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某地産大廈建築工地。安心/CFP

    ◎湯敏 國務院參事、經濟學家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0週年了。十年的輝煌，值得一記，這10年中，中國抓住機遇，實現了經濟的飛速增長，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第二個十年到來之際，在國內國際環境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中國如何通過進一步改革將高速增長持續下去；在人口紅利終結的情況下如何實現産業升級；如何通過改革收入分配機制讓百姓更多從經濟增長中受惠，這是需要各界思考的問題。

　　國內和國際環境發生巨大變化

    我1984年出國之後到2000年回國，親歷了這段中國加入WT O之後，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跟很多人一樣，感到加入WT O的興奮和由此帶來的很多困惑。

    現在的問題是，過去我們創造了十年的輝煌，那麼未來十年這個輝煌能不能繼續保持下去？後WT O時代是指，從現在開始往後的十年，世界經濟整個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同時中國經濟、中國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也在發生著巨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才能保持我們在WT O入世之後的機會，而且一直推到未來十年、未來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在過去幾十年裏頭，有16個國家和地區都能達到每年G D P增長7%以上，而且連續保持20年之久。在這16個國家裏頭，最後能夠從中等收入國家變成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只有6個。也就是説在這個過程中，儘管可能十幾年、二十幾年保持高增長，但也可能在某個時候出現問題。

    這個意義上來説，我想講三個問題，第一，未來十年對中國來説，特別是中國經濟來説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時代，這個年代裏頭我們怎麼樣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第二，這個年代從企業本身市場需求來説，是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時代，這個時代我們怎麼樣走得好。第三，這個時代還將是世界的規則發生巨大變化，每一次大危機之後都會發生一次大的整個的運行規則的變化。而中國恰恰在這個時候有了一定的話語權，有了一定的參與權和決定權。我們在世界事務裏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麼。我覺得這三個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在後WT0時代保持輝煌的非常重要的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的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從國內來看，我們過去依賴大量廉價勞動力，隨著勞動力短缺，隨著勞動工資迅速增長，這個日子很可能是一去不復返了。我們依賴巨大參與的市場，隨著這次危機，隨著美國和西方國家減少他的債務，增加他的儲蓄。由於美國這些西方國家開始再製造，再重創他的製造業，而我們過去那些簡單地去把別人一些技術，把別人一些機制、模式複製下來，在我們這裡頭重新來生産的模式，如果依然持續，這個市場也越來越小了。

    這個意義上來説，中國現在處於一個我們稱之為創造性的破壞的時代。這個時代早在1890年由經濟學家、現代經濟學鼻祖馬歇爾在整個《經濟學原理》中曾經表述過，他把這樣稱之為創造性破壞經濟發展的一種突變時期，比喻為一個森林成長，在一個大森林裏頭，在快速增長的國度，像一個森林的一些樹基本長不起來了，這時候需要換一些樹種，換了樹種之後，這些新的樹種以更高的生産力，更快的速度來生長。而一旦開始換樹種的時候就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原來的樹種對新生的樹苗遮擋陽光，怎麼保護新的樹種，怎麼砍伐老的樹種。第二，一旦你開始換的話，你就開始進入這個循環，你就需要不斷地更換樹種，不斷地提高你的生産能力。現在我們碰到的，就恰恰是這個問題。中國經濟隨著我們的勞動力短缺，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經驗來看，將會是一個産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這跟過去30年都非常不一樣。在這個時候我們以什麼樣的機制來淘汰曾經是非常成功的企業？

　　深化改革壟斷國企和金融産業

    最近我們市場上討論得比較多的是關於中小企業融資難，中小企業困難的問題，這些方面是由於我們的貨幣政策，由於整個金融政策造成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相當一部分的中小企業已經到了生存門檻的時候，因為他們現在面臨著一個創造性破壞。在80年代韓國，在70年代日本，同樣出現一些貨幣政策和這些金融機制問題，短短幾年裏頭，整個産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從東南亞、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在這種關鍵時候轉型沒轉上，對他們造成的損失，造成他們不能升級的各种經驗來看，這個轉型階段是非常關鍵的時期。

    我們不但要騰出市場，騰出資金，騰出土地，為這些新的産業，為産業的改革、換代、升級，但是這些升級的機制是什麼。我們哪些産業應該讓他發展，哪些産業應該被淘汰，這由誰來決定，由什麼來決定，這些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如果我們過多依賴政府決定，那麼根據很多國家的經驗來看，政府不一定比市場更聰明，很可能好心辦壞事。如果這段時間，政府在經濟發展裏頭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動，下一步政府産業政策怎麼樣做，才可能真正在這種創造性破壞的時候是以創造而不是以破壞為主。

    因此，我們面臨三大任務，一是我們要改革現在國有壟斷企業的體制，因為現在壟斷企業，壟斷的範圍越來越廣。二是要改變我們投資體制，我們過去那種50%以上由企業自己拿錢出去投資，而這些有巨大利潤企業不一定是那些新的産業或者是值得去推進的産業，很可能會造成投資的巨大浪費。從投資的效益來説，中國在整個發展中國家都是相對比較低的。三是這裡頭還涉及到我們金融産業改革，金融改革，從西方國家來看，我發覺他的那套過度金融化，過度衍生産品，有他的弊病。中國未來的金融體制是什麼樣的體制？我們怎麼樣能保證讓金融體制改革以後，他也真正能夠扶助實業為主，而不是去製造更多的泡沫。這些都是我們要保持在後WT O時代輝煌的非常重要的一點。

