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農民李清購入假冒的名牌註冊商標標誌，縫貼在“白坯衫”上，冒充名牌羊毛襯衫出售。近日，鄂爾多斯市中級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李清犯有“假冒註冊商標罪”，處有期徒刑5年，並處罰金2151萬元。

　　因涉案的假冒標誌近3萬套，查獲假冒註冊商標的羊毛衫26187件，法院按《刑法》第213條的“情節特別嚴重”規定，以上限為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標準，處以5年監禁並處罰金，這應該説于法有據。

　　關鍵的問題在於罰金。

　　刑事處罰中監禁刑，屬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屬國家懲罰性質，本質是正義的，不論出身貴賤，應一體受罰，但僅只適用於特定時間。而罰金與監禁刑不同，罰金是行政手段徵收的民事處罰，本質屬於“債”的關係，其“債”的合理性，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礎之上，具體數額取決於被告所處的社會經濟水平與被告本人“履約”能力。

　　非法獲利的數額，對社會的傷害性、威懾的必要性等種種因素，皆是判斷公共利益原則的觀察點。在具體的訴訟程序中，法院應考慮被告的支付罰金能力，被告的個人總資産及其資産之上的其他權利請求，也要考慮被告維持正常生活及正常經營能力所需的基礎物質條件，法院還要考慮收繳罰金的可行性。

　　這些考慮因素的倫理基礎是，罰款罰得被告走投無路，並不符合公共利益，同樣，對一個根本沒有個人資産和支付能力的人，處以不相稱的天價罰金，最後成為法律笑話，同樣也不符合公共利益。

　　美國等西方國家推行的“個人破産制度”，在於防止個人過度負債後陷入絕路。文明社會之所以文明，是總給人們以“矯正性”的救濟機會，個人破産制度確保了資不抵債的個人家庭重新振作的機會。

　　農民李清，誤入歧途，觸犯刑律，罪在當罰。但他僅是一個夢想掙大錢的小農民，並沒有相當的個人資産，也沒在經營中獲得豐厚利益。法院僅從吊牌價簡單乘以查獲的襯衫數量，得出一個從常理與常情上均不可能的天價經營額，然後簡單地取其一半金額作為罰款的最終數額，這顯然是荒謬的。李清夫婦以其能力，這兩千多萬元罰金幾輩子都可能還不上。

　　李清案件，與河南平頂山的“天價過路費案”一樣，都忽略了社會條件與具體被告的基本生存條件。相反，歐盟百億美元“天價”處罰微軟，處罰芬蘭交通違章的企業家，收到足可以購買違章轎車數輛的罰單，均不違反相稱性。現在社會上有人抱怨開發商違規或油企污染環境罰了數萬元就算數，而對農民違規卻開出“天價”罰單，從這樣的抱怨可以看出，“天價罰單”傷害了法律的公信。

　　和靜鈞， 西南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