%。至於交稅，民企外企都在交稅；第二，過去國企5萬億元資産的時候，容納就業8000多萬人。截至2010年底，國企資産達到47萬億元，卻只有2400萬人就業；另外，現在財産、工資都不公開。現在壟斷的機制決定了不可能實現利潤共享。

　　國外的經驗值得借鑒。美國國有公司的董事長是議會任命，國有企業所有的花費、預算、成本、工資都要挂在網上公開，甚至比上市公司還要透明。對中國的國有企業來説，第一，董事長由人民代表大會任命；第二，全部財務公開；第三，強制規定上繳利潤的比例，比如到45%；第四，工資和成本第三方審計。

　　金融改革從放開小銀行破冰

　　中華工商時報：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説了十幾年，但成效仍然不盡如人意。金融改革應該從哪破冰？

　　周天勇：很簡單，就是放開小銀行牌照，同時銀行配套監管、分層監管和權責對等。

　　比如浙江放開社區小銀行，限制不能再搞大銀行，註冊基本一億元，不能貸款給大公司，只能貸給小公司，準入由省級監管部門審批，一旦出現問題，地方財政補空，中央財政不管，哪一級政府批的，哪一級財政補貼。完全可以管好。

　　中華工商時報：放開小銀行後，一旦銀行倒閉，社會穩定怎麼保證？

　　周天勇：首先，現在也有類似的事件，集資案就相當於銀行倒閉，你不讓正當的東西搞，就會出來這種怪胎。第二，不要讓它做大，大銀行已經有了，就是發展小銀行，即使倒閉了，風險也不會太大。第三，很多都是猜測、都是過去的觀念在作祟。比如中國加入WTO之前，有人擔心中國的汽車、農業等行業經受不了外資衝擊。

　　多年前，亞行到溫州和台州想培訓地下錢莊人員進行風險防範，但後來得出結論：這些地下錢莊的風險控制比亞行還好。

　　中華工商時報：放開小銀行障礙在哪？

　　周天勇：現在不想改革的有兩個利益群體：一個是監管部門，害怕出事妨礙政績，要追究責任，多一事還不如少一事；第二是大銀行，不希望小銀行發展起來。比如原來的大百貨公司、國有糧店的倒閉，就是小攤兒給擠倒的。

　　形成競爭性土地市場

　　中華工商時報：關於土地市場改革，您有什麼看法？能解決高房價嗎？

　　周天勇：土地市場現在完全是行政寡頭壟斷的市場，想賣多少就多少，指標有限，供給者只有一個，通過"招拍挂"價高者得，就形成了推高房價的機制。比如今年本來計劃出讓5000畝地，但出讓的時候價格低了，那就不賣了，叫流拍，完了出讓1000畝地，土地市場饑餓，馬上價格就上去了。

　　如果不是行政壟斷的話，在一級土地市場性質不變的情況下，在城市建立土地交易中心掛牌交易，像股票交易一樣，開發商今年需要多少地挂在交易中心，土地供應者也上網自由交易，供應者有自己的規劃，而不是行政限制，這樣供應量都挂在網上，誰價格低就買誰的，市場就有了競爭。

　　解決高房價的根本解決辦法還是要形成競爭性的土地市場。廢除目前的土地單一由政府出讓、招拍挂競買的體制；允許集體土地、政府儲備土地、法人擁有使用權的土地，都可以進入土地市場；延長農民林地、耕地、宅地等的使用期；所有土地只要符合建設用地規劃，都可進入土地交易市場進行掛牌交易。

　　中華工商時報：改變土地市場壟斷，恐怕首先還需面對如何解決地方財政收入的問題？

　　周天勇：對，土地壟斷與土地財政分不開。要徹底改革地方土地財政收入體制，就得理順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渠道；開徵土地房産交易增值稅和房産稅，替換目前的土地出讓金、有關房地産的各種收費和其他稅費。

　　中華工商時報：開徵增值稅和房産稅，會從另一部分人的口袋裏掏錢，合理嗎？

　　周天勇：現在的土地出讓金制度，實際是從沒有買房、要買房的人的手中收取的，隨著房價越來越高，買房者承擔的負擔越重；而先前買了房的，特別是在價格低時買的，財産升值，卻不向國家交稅。説白了，就是低收入和沒有財産的人向地方政府交稅，而有財産的人卻不交稅；並且有能力買房的人投機炒高了房價，低收入的人更買不起房子。

　　要進一步解放思想

　　中華工商時報：關於國有經濟的發展方向，20世紀90年代末有一種説法是"有進有退"，為什麼後來又出現民營企業不斷被擠壓的趨勢？

　　周天勇：十五大報告提出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的任務，明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是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這就意味著在其它領域，國有經濟可以逐步收縮或退出。

　　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作出《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十五大報告中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原則規定加以具體化，即從戰略上提出調整國有經濟佈局的重要方針，即國有企業"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這是推進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到了2006年底，國資委《關於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把2010年明確為國企重組大限。但是根據國資委的構想，國有經濟應對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控制力，包括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

　　國資委對國企有了資産保值增值收益的考核，還有做大做強的要求，因此在結構調整之後，使得國有企業越來越大、越來越集中，在油、電、通訊、鐵路等領域於是出現了很多"巨無霸"。

　　中華工商時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應該怎麼定位？

　　周天勇：國有經濟應該進入民間資本不願進入的領域，而不是盈利性行業；應該把堅守社會責任放在首位；應該讓利於民。目前的實際情況是：為了盈利，什麼都沒做好。

　　當下應該進一步進行解放思想，維護社會的公平，達到共同富裕。但眼下，工商企業的國有和集體所有，銀行等機構的國有，以及土地的國有和集體所有，造成了國有壟斷經濟，導致收入分配不公和推動兩極分化，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阻礙了共同富裕。

　　為此，應該有如下一些制度安排：一是政府要在教育上投入更多的資金，提供均等和平等的教育，使每一個人，特別是底層的人，都有從最低層向上的能力；二是政府要提供最寬鬆的創新和創業的制度、體制和政策環境，使每一個人，特別是低收入階層有向上流動的通道；三是要有法律、工會和商會等機制，形成勞資之間雙贏的局面；四是用所得稅和財産稅等調節高收入，用社會保障形成生活安全網，用轉移支付和其他措施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