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房大躍進與劉志軍何干？兩者都是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下的産物，都註定會以尷尬收場。劉志軍在任期間，因為好大喜功、大幹快上，被鐵道部內部稱為“劉瘋子”。劉志軍倒下，不僅留下了鐵道系統不堪重負的債務，也留下了動車追尾等諸多鐵路安全隱患。

　　今春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十二五”期間全國將建設保障3600萬套，全國保障性住房覆蓋面達到20%左右。其中2011年開工建設1000萬套。年初，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與各地地方政府簽訂目標責任書，將任務落實到市縣和具體項目。

　　根據住房城鄉建設部數據，截至10月底全國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開工已超過1000萬套，實現了年初計劃的目標任務。然而，以如此大躍進的方式搞保障房建設，既不現實，也無必要，甚至可能帶來諸多隱患。

　　首先，全年10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至少需要建設資金1.3萬億元人民幣。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央出臺了四萬億刺激計劃，引發地方融資平臺的失控性膨脹，出現了超過10萬億的平臺貸款，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還本付息困難的情形。在地方政府已經債臺高築的情況下，保障房資金從何而來？根據住建部數據，2011年保障房投資中，中央和地方投資5000億，國家開發銀行貸款1000億，社保基金投資500億。即使勉強上馬，很多項目最終也會陷入資金困境：要麼成為爛尾工程，要麼倒逼銀行提供貸款。

　　其次，政府主導的工程項目，往往會淪為承包商眼中的唐僧肉。在利益面前，違法者沒有底線：鄭州八棟保障房封頂兩月因質量問題拆除；吉林省靖宇縣和撫松縣境內一段總投資23億元的鐵路工程，被違規分包給一家“冒牌”公司和做過廚師、“完全不懂建橋”的包工頭，本應澆築混凝土的橋墩，竟被偷工減料投入大量石塊；甘肅從天水到定西耗資80多億元的國家級高速公路，僅僅通車幾個月，就被迫全面返工，以前的路面需要全部揭掉重新鋪設；海南省質監部門在文昌市文城鎮保障房項目工地查封了345噸“瘦身鋼筋”。我們不能讓百姓在“沒房住”與“住有質量隱患的房子”之間做痛苦的選擇題。

　　再次，在政府權力缺乏有效制約的現狀下，保障房分配環節也難以保障公平。有關係的個人，勢必各顯神通，從中牟利。據媒體報道，多個已交付的保障房小區，不僅“窮人”開豪車上下班的現象已是常態，而且部分樓盤入住率普遍不高，還有業主私自出租的案例。

　　在管理學中有句名言：衡量什麼，就得到什麼(what you measure， what you get.)。錯誤的政策，一定會帶來扭曲的激勵與結果。

　　為完成所謂的軍令狀，地方政府勢必努力造假，這正是他們所擅長的領域。果不其然，住建部副部長齊驥承認，今年開工的1000萬套其中存在約1/3的“挖坑待建”情況。一些分析師説，地方政府抬高了網上統計的保障房數字，大學宿舍和翻新的老房子也被包含在內。《南方週末》的調查發現，河北保定的3.4萬套保障房多數為企事業單位集資建房及城市危舊房改造，甚至有商品房被貼上“保障房”標簽。

　　保障房大躍進的後果不難想象：一方面是政府債臺高築(最終還是由納稅人埋單)，一方面是嚴重的工程腐敗和保障房分配潛規則，另一方面是觸目驚心的保障房質量隱患。我希望是我太悲觀了。

　　在百姓望房興嘆、高房價消滅中産階級的大背景下，筆者當然支持政府打壓房價的努力。但是出發點正確，不等於結果正確。選擇了錯誤的方法，難免會南轅北轍。

　　中國的房價問題與引發次貸危機的美國房價泡沫不同，因為中國一直對購房有20%以上的首付款要求，現在二套房的首付比例高達六成。換言之，中國的購房者並不是在銀行的縱容之下進行不負責任的買房行為。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房子太少，而在於分配不公：首先，在銀行存款負利率、股市不如規範的賭場背景下，買房保值成了社會共識，以溫州炒房團為代表的有錢階層大肆買房；其次，根據王小魯的研究，中國在2008年就擁有5.4萬億的灰色收入。對這些灰色收入而言，買房是最省心的去向了。“土地奶奶”羅亞平(遼寧撫順國土資源局順城分局局長)擁有27套房子，山西蒲縣煤炭局長郝鵬俊有36處，其中35處在北京，基本都位於二環。上海外高橋[11.44-0.61%　研報]保稅區管理委員會處長陶建國29套房産；浦東新區副區長康慧軍14套房産。青島遠洋運輸有限公司副總宋軍，在北京、天津大肆買房，僅北京就27套。“許三多”(錢多、房子多、女人多)已經成為越來越多落馬官員的標準標簽。不少官員甚至懶得去出租這些房子，這進一步加劇了房源的緊張。結果就出現了一方面百姓買不起房，另一方面很多房子閒置的奇怪現象。可以説，房價怪現象，不過是社會分配不公的體現而已。

　　因此，以筆者之見，從根子上解決中國房價問題，必須從調節收入分配結構入手：一方面要打擊腐敗，降低社會尋租成本，另一方面要還利於民，讓百姓富裕起來。

　　中國目前之所以出現“國富民窮”的悖論，是與政府掌握過多經濟資源分不開的。

　　現階段，我國政府對資源的掌控主要通過以下渠道：一是國有企業，特別是電信、石油、鐵路、航空、金融、電力等壟斷性央企；二是財政收入，預計今年財政收入將突破10萬億，同比增長25%左右。賣地收入佔不少地方政府財政收入25%~50%。三是政府掌握了重要的審批權，包括IPO、行業進入壁壘等等。創業板推出後的“PE腐敗”之所以屢屢出現，就是因為誰能獲得IPO資格就意味著“范進中舉”式的一夜暴富。2010年國家發改委一名被坊間列為“中國十大處長”之一的處長被“雙規”，出事的原因很簡單，他主管審批了數百億元的投資。

　　更糟糕的是，政府掌握的巨大經濟資源，主要被消耗在龐大的三公開支、形象工程和鐵公機項目，而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領域長期欠賬。由於財政支出公開程度很低，又缺乏人大的有效制約，地方政府在支出方面缺少約束，可謂“有錢花、隨便花”。可以説，各級政府患上了“投資饑渴症”：投資不僅可以創造GDP和稅收，也可以改善城市形象，其中的腐敗機會更令其欲罷不能。

　　大幹快上的高鐵，乃至眼下的保障房大躍進，都是“政府主導思維模式”的産物。讓官員花百姓的錢，註定是低效率、腐敗叢生的，也未必符合百姓的需求。無論出發點如何，只會導致更大的社會不公。

　　正確的做法並不複雜：政府應該“還利於民”，讓百姓自己花自己的錢。其一，政府應大幅度降低稅負；其二，必須打破央企壟斷，降低石油、電信都生活成本；其三，央企利潤應該分給百姓。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在2012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提出，將支出約85.7億元向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7000元，非永久性居民每人4200元。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也都常有此類實實在在的“還利於民”之舉。最後，政府應停止直接接入經濟建設(鐵公機)，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領域，讓百姓買房時無後顧之憂。

　　當然，保障房作為面向低收入階層的救濟手段可以存在，但只能是房地産市場的補充，而且政府只能建設僅供出租的“廉租房”，因為“經濟適用房”註定會被潛規則吞噬。(劉勝軍現任中歐陸家嘴[12.79 -0.78%　研報]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