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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社科院:1/4的浙江人説不幸福是收入太低造成的

發佈時間:2012年01月11日 09:51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浙江在線新聞網站 | 手機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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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0日上午,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發佈了《浙江藍皮書社會卷》和《浙江藍皮書文化卷》,社會管理,教育、衛生、文化各項事業發展狀況,社會保障,就業形勢,社會人口流動等,成為了聚焦的重點。

  2012年就業面臨雙重壓力

  《藍皮書》稱,在浙江省當前經濟發展遭遇嚴峻挑戰的形勢下,2012年的就業也面臨著勞動力結構性短缺與部分群體就業難的雙重壓力。

  根據測算,浙江省勞動力供給主要有:城鎮新增勞動力每年15萬人,高校畢業生每年50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每年28萬人,城鎮就業轉失業每年45萬人,合計勞動力供給為135萬人。如果按GDP總量年均8%推算,2012年勞動力需求量為76.4萬人,供求缺口為58.6萬人。

  浙江省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説,這個數據還是保守的。他分析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目前我省的勞動力主要由外省青壯年農民補充,但國內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在減少,同時我省吸引勞動力流入的制度安排與工資優勢越來越小。因此,我省的勞動力市場供需關係可能出現了經濟學上所説的“劉易斯拐點”。另一方面,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困難人員三類重點人群因為與之匹配的就業崗位和就業渠道增加不多,因而上述人群的就業壓力依然很大。

  向上層社會流動難度大

  《藍皮書》以職業流動為切入點來研究浙江的社會流動。

  以家庭為單位調查顯示:

  父代:農業勞動者佔52%,體力勞動者佔22.7%,兩者合計74.7%,非體力勞動者僅佔20.9%;

  子代:農業勞動者佔10.5%,體力勞動者佔36.6%,非體力勞動者上升到50.8%。

  由此可見浙江社會總體流動性較高,這反映了浙江現代化建設的快速進步。

  楊建華指出,流動率雖然很高但職業序列較高的類別其代際複製率較高,如公務員、私營企業主和經理人員的子女從事和上一代相同的職業的比例很高,流動多發生在臨近階層,大跨度的社會流動比較少。

  調查者在回答“您認為個人提升自己社會階層的機會有多高”時,認為“流動機會不大”的佔45%,認為“流動機會很高”的僅佔3.06%。

  楊建華説,這也是當下社會現狀的一種折射:一方面人們對更高社會地位的期盼,另一方面又缺少這樣向上流動的環境和機會,調查數據顯示農民和工人群體向上流動趨緩,從農民、工人中分化出的中等階層增長緩慢,在單位、部門中,徘徊于較低職位或邊緣的人,向上流動的空間被嚴重擠壓,上升空間受阻。

  經濟問題是浙江人不幸福主因

  《藍皮書》從工作與收入情況、健康情況、家庭情況與人際關係、社會因素、幸福感評價等六個方面進行了實地調研,對2011年浙江省居民幸福指數進行了測算。

  工作和收入方面,職業的滿意度為75.7%;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佔84.9%,收入滿意率為62.5%;就業滿意率為59.1%。

  健康情況方面,身體健康滿意度為77.3%;九成居民生活態度是積極樂觀的;九成以上的居民及其家人都是基本健康的。

  家庭情況與人際關係方面,家庭滿意度為89.1%;鄰居關係密切度、同事融洽度為73.1%、70.8%;人際關係滿意度為89.8%。

  社會因素方面,經濟發展滿意率為84.1%、教育狀況滿意率為58.6%;享受基本醫療條件率為85.2%,社會保障滿意率為55.9%;社會治安滿意率為88.0%、生態環境滿意率為86.0%、社區文化環境滿意率為85.3%

  幸福評價方面,對現在生活狀態的評價感到“非常幸福”的佔6.8%、“比較幸福”的佔34.2%、“一般幸福”的佔49.3%,以上三項佔90.9%。還有8.2%、0.8%的對象感到“不幸福”、“非常不幸福”。

  對幸福的主要構成元素的調查,認為“幸福的家庭”佔29.1,認為“健康與長壽”佔24.8,認為“傑出的子女”佔13.1%,認為“事業成功”的佔13.1%,認為“物質與財富”的佔12.6%,認為“社會保障水平高”的佔7.3%。

  在調查中,關於不幸福的因素,首當其衝的就是經濟問題,認為“收入太低”的佔25%、認為“身體不健康”的佔21.2%,認為與家人矛盾多、關係差的佔20.7%、認為“居住條件差”的佔14.1%、認為“個人發展前景暗淡”的佔4.6%、認為“工作節奏快、壓力太大,業餘生活乏味的佔4.2%。

  公車改革效果顯著

  藍皮書顯示:公車改革2年多來,杭州市政府的公車數量從1200輛縮減到了400輛左右,總量減少三分之二。

  截至目前,除了市級四套班子領導和公、檢、法及3個駐外辦事機構外,其他黨政機關、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初步完成了車改。

  第一批車改單位公車開支比車改前下降32%,第二批車改單位下降30%,兩年節約公務交通費用總計3442萬元。公車改革的意義不僅在於能大幅節省財政開支,更重要的是能遏制公車腐敗、消除“官本位”、等級身份制的特權意識,確立官員也只是一個普通公民的現代意識。

    來源:每日商報 作者 記者   汪琦   通訊員  李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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