    我們企業要走出去，我們有3.2萬億的外匯儲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稱之為現金為王，大危機的時候誰有現金誰為王。但是現金在什麼情況下才能為王呢？在關鍵的時候，剛剛我説要進行投資，把現金用出去。用老百姓的話説，有沒有可能把這個現金用來抄底，否則這麼高的外匯儲備，到了一定的時候當全世界的通貨膨脹蔓延（這天是早晚都會來，可能為時並不是很遠），我們這些現金就會縮水，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需要大量把我們現金變成資産的時候，我們企業需要去兼併更多國外企業。過去一段時間我們有成功也有失敗的經驗，怎麼樣可以平衡好，怎麼樣有更多的資源，得到更多的技術，得到市場、得到人才？這裡頭我們需要有新的機制。我們企業要出去投資，現在不是不讓出去投資，而是你有足夠的人民幣去把外匯買過來去投資。這裡頭我們怎麼樣來創造一種新機制，把外匯儲備和對外投資結合起來，同時我們企業怎麼樣能夠保證或者説怎麼樣盡可能地出去少交學費。

    我們過去那種總想當大哥的模式，是不是一個唯一或者是最好的模式？我們怎麼樣去多元化，我們不一定當大股東，我們做小股東的投資行不行？我們能不能夠投資到董事會裏頭，保證一個席位，這樣的投資方式行不行？這些都是需要探討的。加上在未來三年到五年之內，整個世界經濟的形勢看來，是發達國家非常緩慢地在增長，真正推動世界經濟的動力可能來自發展中國家。而中國有鉅額外匯儲備，中國企業能力等等可能投到發展中國家成功的幾率應該是比較高的。那麼這時候我們怎麼樣建立一種機制來對發展中國家比較大規模地投資？發展中國家有很大發展潛力，但這些潛力一些企業發揮不出來，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除了政治體制原因，就是缺基礎設施。而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的能力和技術應該來説是舉世聞名。我們能不能由基礎設施投資來帶動中國企業走出去，由國家去通過幫助這些國家去修基礎設施，把這些港口、公路、電廠等等建好了，我們企業跟著走出去。這樣基礎設施回報也高，企業回報也高。我們怎麼樣在全世界100個國家當中挑一些好的國家做一些全方位的，而不是企業完全無頭蒼蠅式地走出去，特別發展中國家的風險非常大，這個能不能走出一個新模式來。我們能不能找幾個國家，可以先試點，只要他們有意願。

　　救不救歐洲需要從最長遠思考

    現在歐債危機還在延續之中，最近中央電視臺採訪我，問我，中國應該不應該去救，這本身就是問題，因為中國是救不了歐洲的，最多是我們參與不參與救。這裡頭又涉及到中國整個大戰略問題，這個涉及到中國參與不參與救歐洲，中國如何參與救歐洲，中國參與到什麼程度。中國對整個全球化發展中長期目標是什麼。有沒有話語權和影響力，如何增加我們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在國內能不能達成共識，老百姓會不會支持？因為每一次大危機之後都是一次大的國際規則特別是經濟規則改變。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之後，整個金融體系等於是脫胎換骨的變化。這些規則的變化會涉及到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空間問題。現在中國正在面臨一個大概五六十年才碰到一次甚至更長時間才會碰到一次國際大的規則改變。這對我們來説是非常好的機會，但是中國準備好了沒有。

    這裡頭涉及到我們話語權的行使，需要對國際規則有非常深刻的了解，需要能夠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出來。這些國際規則制定一般説來都是由各個國際組織推動，開始計劃設計，最後批准是由各國批准，最後由國際組織推動。我們中國有沒有這個能力對國際規則有深刻的了解，能不能拿出我們的方案來，這個方案不只是對我們有好處，你還要被別人所接受，這時候你才能有真正的話語權，才能真正地有影響力。這些方案拿出，涉及到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人才，我們有沒有這樣高水平的智庫，我們有沒有使用這些智庫的機制。這些就涉及到我們為幾十年發展的空間問題。

    在國際上不是沒有教訓，從經濟實力來説，日本比很多西方國家都強都大，但是在話語權、影響力的問題上日本相當差。主要有四個問題，第一是他的國內政策協調太集中。第二他的官員太頻繁地調動，第三他非常缺乏高質量智庫，民間不能提出很好的建議，最後他是語言的問題。從某種意義相對來説我們一旦有這個話語權，有了這個機會我們能不能把握得住，這些都是給我們的挑戰。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中國能不能在後WT O的時代繼續保持我們的輝煌，這個就是要涉及到我們需要付出，我們需要準備。這裡頭還涉及到一個中國要想成為世界經濟規則的制定者之一，成為世界經濟的領導者之一，我們還要逐漸來改變我們國民心態。我們要想當領導者，我們就要有一定的付出，國際領導者必須是國際福利的凈貢獻者，而不是凈受益者。被領導者希望從領導者那裏獲得一定的援助，我們現在做好這個準備沒有？這要從我們作為大國，作為一個對我們子孫後代開拓空間的負責態度，來思考今天的矛盾和利益。

    機會只給有準備的人，只給有準備的企業，也只給有準備的國家。我們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