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當看到陽光穿透雲層，如同聚光燈一般打在海面上時，丁磊的內心掀起從未有過的波瀾：就是這裡了。

　　找地、簽合同，一個星期內，丁磊完成了36年人生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個角色轉換：從上海的一位高級白領變身為洱海邊的一位新居民。

　　吸引丁磊的，是大理洱海邊一個名叫雙廊的村子。就在丁磊決定遷到此地前，這個面積不到8平方公里的小村莊，靠海的閒置土地幾乎被“瓜分一空”。而租下這些土地的，無一例外都是像丁磊一樣的外地人。

　　他們有的在此建客棧，有的在這裡做一些小生意。就在中國精英們紛紛移民海外時，他們卻選擇了一種另類的方式：“歸隱”山水間。

　　離開大都市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開始前所未有地輕鬆：離婚，辭職，賣房，“就像一件理所當然之事”。

　　在過去的十年間，丁磊順風順水，房地産做了八年，位至高管之列；後轉做金融，公司正籌備上市。他的妻子是上海某知名房地産公司的副總。在外人眼中，他們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車，有事業有圈子。

　　然而，光鮮外表下，痛苦只有自己知道。丁磊和妻子每天睡覺不到6個小時，手機不敢關，應酬不能拒。兩人忙到連交流的時間都沒有。由於是同行，生活和工作經常絞在一起。裂痕終於在2009年出現，兩人鬧到不可開交。

　　“生活中出現了反推力，要麼反抗，要麼妥協。”在過去的日子，丁磊通常採取的是妥協，因為這樣“省時間”，但這一次，他突然發現，眼前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為什麼要繼續妥協？

　　人生遭遇黑暗，卻找不到出口。丁磊的姐姐建議他去大理看看。就在幾個月前，她剛到大理看望兩位朋友——由上海遷居雙廊的自由藝術家沈見華夫婦。

　　在上海時，沈的妻子秋秋在一家外企工作，壓力巨大，身體一直處於亞健康狀態。輾轉多家醫院，卻找不到病症。有一次，秋秋從一本雜誌上看到，一對台灣夫婦，因為孩子常年生病，四處求醫，但始終不見好轉，夫妻倆最後選擇了放棄台北的生活，到鄉村住了下來，一段時間後，孩子的病奇跡般好了。秋秋決定效倣。考察過幾個地方後，他們最後選擇了大理雙廊，租了一處面朝洱海的院子，取名“白居”。

　　生活由此發生180度轉彎，他們不必穿著考究的服飾去上班，更不用在擁擠的地鐵裏用盡全力爭取一個可以容納雙腳的位置。這裡有的是陽光、海水，秋秋的身體漸有好轉，而他們的女兒鶯鶯，也比任何時候都快樂。

　　丁磊的姐姐看到這一切後，回去如同“中毒”一般，不停地和丁磊念叨。

　　一個月後，丁磊也踏上了去大理的路。一住半個多月，每天四處走走，遠眺對面的大理古城，他對比上海和雙廊完全不同的生活，明白姐姐為何“中毒”。終於，對田園自由生活的嚮往戰勝了一切，來不及返回上海處理“後事”，他就先在洱海邊租了一個院子。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開始前所未有地輕鬆：離婚，辭職，賣房，“一切都好像理所當然”。

　　“搶佔”漁村

　　其中有一個家庭，人都沒來過大理，家當就直接打包過來了。快遞公司電話問：東西到了放哪？答：先放你們倉庫，等我來後找定住處了再來取。

　　最近幾年來，丁磊的故事在雙廊、麗江、香格里拉等任何一個宜居之地，俯拾皆是。故事各有不同，但情節卻很相似：在大城市，他們大多擁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和收入，過得頗為體面，可以被稱為“高級白領”或“金領”；但糟糕的交通、擁擠的住房、污濁的空氣、不安全的食物、複雜的人際關係讓他們充滿厭倦。之後，他們或是旅遊，或看望朋友過程中意外地發現了一處景色怡人之地，便留下不走了。

