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經濟的不景氣的情況下，總數超過2億、包括新生代民工和城市白領在內的新一代中國青年，由於有強烈的消費慾望，被外媒看作了世界經濟的“救星”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金微、徐海波、袁軍寶發自北京、濟南、東莞的高埗鎮，來自江西農村的25歲農民工金起鵬(化名)剛領到3000多元工資，便換了一個1000多元的手機，他每月需要加班幾十個小時才能拿到這些工資，但是金起鵬卻毫不吝惜，即便換了新的手機後，除去房租和日常生活後工資所剩無幾。

　　“即使不買新手機，我每月的工資也會以其他方式花光，比如唱K上網等，我就是月光族，”金起鵬説，周圍很多年輕人都是這樣。

　　17歲就出來打工的金起鵬輾轉多家工廠後，工資才漲到這個水平，沒有多少存款也沒有結婚的他認為“生活上不能虧待自己”。

　　金起鵬只是1億新生代農民工的一個縮影，這一代從農村到城市務工的80後、90後的年輕人，總人數大約1.4億人，佔外出打工農民的60%多。

　　新一代農民工愛“月光”

　　“儘管農民工工資水平相對較低，但由於其總規模已經十分可觀，從總量上看也是一筆巨大的收入和潛在的消費支出。由於這個組別具有更大的消費收入彈性，或者説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將會成為重要的消費群體。”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給本報作出如上分析。

　　實際上，最近多份調查也顯示這個龐大的消費群體的潛在爆發力。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一份涵蓋7省的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方式前衛，對高檔、時尚商品有強烈的消費慾望，休閒消費顯著增加。調查發現，近100%的新生代農民工擁有手機，很多人擁有自己的個人電腦。

　　山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一份調查稱，目前山東省“80後”新生代農民工的在外平均消費傾向不斷提高，寄回帶回的收入比例明顯下降。“2010年，新生代農民工平均寄回帶回為5732元，佔外出從業總收入的36.8%；而上一代農民工平均寄回帶回為8864元，佔外出從業總收入的57.3%。”

　　“新生代民工的消費方式確實不一樣。”廣州大學廣州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魏偉新介紹，老一代農民工大多節衣縮食，將節省積攢的血汗錢用於家鄉親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住房、産業等不動産投入，新生代民工的收入主要用於自己消費，舍得光顧城裏的消費場所，會享用現代生活方式。

　　“新生代民工的大宗消費和時尚品消費升溫，他們對豐富提高生活品味的消費(手機、上網、MP3)等專項消費需求日益增加。”魏偉新説。

　　以手機通訊費為例，中山大學勞工研究與服務中心的歷年調查數據，農民工每月用於通訊的費用從2008年的63元增加到2010年的91.54元，增幅達45%，而同期農民工月工資增幅只有20%。不僅手機及相關消費呈現上升勢頭，其他消費類開支亦如此。2010年農民工每月用於生活日用品(含化粧品)的開支比2006年提高了46%，用於服裝和文化娛樂的開支同期提高了43%，這些數據均説明他們消費慾望的增長。

　　魏偉新認為，農民工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消費群體，在有些城市甚至大大超過原居民消費總量，這意味著原來城市的消費將發生從量到質的轉變。蔡昉也認為，農民工通過轉變為新市民，將迅速成長為中國的消費巨人，“這必然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全球經濟再平衡産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他們更具有消費力

　　比新一代農民工更早成長起來的消費群體是都市白領。如今，這個群體依然在蓬勃壯大，並且購買慾望強烈。

　　“每個月的工資只有6000，有時卻會去買一個5000多的包包。”25歲的河南女孩楊溢(化名)告訴記者，她喜歡這類的奢侈品，“我上次去法國的時候，就覺得自己應該要買一個。”

　　2008年，大學畢業的楊溢來到北京工作，在一家企業站穩腳後，她就成了事實上的“月光族”，“有時我寧願在其他方面少花點錢，但像包包、化粧品必不可少。”

　　楊溢的男友李江也在企業上班，月收入7000元的他去年花10萬塊錢買了一輛車，這筆大的開支還是在家庭的支持下完成的，他認為自己買車不是為了面子，更多是為了今後的發展和積累人脈的需要。他給記者亮出一本賬單：每月房租1500元，朋友交際餐飲800元，開車油費及停車費800元，電話費300元，在扣除其餘雜項開銷後，他的月收入也所剩無幾。

　　這對月光族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實現著廣告的宣傳“租別人的房開自己的車”，他們的消費方式正是是中國時下部分青年生活的寫照。

