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版的《經濟日報》發表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微博)文章，文章認為當前人民幣匯率已接近均衡點，人民幣匯率改革在中國對外經濟關係調整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應該得到各方肯定，而不應成為國際社會少數人指責的對象。全文如下：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李稻葵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客高調呼籲人民幣大幅升值。這一次與幾年前的人民幣的升值呼聲大有不同，帶有更加明顯的政治意圖。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人民幣匯率已接近均衡點

　　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7月21日匯改啟動以來，已經出現了顯著調整。人民幣名義匯率對美元累計升值達到30%，對加元升值8.7%，對歐元升值16.7%，對英鎊升值45.7%。如果考慮中美之間通貨膨脹的差別，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對美元升值已超過40%。

　　當前，人民幣匯率已接近均衡點。首先，必須明確均衡匯率的含義是什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社會尤其是經濟學界以及政策界對均衡匯率有了新的認識。一般認為，判斷一國匯率是否均衡最核心的指標是該國經常賬戶是否平衡，而不包括資本賬戶的平衡，因為資本賬戶的餘額往往極大地受到國際金融市場以及其他大國的貨幣政策的影響，如歐債危機以及美國量化寬鬆政策。換言之，當今時代，不能要求匯率的上下浮動(從而達到“均衡”)去燙平資本賬戶大幅波動。在這一點上，國際上公認的宏觀經濟學權威、國際貨幣基金前副總裁斯坦利費舍爾講得極其清楚。按照這一新的標準，人民幣匯率已經接近均衡。原因在於，由於中國自身經濟結構的調整，外貿餘額已逐步走向平衡，外貿順差已從2007年佔GDP的7.5%降到了今年預計的2%以下，絕對數從3000多億美元降到了今年預計的1500億美元左右。經常賬戶的順差從2007年的10%左右降到了今年的3%左右。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看到，中國貿易順差的下降以及經常賬戶順差的下降，其背後的原因是根本性的，是可持續的，那就是中國經濟自身結構的調整。其中包括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超過以出口為導向的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也包括製造業一線工人的名義工資增長速度達到20%以上，明顯超過名義GDP的增長速度。在這些因素的帶動下，可以預計，中國經濟的外貿順差再經過一到兩年的努力會逐漸消失，而經常賬戶的順差也會因此下降到2%以下。

　　必須強調的一個事實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包括外貿順差與經常賬戶順差的下降，事實上是中國對世界經濟再平衡作出的重大貢獻，應成為其他許多經濟體包括部分發達國家的榜樣。美國等貿易逆差國的調整速度遠遠低於中國，德國等貿易順差國的調整速度更是如此。

　　人民幣匯率改革在中國對外經濟關係調整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應該得到各方肯定，而不應成為國際社會少數人指責的對象。

　　特別令人不解的是，今年8月到12月初，國際金融市場經歷了一場新的波動，國際上少數人士提高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調門，而現實卻是在這波動中大部分國家的匯率，包括澳元、加元以及新興市場的貨幣，如巴西的雷亞爾、印度的盧比、俄羅斯的盧布等，都對美元出現了大幅度的貶值，人民幣是惟一的持續對美元升值的貨幣，是全球金融動蕩中巍然屹立的砥柱。比如，我們看到，2011年8月1日到2011年12月2日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升值1.12%，對澳元升值8.61%，對加元升值7.49%，對歐元升值7.94%，對英鎊升值5.78%。

　　事實上，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們遠比那些高調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政客們客觀務實得多。隨著人民幣匯率體制的不斷改革，海外外匯市場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斷減弱。2011年10月，海外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NDF)報價反映的1年後人民幣升值-0.43%。相應的10月份新增外匯佔款出現249億元的負增長，這是2008年1月以來的首次。11月下旬以來，海外市場上的人民幣貶值預期再度抬頭，2011年11月28日海外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NDF)市場美元兌人民幣1年期報價6.4081，相當於單日中間價6.3585高出496個基點，顯示投資者預期1年後人民幣對美元將貶值0.78%，當前人民幣匯率已經接近均衡匯率。

　　可見，國際上個別人士在人民幣問題上再繼續重提舊調，要求大幅度升值是非常荒唐的。

　　國際社會對匯率問題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國際社會對於匯率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今年3月至9月，筆者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顧問，參加一個10人特別顧問小組的工作，該委員會旨在反思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後IMF對成員國宏觀監測方面出現的問題。顧問委員會非常一致的意見就是，過去3年IMF對成員國的監測過分強調了匯率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一些極其重要的影響實體經濟波動的因素。因此，未來的宏觀經濟監測應該更加強調資金的流動、強調金融部門的穩健、強調經濟發展的平衡，而不應是匯率問題。事實上，在該小組討論的過程中，筆者以及大部分成員認為，IMF不應公佈他們針對各國的所謂均衡匯率的評估結果。IMF所謂的均衡匯率的評估，是通過3個模型得出的平均結果。事實上，這3個模型的方法都有巨大偏差，很難給出精確預測，評估結果會大大降低IMF的公信力。比如説IMF今年7月公佈的結果，3個模型的計算結果認為人民幣被低估3%、17%和23%。3%意味著基本均衡，17%是失衡，而23%則是比較嚴重的失衡。預測出現如此大的偏差，是無法指導實際經濟決策的。

　　部分國家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關注主要受政治因素影響

　　西方政客們主要考慮的是本地的政治問題，匯率問題恰好是一個例證。那些叫喊匯率升值的美國國會議員們大部分來自製造業企業受阻的地區，這些受阻的製造業企業往往把企業虧損的原因歸咎於中國，歸咎於人民幣匯率問題。這完全與事實不符。事實上，美國全國製造業人口僅僅佔美國全國就業人口的9%，而美國製造業的失業率是低於美國平均失業率的，為8%左右。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做文章是不可能解決美國本土的就業問題的。美國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最近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疾呼人民幣升值。他開篇便説，“我知道這不是一個重大問題，相反，這是一個很小的問題；但由於美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因此雖然是很小的問題我也一定要講。”既然美國經濟學家都承認這是一個小問題，明眼的讀者立刻明白，這是以美國的部分人士小問題來給中國製造一個大麻煩。作為克魯格曼教授的同行和朋友，我感到不解和可悲。這些美國學者朋友們面對自己的經濟問題，不去抓主要矛盾，不去對症下藥，反而轉而責怪他國，轉嫁矛盾，這無益於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本解決。

　　對此，我們一方面應在學理上、在經濟政策層面同西方有關人士講清楚道理，據理力爭；另一方面，要加快我們自身的改革，爭取在未來一到兩年之內比較徹底地解決國際收支平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