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三亞、廈門等地曝出“宰客”醜聞，給喜慶的節假日抹了點黑，給那些美麗的旅遊景點添了些惡名。

　　“宰客”醜聞看上去發生在個別地方，實際上很有普遍性。大家想想，從北京到廣州，從麗江到漠河，哪個地方沒有發生過以旅遊之名欺負外地客人的事情？雖然不同地方“宰客”的手段方式有差異，“宰客”的兇狠程度有區別，但大惡小惡都是惡，這樣普遍性的醜陋現象確實到了必須認真整治的時候了。

　　有很多人以為，“宰客”現象的發生責任在政府，在具體的景區管理部門和一些執法部門。這樣的分析不能説沒有道理。

　　以海南省為例：當初海南提出建設“國際旅遊島”，就有人質疑“海南是否準備好了”？質疑的理由是，儘管海南擁有國內首屈一指的優質度假旅遊資源，但該地的旅遊服務和旅遊環境水平與其他地方相比，也是出了名的差。那時人們就一再強調，要想把“國際旅遊島”建設得像個樣子，海南必須重視軟體建設，包括人文環境、度假氛圍、旅遊服務、景區管理等等方面。糟糕的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海南換了幾任領導，旅遊業欺客宰客的頑疾卻“病勢”不減，反而有肆無忌憚的趨勢。對此，相關政府部門如何面對“是否準備好了”的詰難？如何面對責任的追究？

　　當然，在大眾化旅遊時代，把“宰客”現象屢禁不止的責任全部歸咎於政府，也缺少説服力。在中國社會中，歷來有“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的説法。這一方面是因為在地區差異條件下，本地人與外地人習俗不同，信息交流困難，難免出現一些誤解。比如，侯寶林先生曾在《戲劇與方言》那個經典段子中提到過，北方人去上海在理髮時將“汰一汰”聽作“打一打”，以為對方要“打人”，就是個典型的誤會。但如今我們所説的“宰客”現象，其背後更為根本的原因是，幾乎在許多地方，特別是經濟較為發達的地方，普遍存在一城一地的人瞧不起其他地方人的“地域歧視”、城裏人鄙夷鄉下人的“階層歧視”，以及由上述歧視引發出來的“小地方”的人報復“大地方”的人的“反向歧視”等意識。如此相互歧視，自然會互相“挨宰”，你做初一，他還十五，種種“欺生”、“宰客”等等陋習的發生便成為常態。

　　“欺生”、“宰客”之類的行為，可以認定是不講誠信。而不講誠信的本質原因，可以在道德的範疇中查找。中國人講道德規範，首要的是“仁”。按華裔學者孫隆基的觀點，“仁”之一字，重在“二人”關係。也就是説，任何個人必須在與另外的“其他人”打交道時，才能表明是否夠仁義，以及仁義的程度水準。

　　一個道德足夠高尚的人，不僅對家人朋友，對“自己人”、“熟人”要誠實守信，要謙和寬厚。對與己無關的“他人”，對素昧平生的“生人”，對偶一相逢的“路人”，同樣應該待之以禮，相誠不欺，甚至樂於相助。反之，如果一個人僅僅是在“熟人”圈裏道貌岸然，面對“生人”就要暗中算計，其道德品質一定有問題。若是某個人不論“生熟”，見人就“黑”，此人的德行一定是等而下之的。

　　由此而論，某個地方是否存在嚴重的“宰客”現象，檢驗的不僅是那個地方的政府管理水平，同時反映出的是該地方民眾的道德素養。假如“窮山惡水出刁民”還可以理解為客觀原因太差所導致，那麼風景如畫的旅遊勝地明火執仗地“宰客”，只能説那個地方的人主觀方面出了問題。（高初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