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兩會上，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説，“要為人民幸福而發展，這是一個最好的經驗，也是最深刻的教訓”。談到社會矛盾問題時，他説發展不能以犧牲群眾的當前利益為代價。(《新快報》1月17日)

　　“受考驗的不是發展經濟而是社會矛盾。”對於當下中國而言，這不僅是廣東所面臨的考驗，也是整個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中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二，而社會矛盾也與日俱增。這是我們為經濟發展所付出的必然代價。

　　發展經濟本是為了使民眾生活更幸福，遺憾的是，在以往的發展模式中，一些地方官員更多強調發展的重要性，總覺得有些民生問題可以放一放，似乎發展起來了這些民生問題就都解決了。事實上，當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便會屢屢爆發，民生問題非但沒有解決，發展也相應受到了影響。

　　當社會建設在許多方面落後於經濟發展水平時，民眾的社會訴求就會越來越多。像廣州出現的“口罩男”、“光頭哥”、“舉牌哥”，反映的都是一種社會訴求。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不同社會群體的民主意識也在相應提高，這也是當前社會矛盾愈發凸顯的內生動力。

　　早有學者指出，中國當前的社會矛盾，首先是經濟主體為積累經濟資本而競爭所派生出來的。比如，有些地方因為追求GDP，就給資本以“特權”，這必然産生嚴重的分配不公和環境災難，導致兩級分化和所謂的“仇富”。其次，官商勾結加劇了社會矛盾。比如，一些掌握著經濟資本的企業家通過金錢來換取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身份，參與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參與管理政府，政府、政策、法律久而久之就可能淪為“資本家”的機器！

　　認識到中國社會矛盾的根源所在，“以發展經濟來化解社會矛盾”的施政思路就該有所糾偏。而辦法之一，就是進行社會建設。

　　當下中國的社會建設，最大的問題是政府太強大，以至形成“社會全能政府”。不少地方政府有意阻止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以致社會缺少自治力量和活力。

　　在這方面，廣東早有領悟。月初，在中共廣東省委全會上，汪洋就表示，長期以來，黨和政府對社會事務大包大攬，沒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産生變化。一些鮮活的例子錶明，民眾確實有自己治理自己的能力。廣東將大力培育發展和規範管理社會組織，將社會組織能夠“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逐步轉移過去。推動“萬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這是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途徑。

　　讓每個人生活得更幸福，這是發展的終極目的。一個國家，如果僅僅以經濟建設為主體，那麼她追求的是經濟效益最大化，而以社會建設為主體，勢必將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只有經濟效益沒有社會效益，社會恐難強盛和諧。“僅靠發展經濟解決不了社會矛盾”的認知糾偏，廣東只是開了一個好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