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南巡講話已經過去20年了，這期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3億人口的中國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規模和速度崛起，引來了整個世界對中國模式的關注和討論，而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本人的思想無疑是中國模式形成的關鍵。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以一名英文譯員的身份近距離接觸這位偉人。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風起雲涌的時代，鄧小平會見外賓的談話也往往圍繞中國改革開放展開，他本人也經常有意識地通過這些談話來闡述自己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在紀念鄧小平南巡講話20週年之際，我謹回憶幾段往事緬懷鄧小平為中國模式和中國崛起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

　　與金日成談“解放思想”和“北方談話”

　　我是1983年夏天到外交部翻譯室工作的，持續了近5年。為了做好“國家隊”的翻譯工作，外交部當時破例允許我們這些新手閱讀鄧小平會見外賓的談話記錄，這使我有機會較早地了解到鄧小平的一些改革思路。其中鄧小平1982年9月多次會見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的坦誠談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金日成與鄧小平曾談到朝鮮自然災害造成了農業歉收，人民口糧不足，並向鄧小平介紹了朝鮮克服困難的一些具體方法。我注意到鄧小平沒有對此發表評論，而是與金日成長談了中國近年發生的變化，特別是思想路線的變化，並坦言只有先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才可能形成正確的政策。

　　鄧小平向金日成詳細介紹了他1978年9月訪朝後視察中國東北和華北地區時所發表的一系列談話(後來被人們稱為“北方談話”)。從鄧小平1978年的“北方談話”到他1992年的“南巡講話”，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許多思路的形成軌跡。

　　鄧小平告訴金日成他在東北三省沿途反復講“思想路線問題”。鄧小平説他1977年7月復出後，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從此開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經過差不多一年的討論，到1978年底我們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批評了‘兩個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的口號，提倡理論聯絡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特別指出：“只有解決好思想路線問題，才能提出新的正確政策。”

　　鄧小平在與金日成的談話中還講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在東北三省到處説，要一心一意搞建設。國家這麼大，這麼窮，不努力發展生産力，日子怎麼過？我們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難，怎麼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他説，“我們幹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30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於貧困狀態。這叫什麼社會主義優越性？”

　　鄧小平的“北方談話”還展示了他強烈歷史使命感和緊迫感。他告訴金日成他在東北視察的時候反復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當時在華國鋒的領導下，全國上下還是政治挂帥，正在大規模開展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而鄧小平則認為要適時結束這一運動，果斷地把整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鄧小平還特別告訴金日成：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中國正在“打開新路”。其實，鄧小平在“北方談話”中已經對這條“新路”作了闡述，即中國需要進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鄧在“北方談話”中多次強調“要按經濟規律來管理經濟”，這也是當時關於經濟改革的表述方法。鄧小平説：“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他在瀋陽聽取中共遼寧省委工作彙報時指出，鞍鋼改造以後，必須是按照經濟規律來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慮變成為它服務。他在長春視察時談到：實現四個現代化，“關起門來不行”，“要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他強調説：“世界在發展，我們不在技術上前進，不要説超過，趕都趕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義。”在大慶視察時，他問大慶有沒有計算機？每天開機幾小時？聽説每天只開兩小時，他不滿意，説那不同算盤差不多了，花那麼多錢做什麼。他指示要把計算機設備利用起來。他還説：計算中心要統一規劃。從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來，形成一個網，像電網一樣。必須保證每天工作24小時，誰用誰出錢。鄧小平對新技術和新管理觀念的了解可見一斑。

　　今天回顧這段歷史很有感觸，當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在小打小鬧，力圖通過小修小補來擺脫中央計劃經濟困境的時候，鄧小平已經明確主張：解決經濟困境的關鍵在於“解放思想”，在於“實事求是”，在於改革開放，在於探索一條“新路”。換言之，中國考慮的早已不是“治標”，而是要“治本”。鄧小平同志的這種遠見和勇氣為後來中國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最強大的動力。如果當初中國還是在原有的經濟體制之內進行微調的話，那麼中國今天的狀況恐怕不會比我們的北方鄰國好多少，哪會有今天人民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和整個國家的迅速崛起。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模式的一些基本特點，如“實事求是”的思想、“民生為大”的理念、“對外開放”的思路在鄧小平心中早已醞釀成熟，並在“北方談話”中作了初步闡述，之後才舉行了改變中國命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與穆加貝談“社會主義”和“穩定優先”