　　他們中的有些人，遷居的想法由來已久。來自北京的陳陣即是其一。早在幾年前，他就厭倦了北京的生活，一直在尋找一個新的棲息地。

　　還有一些人，則完全為了孩子而“移民”。來自上海的尹鐵宏有一個6歲的兒子，從小在家學習，隨著兒子一天天長大，小區裏的議論也越來越多，“為啥不讓孩子去學校呢？”“這樣會不會耽誤孩子的前途啊？”當小區裏其他小孩都去上學後，兒子也愈發孤單。無奈中，尹鐵宏在網上訴説自己的苦惱，沒想到響應者眾。他建了一個“在家上學”QQ群，短短三個月，群裏就聚了五百多個家長。

　　深入討論之後，大家提出，可以換個城市生活，讓這些在家上學的孩子們都聚到一起，這樣就不用擔心孩子沒有集體生活。半個月前，以尹為首的十多個家庭全部遷到了大理，而更多的家長，正在過來的路上。

　　其中有一個家庭，人都沒來過大理，家當就直接打包過來了。快遞公司電話問：東西到了放哪？答：先放你們倉庫，等我來後找定住處了再來取。

　　丁磊和陳陣移居的雙廊，最早不過是一個封閉的漁村。2000年左右，著名舞蹈藝術家楊麗萍在小島的盡頭，建了一棟房子。隨後，畫家趙青、《落葉歸根》導演張揚等紛紛落戶，從2009年開始，島上開始熱鬧起來。

　　最早在雙廊建客棧的是來自廣州的建築設計師林燦，這同樣源於一次旅遊的際遇。據雙廊村村委會主任趙八旬介紹，短短的三年時間，雙廊的客棧，已經建好和正在建的，超過了八十多家，而這些客棧店老闆中，除了他自己，沒有一個是本地人。

　　眼下，雙廊就如同一個大工地，隨處可見拔地而起的水泥立柱和鋪路的小卡車。林燦剛進來時，一個院子的租金不過8000元/年，而今翻了十多倍，漲到了八九萬。

　　新來者依然絡繹不絕，他們的腳步，開始往周邊的挖色、青山村擴展。在其中的一個村子，一位廣東老闆一口氣拿下了七個望海的院子，而後，經不住朋友的“央求”，又將這些院子“分”了出去。

　　“是我們捨棄了北上廣”

　　開的雖是咖啡館，上的卻是行政班：上午9點開門，下午5點就打烊，週日還休息。CICI説，這麼早關門，是因為要回家給老公和孩子做飯，“最好的時光要留給家人”。

　　有人將這些“新移民”歸為“逃離北上廣”一族。“這麼説也沒錯。”一年之後，在洱海邊的客棧裏，丁磊呷了一口普洱茶，慢悠悠地説，“不過，是我們捨棄了北上廣，而不是北上廣捨棄了我們。”

　　當然，相比到二三線城市安家的一群人，這些人大多事業有成，無論是資金還是人脈，都要更強大一些。

　　丁磊在決定移民時，就開始重新謀劃自己的未來。他的第一興趣仍然是做酒店，他給客棧取名“七間房”，即總共7間房，自己和家人住兩間，剩下的對外營業。

　　從租地到建房，丁磊投入近300萬，在他的構想中，以後要將之做成一個連鎖品牌，專在類似于雙廊這樣的地方開店，為此他們還專門成立了一個酒店管理公司。

　　像丁磊一樣，以客棧為家，同時也以客棧養家者不在少數。而要在這樣的地方建一個客棧，少説也要一二百萬，城市裏的普通工薪階層顯然難以承受。

　　不過，對自由生活的嚮往，並不因經濟條件的好壞而有什麼不同。新移民們也各有各的活法。

　　一對“80後”的戀人——阿成和巴團在雙廊開了間甜品店，阿成曾是銀行項目經理，巴團曾是中學教師。2011年7月他們雙雙辭職來了雙廊。他們的甜品店更像是一門業餘生意。顧客少的時候，兩人就劃著房東的船，在洱海上曬太陽。

　　來自廣東的宋夏艷則在大理古城開了家蔬菜館，專做素菜。三十多歲的宋畢業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尹鐵宏一樣，為了教在家上學的女兒，一年前移居大理。現在，她的藝名——“蔬菜媽媽”比真名要知名得多。

　　同聲傳譯高手CICI在大理洋人街上開了一家名為墨龍的咖啡館，一次最多只能夠裝12個人——她開的雖是咖啡館，但上的卻是行政班：上午9點開門，下午5點就打烊，週日還休息。CICI説，這麼早關門，是因為要回家給老公和孩子做飯，“最好的時光要留給家人”。

