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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認識資本

發佈時間:2011年12月27日 09:49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投資者報 | 手機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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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在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部分源於收入差距懸殊。在中國,貧富懸殊也越來越大。這到底是由於資本剝削比以前更強了,還是因為其他原因?唯有厘清此問題,才能在此基礎上討論資本的本質是不是邪惡的。

  金融危機是前奏

  可以説,金融危機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前奏。因為從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導致了很多人失業,尤其是普通百姓,社會受損非常嚴重。但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了金融危機?是因為金融機構不負責任的放貸,讓那些沒有還款能力的人也貸款買了大房子,從而為危機的到來埋下種子?還是因為美國國會議員強行要求“兩房”降低各地貸款標準,給低收入階層提供更多的住房?梳理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可以發現,從林肯到克林頓,美國歷屆總統一直都把低收入人群作為重要的拉票對象,盡力爭取他們的支持。2008年時,很多學者和業界人士曾指責,是按揭貸款公司宣稱頭兩年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用首付利息為零的方式吸引更多家庭去買房,結果引發金融危機。但2009年年初,奧巴馬又推出救市計劃,對年收入10萬美元以下的美國人提供優惠:如果你還沒有買到房子,那麼,你不需要有任何首付就可以借到20萬元左右的按揭貸款,而且聯邦政府補貼5000~8000美元。如果説2007年的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是源於門檻過低的放貸,那麼奧巴馬的救市計劃就是使這種門檻進一步降低。在美國,很多強姦犯在面對刑事訴訟時會辯稱,是因為女孩穿得太少、太有誘惑力,令其控制不住,責任應該在女孩而不在自己。現在人們對華爾街的態度也與此類似。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到底該指責金融機構在2008年之前把房地産泡沫推得越來越高,還是更應該指責那些明知沒有還款能力但還大量貸款的個人?媒體、學界,包括政府間的討論,基本上沒有指責過那些不負責任地借貸的個人和家庭。顯然,當華爾街的金融機構把房地産市場的償還週期拉長,不負責任的放貸規模越來越大的時候,那些個人和家庭是無法償還的。奧巴馬的救市方案為今天的國債危機、財政支付危機都埋下了伏筆。

  不同經濟體的問題

  到底在2008年之前誰應該擔負更多的責任?這一輪金融危機是財政危機還是債務危機?這些危機是國家造成的,還是那些不負責任的借貸造成的?這同樣值得我們思考。美國、歐洲、日本等各國政府都曾為“刺激”經濟而擴大赤字規模,放大國債比例。但在希臘、意大利、美國等國家,人們卻把國債危機歸罪于華爾街。如果把我們中國、美國和歐盟看成三個整體,這三大經濟體面對的挑戰與過去幾十年各國財政稅收的狀況已經有了很大差異。1995年,中國政府預算內收入佔GDP的11%,去年上升到21.5%;相比之下,美國聯邦稅收佔GDP的比重在1995年約為17%~18%,2011年下降到了15%。如果美國跟中國的稅負水平一樣,那麼美國今年的財政赤字會比較高。美國企業稅率從1950年到現在的變化非常小,僅相當於4%。但從1995年到現在,歐元區很多國家的整體稅負水平平均佔GDP的41%。現在,西歐國家普遍面臨“三高”的挑戰:高國債、高稅收、高財政赤字。美國是“兩高一低”:高國債、高財政赤字,低稅收水平,今年美國聯邦債務和各項稅收加在一起大概只有GDP的24%,比歐洲低差不多一半。所以,對於美國來説,財政赤字和危機並不是不能解決的問題。如果沒有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同時也沒有2008年~2009年擴大支出的舉措,美國的財政赤字絕對比現在低。如果美國的共和黨和美國的老百姓願意多交稅的話,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國債問題馬上就能解決。對歐洲來説,因為有“三高”問題,稅收已經佔了GDP的41%,所以再加稅就很困難。當然歐洲是徵稅容易,花錢更容易;美國政府是花錢容易,但是徵稅很難;中國的情況則是徵稅不受控,花錢也不受控(這對政府部門來説是最美好的事情)。基於上述判斷,我認為,市場短期的悲觀預期導致價格猛跌,但這不是源於“華爾街”,而是源於整個社會和政府,也就是説“華爾街”的星星之火原本並未“燎原”,只有在社會和政治監管等方方面面的條件都具備以後,華爾街的“星星之火才可能燎原”。之所以這次金融危機衍生出的債務危機還在持續發酵,發達國家的財政危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這不只是來自於華爾街,僅僅靠華爾街是不可能釀成今天這種局面的,華爾街不過是把社會更深層的問題表現出來而已。

