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許小年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原文載于《華爾街日報》中文網。

　　豬肉價格上漲，城鎮居民抱怨，鄉下農民高興。兩邊都是民，誰代表人民利益？房價下跌，沒房的叫好，有房的打砸售樓處。兩邊都是民，誰代表人民利益？房價怎樣走才算符合人民利益？

　　人民也不能用多數或少數定義。2010年中國城鎮人口六億七千萬，農村人口正好也是六億七千萬，在豬肉價格上漲的利益兩難中，誰代表人民？即使過幾年城鎮人口占了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就要服從城裏人的嗎？房價的悖論也是這樣，城鎮居民住房自有率在80%以上，如果有房的多數代表人民，打壓房價的現行政策就是損害人民利益；如果無房的少數代表人民，有房的多數就應該心甘情願地坐等自己的資産縮水嗎？

　　矛盾看似無解，實際反映的卻是觀念的落後。在具體的張三、李四面前，抽象的“人民”一詞失去了意義；在具體的個人利益面前，不存在鐵板一塊的人民利益。

　　具體的利益一定是多元的，多元利益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眼下的尷尬是，人們尚未找到一致認可的利益調節方式，仍然習慣性地求助於傳統的公道和公平概念，試圖用道德説教解決利益分配問題。由於公道和公平並無一致認可的定義，打破僵局就不得不依靠聲勢，若唾沫和音量不足以壓倒對方，便繼之以拳腳，暴力成為唯一可行的裁決方式。

　　依賴暴力的利益調節機制有兩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即明君清官“替天行道”，強制推行均貧富的政策。貧富如何均，窮人、富人説了都不算，要由皇上一錘定音。“替天行道”的實質因此是少數對多數的暴政，儘管多數人偶爾也可從暴政中獲益。自下而上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一群人先論證或號稱自己是多數，籍此佔據道德的制高點，然後正氣凜然地剝奪少數人的生命權和財産權，這是多數對少數的暴政。

　　這兩類利益調節機制的共同點是不平等的權利。“替天行道”意味著官和民的權利不平等，唯官員擁有執行天意的權利，特權不需要理由，官位本身就是理由。“打土豪分田地”則以貧和富權利的不平等為前提，無論勤奮或懶惰，窮人有權佔有富人的財産，特權也不需要原因，貧窮本身就是原因。

　　不平等權利必須也只能依靠暴力來維護，而暴力的正當性則來自抽象、籠統的理念，皇上稱天命所在，百姓説天理難容。至於“天命”為何，“天理”為何，誰也説不清楚。近世雖開始承認利益，但仍用抽象、籠統的“國家”和“人民”代替具體的個人，以此建立毋庸置疑的先驗權威，再通過“朕即國家”和“天子乃兆民之首”的邏輯轉換，證明特權和暴力的正當性。

　　以不平等的權利追求平等，就像在歪斜的地基上蓋建大樓，無論地面上的建築如何平正，終究都要倒塌。

　　傾覆大廈的，正是明君清官的基本政策──抑強扶弱。傳統社會中的強者其實是壟斷了暴力手段的朝廷，民間或貧或富，都是弱者，抑強扶弱因而是最強者打擊弱者中的相對強者，以防止弱中強的僭越，同時轉移弱中弱的不滿與怨恨。

　　真正的“扶弱”應該是將弱者變強，由弱者制約和限定暴力手段的使用。因為缺乏制衡機制，強權肆虐無度，最終超出弱者所能忍受的範圍，民眾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農民革命和皇權專制於是交替出現。多數人的暴力和少數人的暴力互為因果，同一邏輯週而复始，改朝換代多少次，公平永遠遙不可及。

　　幾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公平的目標只能通過公平的手段來實現，非正義的手段不會産生正義的結果。

　　建立公正的利益分配和協調機制，起點只能是平等的權利。無分貴賤，無論貧富，無所謂眾寡，每一個人都享有和其他人同樣的權利。權利只可自願讓渡，而不得以任何名義強行剝奪，不管這名義有多麼高尚和神聖。個人是權利和利益的終極載體，國家主權是國民權利的集合，民族利益是個人利益的加總，國家和民族因此不可能超越和淩駕於個人之上。政府經個人授權，負責管理公共事務；議會代表由個人選舉，根據個人意願制定博弈規則──法律。

　　承認和尊重每一個人的利益，並不意味著社會就此陷入億萬個分散的“利益孤島”，也不意味著個人利益衝突將導致社會的癱瘓和解體。個人之間既有利益衝突，也有利益一致。以自願的市場交易為例，價格或高或低，必然會減少一方的利益，但成交總比不成交強。平等、理性的個人需要學會協商和妥協，在發生衝突時，依照一致同意的規則分配利益，根據一致同意的程序協調利益。規則與程序的正式表達就是法律，公平體現在對法律的一致認同上，體現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而不是財富的平均擁有。

　　從明君清官與造反農民到規則與程序，社會就從傳統的人治轉變為現代的法治。當前的利益紛爭之所以導致社會的不穩定，根子不在利益衝突本身，而是解決利益衝突的傳統方式。缺乏正常的、法制化的利益協調機制，弱勢群體習慣性地乞靈于政府的有形之手，而強權的干預總是加劇了權利的不平等，需要更為強勢的政府予以糾正，如此形成惡性循環，不覺之中又滑入了歷史的輪迴。

　　房價上漲，業主打砸售樓處，這不是維權，而是違法行為，因為房價只漲不跌並不是業主的權利，而且法律也明確地禁止暴力。政府用限購、限貸打壓房價，同樣屬於違法行為，沒有任何一條現行法律給了政府這樣的權力。

　　如何在平等權利的基礎上進行利益的分配，如何在法治的軌道內進行利益的協調，是一個古老文明所面臨的現代挑戰。從抽象的人民到具體的個人，從抽象的天理到具體的人權，觀念的轉變是應對這些挑戰的第一步，毫無疑問也是最困難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