　　相比大中城市，大理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沈見華曾算過一筆賬，在上海，他們一家三口，一個月的開支在12000元，而到了大理，直接去掉了一個零。陳陣剛到雙廊時，一天的生活費更是不超過25元。

　　“在大城市，我們是生存，到這裡，是生活。”陳陣説，既然能夠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賺錢就不再是目的。正因為如此，對這些外來戶而言，租房還是買房，似乎已經不再是一件那麼緊迫的事。幾個月前，剛剛賣掉上海房子搬來大理的作家許崧，現在的選擇就是租房。

　　還有一些人，則乾脆將大城市中的住房出租，再在大理租了個新房，僅差價就夠自己生活。

　　參觀並融入別人的生活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這裡回到最本質之處。

　　與“逃離北上廣”話題相對應，坊間也曾有過關於“逃回北上廣”的討論。事實上對於大理和雙廊村裏的“新移民”而言，這一現象同樣存在。對突然慢下來的生活，也有人在嘗鮮之後開始不適應，轉而又返回大城市的。

　　那些留下來的人對此見怪不怪，當地流行著一句話：這裡不能選擇什麼人來，但能選擇什麼人留下來。“在城市裏，別人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鹹和我全無關係，即使是好奇，出於禮貌和心防，也只可遠遠觀望，”丁磊説，“但到了這裡之後，我可以參觀別人的生活，有著相似心路歷程的移民們也很容易就成了朋友。”

　　現在的丁磊也和雙廊村民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事的時候，就在二樓平臺上看雲，看山，看洱海。他笑言，前三十年缺的覺，現在開始慢慢往回補。

　　事實上，因為有網絡，丁磊並非與世隔絕，相反，他還是微博上的活躍分子。那些選擇入住其客棧的客人，大多是在微博上同氣相投的，連訂房也可以在微博上私信完成。

　　陳陣則用自己獨特的方式辦起教育來。他的妻子最初答應和他一起離開北京，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他解決兒子的上學問題。他們在北京住的是國際公寓，小區內都是外國小孩，放學之後的主要任務就是玩，而他的兒子上的是北京最好的小學之一，每天回家，卻有做不完的作業。8歲時，兒子説，真想從窗戶跳下去，夫妻倆嚇了一大跳。自此之後，陳陣決定與傳統教育決裂，讓兒子在家上學。

　　到了大理，陳陣打算複製美國夏山學校的模式——孩子想學就學，想玩就玩，因材施教——創辦一個私塾，一方面解決自己孩子的教育問題，另一方面，也幫助那些移民家庭解決教育問題。陳陣將學堂選址在蒼山半腰，面朝洱海，背靠樹林，取名“蒼山學堂”。現在，學堂已經有5名學生，4個老師。他計劃再招收6名10歲以上的學生，從明年開始，環球遊學。

　　最近，雙廊的客棧老闆們正準備聯合起來，搞一個自導自演的話劇社，“都三四十歲的人了，很難想象吧？”巴圖説，以前在學校怕丟人，在社會也怕丟人，到了這裡，怕什麼？“丟人也沒人認識。”

　　“蔬菜媽媽”則正準備組織一個“共生社區”——將那些專門為孩子教育而移居大理的家庭聯合起來，相互扶持，共同教育孩子等。

　　而與本地人之間，新移民們相處得也頗為融洽。沈見華不但收了老鄰居的兒子做學生，而且正在做一個農民畫社，將當地50-70多歲的老奶奶們組織到一起畫畫。同時正在和村裏合辦一份完全公益的鄉村畫報，記錄雙廊的生活。

　　新移民的到來，也在某種程度上改善著當地人的生活。一些漁民開始上岸，開飯館、跑出租車，或者直接在客棧打工，收入來源比以前多了許多。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這裡回到最本質之處。滄海一粟的店主林燦在廣州時，整天忙於工地和圖紙之間，雖然每天都可以看到女兒，卻總是心不在焉。他忘了孩子是什麼時候學會叫爸爸，什麼時候長出第一顆牙。搬到大理之後，他有了更多的時間和女兒相處，有一天早上醒來，女兒問他：“洱海的水是從哪來的？沒有水之前是否可以在上面走路？第一條魚又是怎麼來的？”

　　“這真是我最愜意最幸福的時刻。”他在博客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