　　我第一次直接給鄧小平做英文口譯是1985年8月28日。那天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為了準備這次會見，我連著幾天去非洲司看文件，包括穆加貝1981年來華訪問時，鄧小平與他會見的談話記錄。那次談話中，直率的穆加貝認為中國正在搞“非毛化”，鄧小平給他作了耐心的解釋，告訴他中國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實事求是地評價毛主席，並指出中國還將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但穆加貝還是擔心中國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所以4年後的這次談話很有針對性，甚至有點戲劇性。

　　那天穆加貝當著鄧小平的面説：中國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國保持社會主義。鄧小平答道：“中國的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是堅持社會主義的。”鄧小平還明確地告訴穆加貝：“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現代化’。”不過，鄧小平的這段話後來曾被一些人曲解。他們認為每推動一項新的改革措施都要先問姓社還是姓資。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是一種整體觀，即通過各種辦法，包括那些在資本主義社會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發展生産力的措施，來增強和壯大社會主義中國的綜合國力，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經過上海時，曾指著一台從國外進口的先進儀器開玩笑地問陪同人員：你説這台儀器姓“資”還是姓“社”？並自己回答：這臺設備原來姓“資”，因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生産的，現在姓“社”，因為在為社會主義服務。

　　鄧小平還給穆加貝解釋：“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鄧向他介紹了中國公有制領域內的改革探索，包括農村解散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實行土地公有、包産到戶、長期不變；包括利用外資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形成補充。他很耐心地給穆加貝講解中國的三資企業，掰著手指替穆加貝算了一筆賬：“一個三資企業辦起來，工人可以拿到工資，國家可以得到稅收，合資合作的企業收入還有一部分歸社會主義所有。更重要的是，從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用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本人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解釋，覺得很新穎，把三資企業中的社會主義成分逐項抽出來分析，的確是精明的算法，也為後來中國所有制的改革打開了思路，為中國“混合經濟”模式奠定了基礎。鄧小平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他又明確地把最後的落腳點放在“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鄧小平提到的不搞兩極分化，對中國今天努力縮小貧富差距也是一種警訓，但他當時也明確地説：“至於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是注意到了這一點。”鄧小平一貫堅持公有制佔主體，我想他的一個主要考慮是：只要中國的公有制仍佔主體，即便貧富差距由於種種原因一時拉大了，國家最終還是有能力和財力來逐步縮小這種差距的。

　　鄧小平花了很多時間向穆加貝介紹極左路線給中國帶來的禍害，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的悲劇，但他也對穆加貝説，我們在反左的同時，也提出了“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主動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貝那次不算愉快的會見，説：“我們1981年見面時談過四個堅持，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雖然鄧小平已經81歲，但講這四項原則時，他是一氣呵成的。

　　我感到這四項原則不是他在正統思想支配下隨便説説而已的東西，而是反復琢磨過的東西。至今一些國人仍稱這四項原則為“四根大棒”，但鄧小平則認為，在中國的國情下，其中任何一項的動搖都會給中國帶來動亂。鄧小平顯然是在用中國的主流政治話語來解釋一個現代政治學上的極其富有挑戰性的課題：什麼樣的政治體制才能適應一個追求現代化的國家。西方主流的觀點是：只有採用以一人一票普選為基礎的多黨制，政權才有合法性，才能實現現代化。而鄧小平則認為，這條路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是根本走不通的，一走就會天下大亂，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就可能變得毫無希望，甚至分崩離析。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強勢政府”，一個從革命性的政黨轉化成一個以實現現代化為己任的政黨，並用這樣一個政黨和強勢的政府來保持政治穩定、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現在看來一個比較中性有為的“強勢政府”確實是中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