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4日，透過貼著封條的門縫望向廠房。 (樊殿華/圖)

　　公司拍賣後，李益明有時會去朋友廠裏轉轉，幫幫忙。他希望能東山再起。(受訪者/圖)

　　【2011經濟表情】

　　嘉興市力推“退二進三”，即工業企業外遷，換房地産和現代服務業等第三産業，以實現産業升級。

　　雄心勃勃搞研發謀升級的當地明星民企德爾電器被列入拆遷名單。然而政府的拆遷補償款並未按時支付，讓資金鏈已經緊繃的公司瞬間倒下。

　　工業園區官員任職的國企低價競拍下德爾資産。

　　“就差了一口氣。”47歲的李益明坐在出租房裏，煙一根接著一根。半響，他吐出一句。

　　2010年這時候，李益明剛拿到杭州外管局的批文，一筆3億元的風險投資基金獲准注入他創辦了十年的嘉興德爾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然而，這個擁有“嘉興市著名商標”的明星民營企業卻在兩個月前被強制拍賣並收歸國有，老闆李益明則傾家蕩産。起因卻是政府拆遷：一場突如其來且政府並未履約的拆遷，終於把資金鏈本已脆弱不堪的公司送上了不歸路。

　　這或許是李最難捱的一個年關。車是朋友借的，房子是朋友出錢租的，有時候朋友路過他家會順便捎些豬肉和活雞。電視機旁突兀地立著一台白色的“空氣制水機”——那是他的公司花了五六千萬、近五年研發的寶貝，可老婆不讓用，“現在家裏沒錢，你省點電”。

　　一沓仍然在等待出貨的國外訂單和即將履約的上億元風投資金合約就堆在李益明家的沙發上，成了一摞廢紙。

　　政府看上了德爾的地

　　政府看上的是德爾公司廠房之下的92畝土地。2010年2月初，正在美國進行商務談判的李益明突然接到嘉興秀洲工業園區副主任梅金明電話，被告知公司土地將需要動遷。

　　拆遷計劃來自嘉興市一項名為“退二進三”的龐大工程——工業企業外遷，將騰出來的“籠子”裝進包括房地産業、現代服務業等在內的第三産業這只“鳥”，以實現産業升級。

　　這一次，園區政府的計劃是，收回包括德爾電器在內12家企業的380畝土地，其中德爾土地面積佔42%。然後，一紙紅頭文件，380畝工業用地即可轉換成商業用地，繼而掛牌拍賣，建造商住樓。

　　嘉興市國土局公佈的2010年基準地價信息顯示，單是德爾電器所在地塊的土地性質轉換，就能給政府帶來至少每畝57萬元的收益。

　　幾天后，從美國歸來的李益明參加秀洲工業園區召開的拆遷動員大會。園區“要求在半年內必須完成搬遷”，並且“暫時無法提供這麼大規模的臨時過渡廠房和置換土地”。李益明覺得很為難，“政府在搬遷前應提前考慮計劃和落實安置措施。”

　　2010年3月22日，德爾電器收到徵遷通知。由於擔心拆遷影響生産而導致違約，李益明決定暫停部分訂單，縮減三分之二産能以便過渡，“我跟客戶商量，生産推遲一年”。

　　事實上，這一停，德爾公司之後就再也沒能恢復生産了。

　　縮水的補償款

　　由於其間園區管委會換屆，加上雙方關於如何安置一直無法達成共識，半年過去，拆遷仍然遙遙無期。

　　直到10月，李益明答應將92畝土地中德爾公司老廠區所在的13.5畝土地先期進入拆遷程序，而“副主任梅金明口頭承諾下一步德爾新廠區搬遷補償款的首付比例不少於60%”。

　　在全額支付完老廠區的拆遷補償1400萬元之後，剩下78.7畝新廠區的土地，卻並沒有達到李預期中的首付比例不少於60%。而梅金明則否認曾做過任何承諾。

　　據李益明回憶，2011年1月10日德爾公司和拆遷公司簽訂的新廠區拆遷補償協議，政府只同意首付20%。李益明共拿到了總額8600多萬元補償款中的2050萬，剩下部分因德爾債務糾紛而中止支付。

　　而對於是否簽署協議，李益明和秀洲工業園區各執一詞。李説協議被“副主任以拿回去蓋公章為由將協議帶回管委會”。而秀洲工業園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陶兆榮則説，“我們當時還在談判過程中，根本沒有簽這個協議。”

　　李益明一直認為拆遷評估報告故意壓低價格，“德爾公司的拆遷評估一開始只有四千多萬，因為實在低得離譜，後來才加到八千多萬。”

　　評估師葉文幫李做了一次評估。“德爾這個廠可以爭取到1.6億的權益。”葉文説，“實際上如果你跟政府沒有關係，拆遷補償普遍會被壓低。現在評估公司幾乎已經成了政府下面的一個辦公室，技術問題都可以用行政命令來解決。”

　　事實上，更大的貓膩是——工業園區管委會所持有的拆遷許可證並未賦予實際拆遷公司“浙江科技孵化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拆遷權限。