　　國內汽車網站的一項調查顯示，“80後”正在成為汽車消費市場的新生力量。半數左右的中國“90後”、“80後”在30歲之前已買車或計劃買車，相比之下，半數的“70後”是在31至35歲間買車或計劃買車，“60後”買車的年齡更推遲到41～45歲之前。調查分析指出，“80後”沒有“60後”的保守，沒有“70後”的固執，他們消費觀更超前、接受能力更強。

　　與汽車業一樣，奢侈品行業也有了越來越多年輕人的身影。商務部長陳德銘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1年會上指出，中國奢侈品進口已位列世界第二，這不僅與民眾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提高有關，80、90後構成的新消費群體對名牌的崇尚也帶動了奢侈品的銷量。

　　世界奢侈品協會最新發佈的“官方藍皮書”證明了這點，該協會中國首席代表歐陽坤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時説，奢侈品消費趨勢越來越年輕化，而且這個群體逐漸擴大。“奢侈品已經成為他們不可或缺的時尚符號，就像過年送禮送煙酒一樣。”歐陽坤説，不同於國外獨立的奢侈品消費方式，中國奢侈品消費往往是家族式的重復式的消費，“有些年輕人不考慮有沒有收入，父母的消費力代表著孩子的消費力。”

　　零點集團董事長袁岳則認為，多數年輕人比前一代人更會花錢，更會理性地消費，“正是他們的新消費意識才啟動了中國的消費市場。”

　　新消費方式的潛力和隱憂

　　包括新生代民工和城市白領在內的新一代中國青年，日益吸引著世界的目光，他們總數超2億人——幾乎是日本總人口的兩倍——並且具有強烈的消費衝動。

　　在世界經濟的不景氣的情況下，一些外媒的報道稱“國際名牌視中國年輕者為救星”、“中國遊客成奢侈品行業的救星”。有報道説，在金融危機衝擊下，中國出口和投資急劇下滑，年輕人的購買力使得中國經濟得到了支撐。

　　“從城市白領到新生代民工，他們的消費方式帶動經濟的發展，年輕人的消費或將影響世界經濟。”美國《時代》週刊最近的報道甚至提出了這樣的假設：中國的年輕一代會成為世界經濟的救星嗎？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時説，中國消費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不可小視，“比如奶粉，很多人熱衷於購買國外的奶粉，使得遠在歐洲的奶粉都因此要實施限購。”他認為，外媒對中國青年的關注是因為他們希望中國繼續保持強勁的增長，這樣他們會受益。

　　不過，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劉勇認為，年輕白領的群體的消費慾望雖高，卻不能夠有效帶動中國消費。由於收入有限，年輕人的消費只體現在特定的領域，如交際、餐飲、服裝、時尚等個性消費。

　　亞洲開發銀行高級經濟學家莊健同樣認為，中國的消費更多的需要普通消費者的拉動，年輕人會引領消費，但也只是消費的一個方面。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在長期調研中發現，新生代民工結婚後日子會過得精打細算，尤其三四十歲的時候，他們會有個突然的心理轉換，在對比城市與農村後，他們有的人會回流到農村。

　　他告訴記者，手機、溜冰場、網吧是新生代民工在工廠高強度枯燥勞動下的精神支柱之一，他們追求高端時尚的消費方式不會持續太久。

　　而對於外媒眼裏的世界經濟“救星”的生活方式，魯政委有著很深的擔憂。他説，現在中國面臨的情況是“老的花錢多小的花錢也多”。

　　“短期內年輕人的消費方式對經濟確實有暫時的促進作用，但長遠來看對經濟沒有什麼作用。我甚至有些擔憂，如果沒有儲蓄，經濟的增長潛力是不會有的，中國無法成為國際金融市場，沒有儲蓄，無法完成對經濟增長的投資，雖然現在消費旺盛，但是沒有儲蓄的消費和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甚至可能會陷入蕭條。”

　　由於收入不足和保障不全，很多中國人花錢時並不那麼放心。 法新社

　　年輕消費者並不敢放心花錢

　　無論是白領、農民工，都面臨收入和社保體系不完善的問題，這些因素制約了他們的消費觀念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金微、徐海波、袁軍寶發自北京、濟南 24歲的李通剛定完婚，但從沂蒙山區出來已經在外打了七年工。他去過建築工地、當過保安，現在在青島平度市的一家服裝廠工作，每天早晨七點半上班，下午六點半下班。

