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上海２月１７日電（記者何欣榮）今年以來，我國多個城市啟動水價調整：長沙居民用水價格從每噸１．８８元上調至每噸２．５８元；廣州公佈的兩套水價聽證方案，分別比原標準高出０．７元和０．６元，重慶計劃推進居民用水階梯價格制度。

　　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表示，今年要深化水資源價格改革。業內專家指出，在價格調整的同時，我國自來水的水質也有待提高。

　　供水行業：虧損還是盈利

　　新年伊始，就有多個城市啟動水價調整。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不是偶然。“今年的物價水平預計呈整體回落之勢，這為資源性産品的價格改革創造了機會。”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秘書長駱建華説。與之相對應的是，在２００９年物價水平較低時，我國也曾有多個城市進行水價調整。

　　除了時機有利外，水價調整的一大動機是自來水公司的虧損。如廣州自來水公司就表示，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公司分別虧損５０８１萬元、２．０７億元和３．９１億元。虧損的原因是水價偏低，與供水成本形成倒挂。

　　在自來水公司“喊窮”的同時，陸續發佈的水務上市公司財報卻又頻頻報喜。如江南水務表示，預計２０１１年公司凈利潤同比增長５０％以上，並且去年上半年公司自來水業務的毛利率高達６４％。無獨有偶，成都興蓉投資、北京首創股份等上市公司自來水制售業務的毛利率也分別達到５２％和２６％。

　　不過，中國水網研究員肖瓊指出，水務上市公司的凈利增長和高毛利率不能代表供水行業現狀。因為水務上市公司作為龍頭企業，其盈利水平一般高於行業平均值。且很多水務上市公司在自來水業務之外，還涉足房地産、工程建設等領域。此外，高毛利率也不能説明問題。因為水務是重資産行業，每年的管網折舊和財務成本很高，扣除這些後利潤率一般。

　　“事實上，根據我們測算，供水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１％，相當數量的自來水公司處於虧損狀態。”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説。

　　成本核定兩大難題

　　值得注意的是，為解釋自己的虧損，一些自來水公司選擇公開成本。比如廣州自來水公司就表示，水資源費自２００９年３月起由原來的０．０３元／立方米提高到０．１２元／立方米，加上供水用電、原材料成本上漲，使制水成本上升。同時，廣州為改善水質實施西江引水和水廠改造工程，總投資額近８５億元，由此産生的折舊和利息費用大大抬高了供水成本。

　　如果説水資源費和用電價格的上調不可避免，那麼引水工程所産生的巨大成本是否應該攤入水價，引起不小爭議。因為這種情況在全國具有普遍性：近年來，由於城市人口迅速增長以及水源地遭到污染，多個城市實施了引水工程，而這筆費用是財政買單還是百姓買單，在成本核算時變成一個難題。

　　“按《水利工程供水價格管理辦法》的規定，引水工程成本可以計入水價。”傅濤表示。但在實際操作中，地方政府都頗為謹慎。

　　在傅濤看來，政府掏還是百姓掏，其實是左手和右手的關係，因為財政資金也是納稅人的錢。“從學術的角度看，消費者直接支付更好。一是由於通過政府支付有管理成本；二是符合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畢竟，很多農村人口並未享受供水服務。”

　　不過，他同時表示，將引水工程成本攤入水價需有兩大前提：一是考慮公眾的承受能力。當前，我國人均水費佔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尚不到１％（國際水平是３％），未來可酌情提高至不超過２％。二是水價提高後，要加大對困難群體的補貼力度。相比工程投資，這樣花錢更有針對性。

　　另一個成本核定難題則來自於供水時的漏損問題。廣州自來水公司公佈的漏損率為１５．４５％，這個漏損率在國內並不算高，不少城市的這一指標超過２０％。

　　漏損率越高，意味著白白流失的水越多，自然抬高供水成本。對此，駱建華指出，在一些發達國家城市如日本東京，供水漏損率可控制在３％左右，這顯示我國自來水公司在控制漏損上還有努力空間，包括加強管網改造、提高管理水平等。

　　從“低質低價”到“優質優價”

　　在不少專家看來，上漲只是水資源價格改革的一個側面。改革的最終方向，是促使供水行業由目前的“低質低價”走向“優質優價”。

　　駱建華表示，當前我國很多城市的自來水水質難以令人滿意。“發達國家的水價比我們高，但人家的水質也明顯比我們好，不少國家城市的自來水是可以直接飲用的。”

　　要改善水質，除了更換水源地和進行管網改造外，還要加強水質的監測力度。根據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最遲到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我國自來水的監測指標將由原來的３５項增至１０６項。“從目前情況看，能夠完全達標的自來水公司數量很少。在提高水價後，供水行業要加大在水質方面的投入。”傅濤説。

　　從長遠來看，水資源會越來越珍貴，水價的繼續調整也不可避免。而每次調整，都是與用戶的一次博弈。為了讓消費者信服，已有不少專家呼籲建立水價與水資源費的聯動機制。

　　當前，我國成品油價格實行與國際原油價格的聯動機制，當國際市場原油連續２２個工作日移動平均價格變化超過４％時，就可相應調整國內汽柴油價格。“考慮到水與公眾的生活更為密切，價格調整不可能像成品油那樣頻繁，三到五年一次比較合適。”駱建華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