　　“協議拆遷不涉及拆遷許可證。”陶兆榮説。但《浙江省城市拆遷管理條例》規定，未取得房屋拆遷許可證實施拆遷的“應予以行政處罰”。

　　“有形之手”扯斷資金鏈

　　本來，李益明當時是按照60%的首付比例來計算現金流，確保可以償還即將在年底前到期的貸款，以平穩度過年關。

　　然而，姍姍來遲的拆遷補償款還未如數支付，李益明就已等到潮水般湧來的債務糾紛訴狀。據秀洲區法院執行局局長陳根榮介紹，截至2011年12月26日，李益明及其公司作為主債務人的欠款達2.65億元，擔保債務1.36億元。

　　幾乎所有熟悉李益明的受訪者都證實，他“不嫖不賭”，排除賭博輸錢的可能。而同在廠裏幹活的李振明覺得堂哥李益明有點工作狂，“經常幹到晚上九十點鐘才回家”。

　　據記者了解，相當部分的借貸用在了德爾的産業升級。

　　2006年，在中央黨校短暫學習後，李益明決定讓做冰箱冰櫃的德爾電器轉型，逐漸放棄低附加值的産品生産線。偶然的機遇，經人介紹認識了帶著軍用空氣制水技術到中國尋找製造商的以色列商人邁克，兩人一拍即合。

　　李益明從此踏上了充滿荊棘的“研發道路”。

　　2008年，第一代“空氣制水機”因為技術尚不成熟，國外銷售商陸續退貨，金融危機匯率波動又雪上加霜。從那一年開始，李益明開始尋找民間借貸，融資成本越來越高。“項目一旦上了馬，停下來就太可惜了。”堂弟李振明説。

　　這個看加裏森敢死隊和007長大的男人骨子裏透著英雄主義式的悲壯。從2006年開始，他把公司的幾乎所有利潤都投入了研發，還將家裏所有的積蓄和唯一一套住宅抵押給了銀行——那是2003年他花三百萬在當時嘉興僅有的別墅區買下的一幢三層小樓。後來，別墅被強制拍賣，在澳洲讀書的女兒因為無法負擔學費，中途輟學，回國打工。“我是有把握才都抵押進去的，沒想到橫生枝節。”李益明説。

　　李益明原本的計劃是——2011年，所有新産品開始大規模投産，年初世界和諧基金會5000萬美元投資到位，幾大國際機場投放廣告；2013年，打算上市……

　　“最苦的時候就要熬過去了”，結果，資金鏈在最緊繃的關頭，被外力一記猛擊，終於斷掉了。

　　李益明説，現在有兩種企業，一種是賺點錢日子過好點就可以，一種是長遠看怎麼去改革發展。“後面這幫人承擔的風險是最大的，就像我一樣，沒人理解。出了問題，就説，你看，他負債很多，所以要死掉了。”

　　更讓李益明感傷的是，2007年前後政府對企業的態度反差太大。2007年之前，政府把企業當寶貝，招商引資。“我們請他們吃飯，他們不吃，一定要請我們吃飯。政府領導跟我們説，你們企業是衣食父母，靠企業地方財政才能有收入有發展。”李益明説，“現在政府口號是土地經濟，不是搞實體企業發展，所以會來跟我們搶土地。”

　　被“工業園的人”買下

　　其實，李益明曾經手持三張機會牌，如果任何一張使用成功，德爾就仍然有希望存活——如果不是因為審批手續繁雜，3億元人民幣資金可以在國外公司聖誕假期前注入德爾公司；如果政府的拆遷款可以按早先的通知如數按期補償；如果李益明在債務訴訟之初就申請破産保護。

　　結果，前兩張牌被政府撕毀，最後一張牌被李益明自己放棄了。

　　2011年10月13日，天陰沉沉的，李益明呆在家裏焦急等待拍賣現場傳來的消息。

　　德爾及其全資子公司浙江米利空氣制水科技有限公司的設備和廠房以7620元起拍，僅有的兩個競拍者各輪流舉牌6次，不到15分鐘的時間，以7820元成交。

　　事實上，這兩家競拍者都屬於國有企業。

　　工商資料顯示，中標方嘉興市秀洲工業區宏業開發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由嘉興市秀洲新區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全資控股，而後者又由嘉興市社會發展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嘉興市六大國有集團公司之一——全資控股。另一家“競拍者”秀洲區富興建設開發有限公司的企業同屬秀洲區控制，李益明認為這是明顯的“陪標”。

　　“如果給其他公司拍賣過去的話，我們還要走拆遷的道路，我們還要跟他談。如果像德爾這樣談不下來，不是我們政府的國有資産流失嗎？不管外面有多少人報名，我們肯定要去參與拍賣。”陶兆榮直言不諱，“至於拍賣來的廠房就直接拆遷，機器還會再次拍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工商資料顯示，宏業開發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和秀洲新區開發建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分別由工業園區財政辦公室主任施福定和內審辦主任王立敏兼任。後者的總經理一職由工業園區綜治維穩辦公室主任徐關鑫擔任。

　　對這一公務員法明令禁止的公職人員兼任企業職務的行為，陶兆榮的解釋是，“如果不是班子成員，經過領導批准是可以的。”

　　(應採訪者要求，葉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