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節臨近，各地“用工荒”都頻頻告急，“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真的漸行漸遠了。有專家建議，隨著中國人口結構的轉變，中國傳統的國家盈利模式受到嚴重衝擊，中國的內生增長動力和比較優勢將發生深刻改變，中國應選擇“人口紅利”轉型，從數量型“人口紅利”轉型至質量型“人口紅利”，並以此作為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突破口，實現戰略性轉變。

“人口紅利”逐漸消失?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社會保障研究室副主任高文書在接受半月談記者採訪時指出：“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人口將在2032年達到高峰，然後下降。而中國勞動人口總量在2013～2015年間達到高峰。這就意味著，對於經濟增長，我國的人口紅利將逐漸消失。”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認為，目前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經高於世界平均水平，而0～14歲少年兒童人口比例接近發達國家總體水平。

　　老齡人口多，低年齡組佔總人口比重變少，一方面説明老齡化進程加快，另一方面説明生育率下降很快。少子化、老齡化並存的局面將直接影響到我國未來公共資源的配置和現已配置的公共資源。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僅以教育資源配置為例分析：“20年前，北京有6000所學校，現在只剩3000所，平均每年關200所。那些老師怎麼分流、校舍怎麼處理呢?過去的教育投資怎麼調整呢?同樣，醫療、養老資源的配置也將受人口結構的影響。”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勞動與人力資本研究室主任都陽表示，隨著“少子化”進程的加速，以前教育資源數量擴張型態勢應該及時轉變為內涵深化型態勢。他説：“我們不一定縮小整個教育資源，現在來看，城市裏面很多學校生源減少，但同時也要看到很多農民工的子弟沒有學上，廣大農村留守兒童沒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我們可以在總量資源瓶頸比以前緩解的情況下，強化對教育改革發展的深化和投入。”

　　人口學規律顯示，人口再生産類型轉變使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依次形成從高少兒、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撫養比，到低少兒、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撫養比，再到低少兒、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撫養比的三個不同階段。在第二階段，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人口撫養負擔輕，人口生産性強，社會儲蓄率高，有利於經濟增長。這一人口年齡結構最富生産性的過渡時期通常被稱為人口紅利期，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這種潛在貢獻就是人口紅利。

　　“當時來看，勞動力人口多是件好事，但是這部分勞動年齡人口很快就會老去。再過20年，現在新增的0歲兒童要進入勞動力市場，但是現在這部分人少了。而之前的勞動年齡人口已經老了，勞動人口比重就相對較低。”高文書説，“這就告訴我們，未來中國勞動力供給將不再供之不竭。”

社會經濟結構調整刻不容緩

　　對於人口結構急劇變化帶來的風險，王廣州不無憂慮。他説，人口生産有其內在規律，人口問題觀察週期長，一般以100、200年作為一個觀察週期，人口問題慣性大，過去積累下來的問題，短時間內是難以解決的，對於人口再生産，“少子化”趨勢將讓人口結構較難回調。

　　人口結構的劇變和慣性，也使得我國未來恐難避免“未富先老”局面。都陽表示，進入“少子化”階段，“未富先老”的困局將給社會帶來沉重的養老問題。他認為，通過教育提高勞動生産率和擴大養老覆蓋面可以有效緩解困局，尤其要切實加快養老覆蓋體系建設，未雨綢繆。

　　人口結構的“少子化”也將倒逼經濟結構轉型。現在勞動力短缺，勞動力工資上漲，給企業帶來成本壓力，迫使企業更多地用機器技術來替代人力，這樣就促使企業完成生産技術的升級換代、提高産業層次。

　　同樣難以避免的是，“少子化”對未來社會的消費結構和産業結構有著長遠影響。高文書説：“老年人‘銀發經濟’會加速發展，而少年兒童的需求將明顯減少。即使未來勞動生産率得到極大提高，未來養老服務也不容樂觀，因為養老服務業本身就是個勞動密集型産業。”(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