　　“每天都如此，一週只有一天休息時間，每月工資才2100元。”談起工資，李通並不滿意。

　　儘管有不少外國報刊關注到中國新生的消費群體力量，但這一群體也無法一概而論。不少年輕消費者並不敢放心花錢。

　　沒有多餘的錢可花

　　像李通一樣，目前“80後”甚至是“90後”的農民工陸續替代了老一代農民工，成為農村外出勞動力的新生力量。山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監測數據顯示，在山東所有外出農民工中，“80後”新生代農民工佔到62.4%。

　　新生代民工對農村、農業的歸屬感已經日益降低。據有關研究機構的不完全統計，在“80後”農民工中，有60%基本不會做農活，45%不想再回到農村。他們期待著融入城市，但是這卻很困難，首先高房價就成了橫亙在他們面前的一道鴻溝。

　　今年4月份，李通在平度市裏買了一套72平米的二手房。“四個姐姐，每家給出了一萬，家裏還有五萬元的存款，剩下的四萬多全是借的。”李通説，舉債湊夠了13萬多的首付，現在他每月要還1200多元的貸款。

　　面對著巨大的還債壓力，他不得不在生活上“精打細算”。“以前沒買房子時，還可以和同事出去喝喝酒，甚至去唱歌，但現在還要為以後生孩子做準備，還要攢錢還債，很少敢出去亂消費。”李通説，目前他最大的擔憂是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生病、養老等等都需要自己想辦法。

　　北京“工友之家”負責人孫恒對李通面臨的問題深有同感，過去幾年時間，孫恒所在的工友之家一直對各地農民工生存狀態進行調查，他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時説，現在新生代民工沒有社保醫保是一個普遍現象，無論是幾十人的小作坊還是上萬人的大企業，基本情況都是這樣。

　　孫恒介紹，由於沒有基本的保障，工資不高加上飛漲的物價，一些農民工的工資只能滿足基本的生活要求，不敢放心花錢。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認為，媒體的宣傳給新生代農民工灌輸了更大城市夢，但問題是我們現在支付不起讓他們在城市紮根實現體面生活的社會成本，“新生代農民工所面對現實和想象之間的心理落差比第一代農民工更大。”

　　北京上班的白領成麗雖然沒有這樣的心理落差，她也不用擔心農民工遇到的“醫療社會保障”等問題，但是，她同樣不敢放心花錢。成麗每月工資只有4000多元，這樣的收入在北京是中下等，她交完房租再逛幾次街基本上就“月光”了。

　　成麗最近一筆大的開支是一台單反相機，因為她迷上戶外活動已經很久了，“我覺得相機對我來説很重要，我可以為了它省吃儉用。”她認為，自己還是理性的消費，也不希望為了虛榮而給自己過多的壓力。但是，僅僅是正常的生活開支加上偶爾的“奢侈消費”已經讓她感到無處不在的壓力。

　　有了余錢也不放心花

　　像成麗和李通，高消費意識並不明顯，很大程度上他們代表了普通中國居民的消費方式。

　　過去20年，中國居民消費率在不斷下降，雖然GDP的複合增長率為16%，但居民消費的複合增長率僅為14%，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46%下降到2010年的34%。而投資佔GDP的比重高達50%。

　　資深財經評論員朱大鳴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時説，造成這種現狀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和金融體系把財富從家庭部門轉出，去鼓勵和最大限度促進投資增長。因為通脹率和利率存在的負利率，導致了儲蓄必須積極尋求投資才能獲得保值和增殖的機會。

　　事實上，國家也一直想提高消費在GDP中佔據的比重，但是，抑制居民消費的那些廣為詬病的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將老百姓面臨的狀態總結為：“沒錢花”、“不敢花”、“不方便花”。

　　余斌説，“中國人的消費越來越少，是因為口袋裏沒錢，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持續下降。”浙江大學的調查稱，目前，新生代農民工人均月收入1413.8元，平均小時工資7.5元，較老一代農民工低了近0.5元。山東省的調查同樣是“相對於老一代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明顯要低。”

　　余斌認為，由於政府用於醫療衛生、社會保障、養老等社會事業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使中國人普遍面臨著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老百姓有錢也不敢花。“另外，由於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明顯，高收入群體有支付能力，但購買意願不足；低收入群體有購買願望，但沒有支付能力。”

　　在亞洲開發銀行高級經濟學家莊健看來，無論是白領、農民工，還是更多的普通大眾，他們的消費都面臨收入和社保體系不完善的問題，這些因素將極大地制約了他們的消費擴張，“如果説這兩方面的問題不解決，消費很難有所增長，中國雖然有短期的消費促進政策，但這需要長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