  馬化騰與農民的差別

  現在我們再看看新興産業、傳統農業和工業,究竟有哪些本質差別?騰訊的發展是很典型的案例。2009年,騰訊創始人、董事長兼CEO馬化騰以239億元的財富成為中國首富。到2011年年初,他的財富增長到400~600億元。從1998年他創辦公司到2011年公司市值將近4000億港元,期間騰訊的股價經歷過巨大的波動。以2004年的收盤價格做起點,到2011年6月的6年時間裏,騰訊市值增長了50多倍。騰訊2010年的收入大概是196億元人民幣,利潤是81億元人民幣,公司雇用一萬名員工,大約人均創收196萬元。對比中國農業,2009年中國農業總産值是3.55萬億元,如果按照3.55億勞動力來算的話,2009年的農民人均收入大概是一萬元。粗略估算就可以看出,騰訊和農業産業的人均産值差別竟然多達196萬元,騰訊人均創收是農民一年創收的196倍!經濟學中用“Y=f(L.C.R)”的數學公式來表達經濟活動的産出與投入間的關係。由此公式可以看出,在新興産業和農業間的産出和投入存在本質差別。農業的産出跟勞動力、土地、資源的投入是一種線性關係,這決定了農民增收要靠增加務農。如果一畝地的産出是100公斤糧食,一年種下來要消耗50小時,那麼為了産出1000公斤糧食就要種10畝地,並用500個小時的時間。相比之下,騰訊的産出跟投入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非線性的,甚至可能是沒有關係的。開發一個軟體,不管是銷售1萬份還是100份,騰訊並沒有增加額外的成本。新興産業的這種模式現在越來越普遍。比如微軟的系統軟體一旦開發好了,成本投入進去,賣1萬份和賣10億份的邊際成本的差別,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那麼,投資者的産出跟投入之間又是什麼關係呢?是更接近農業産業的線性關係,還是更接近騰訊的非線性關係,還是根本就沒有關係?我認為主要是接近線性關係。

  現代經濟的特徵

  比較更多的現代行業與傳統行業公司股價不難發現,美國投資者給出的股票定價有所差別,這體現出投資者也承認傳統行業和製造業的産出與投入之間,是非常接近於線性關係。以星巴克咖啡為例。每杯咖啡的原材料和成本不到2元錢,但星巴克標價18元到20元,看起來每杯利潤很高。但如果換個角度來計算,每家星巴克的店內只有兩三個收銀員,每一個收銀臺每服務一個顧客大概要花3到4分鐘的時間,一天24小時除以3到4分鐘的話,每一個星巴克的咖啡店,一年最多可以服務的顧客數量是基本固定的。所以時間對星巴克來説是很重要的因素,星巴克的産出跟投入之間具有較明顯的線性關係。我認為,産出和投入之間的關係是線性還是非線性,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是區分現代産業和傳統産業的標準。資産管理公司的銷售跟成本投入之間基本上是非線性的關係。在華爾街有很多這樣的公司,他們從高管到普通員工的收入,都比製造業的員工高很多。我有一個朋友在紐約創辦了自己的對衝基金公司,他現在管理的資産大概是30億美元,員工總數大概400個。還有一個Caxton Associates公司,管理資産是80億美元,員工300人。還有一個Bridegwater Associatcs公司,管理資産1250億美元,員工是1200人,平均一個人管理一億美元左右。波音公司員工數量是16萬人,公司的價值是500億元,Bridegwater Associatcs公司的1200名員工管理的卻是1250億元的資産。也就是説,波音公司的産出和投入的關係,比起華爾街的資産管理公司來説更靠近線性的關係。我們的確可以依靠轉移支付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但不管怎麼樣,我們必須要同時接受和理解,很多現代産業的産出跟投入的關係,已經大大不同於以前傳統的行業性質。由經濟活動帶來的收入和財富增長的差距非常大,但這種差距卻跟制度沒有太大關係,而更多地是與現代經濟特徵有關係。再舉一個例子。一場籃球比賽只有一個小時,為練習打球而付出的時間、體力、甚至是出汗的總量,每一個打球的人都沒有太多的差別,可為什麼姚明比賽一場就能夠賺到25萬美元?主要原因是他的球賽的受眾範圍與其他球員相比差異很大,不只有美國觀眾,更有幾億中國人,這就有可能為贊助商創造的價值帶來巨大改變。這對有能力帶來收入的機會所産生的影響,和沒有能力帶來收入的人群也都産生了巨大改變,而這種變化跟資本的邪惡不邪惡沒有太大的關係。

  資本市場使財富放大

  需要強調的是,之所以現在的財富和收入差距變得越來越大,部分原因是因為資本市場使得未來財富變現越來越容易。為什麼馬化騰能夠做到那麼多市值?如果沒有一個市場把未來無限的收入預期進行定價的話,那麼馬化騰擁有的14%股權能給他帶來多少財富?我大概算了一下,2004年到2010年,如果過去的利潤是14%,累計求和計算下來,馬化騰的財富大概只有27億元。如果騰訊沒有在香港上市融資,那麼過去這些年騰訊的利潤增長很可能沒有這麼快。14%的股權持有6~7年,乘以每年的利潤,馬化騰有27億元。如果沒有對資本收入的貼現,只是過去收入的累計,是不能反映未來的。在過去,財富更多的是個體收入的累積,有了資本市場以後,馬化騰的400~600億元的個人財富就不只是他個人收入的累積,更多反映的是騰訊未來收入的貼現值。這就是有了資本市場以後,人們在對未來定價、貼現等方面擁有了更多工具,使得財富發生了根本的轉型,正是這種轉型導致了今天資本的鉅額增長。總的來講,現代經濟的特點主要表現在生産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産出和投入變成了非線性的關係,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和其他國家,收入差距擴大對社會確實會帶來一些挑戰,但這跟意識形態、資本剝削、資本邪惡不邪惡基本上沒有太大關係。我們到底應該如何應對這種挑戰,這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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