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德國總理默克爾（左）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在歐元區峰會上交談。當天，歐盟與歐元區領導人在布魯塞爾舉行峰會。會議將力圖彌合各方在應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上的分歧，爭取就穩定歐洲銀行業、擴大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規模等問題達成共識。新華社發（莫納斯攝）

　　新加坡聯合早報11月10日發表鄭永年的文章《發展中國家或者亞洲能夠拯救世界經濟嗎？》，主要內容如下：

　　西方發生危機了，非西方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夠成為危機的拯救者？對西方的失望使得很多人把目光轉向發展中國家，包括“金磚國家”（巴西、俄國、印度、中國和南非），甚至亞洲國家。但是，答案就那麼簡單嗎？非西方國家能夠拯救世界經濟危局嗎？對這個問題也需要有客觀、冷靜和理想的認識。

　　的確，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一波全球化過程中，一個最顯著的國際經濟現象就是非西方國家的崛起，主要是人們所説的“金磚國家”。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裏，這些國家的經濟取得了高速的發展，在世界經濟的版圖裏佔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些國家也已經成為世紀經濟的新增長點，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巨大。因此，不難理解，人們開始把拯救世界經濟的希望放到了這些國家。

　　但是，回到現實面，人們不難發現，這些國家還遠遠沒有能力來拯救世界經濟。人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這個問題。

　　首先，和西方相比，這些國家的經濟規模和總量還是比較小。儘管在快速提高，但要拯救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實際能力，必然受到其客觀經濟規模的制約。除了中國，其他國家的經濟規模遠遠小于西方主要國家。即使是中國，儘管總體經濟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二，但人均國民所得仍然非常之小。這一特點表明，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仍然是內部問題，不是外部問題。總體經濟規模大能夠産生很大的外部影響，但這和拯救世界經濟是兩件不同的事情。要拯救世界經濟，必須回到用什麼方式來拯救這個問題上來。在這方面，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都一樣：即使有實際能力，也缺失有效的工具來拯救世界經濟。

　　沒有獨立運作的體制能力和權力

　　其次，因為這些國家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它們各自的經濟本身也同樣避免不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和中國的“開放”和“接軌”政策一樣，所有這些國家都接受了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加入各種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主動進入世界經濟體系，使得所有這些國家在較短的歷史時期裏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同時，這種情況也説明了，這些國家都必須在這個充滿危機但又沒有能力應付危機的體制內發生作用。例如，這些國家沒有自己主導的“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美元”或者“歐元”。因此，西方的衰落並不表明非西方國家的自動崛起，因為它們還沒有獨立運作的體制能力和權力。

　　再次，這些國家儘管開始意識到在西方主導下的國際經濟體系內運作的局限性，並且也開始協調它們之間的政策，但是它們還遠遠沒有能力成為一個類似目前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很難想象，這些國家很快能夠發展出有效的協調機制，更不用説是建立類似西方所確立的體制了。不管它們怎樣不滿意現存的世界經濟體系，它們還是要在體制內發生作用，而不可能另起爐灶。從歷史上看，世界經濟體系的形成並不僅僅是因為經濟因素或者市場因素。經濟因素只是個重要基礎，政治和戰略的考量更為重要。經濟體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主權國家之間的事情，沒有政府的捲入，制度化和法律化就無從談起。而任何政府要考量的不僅僅是經濟，而是政治和戰略。“金磚國家”之間儘管開始出現共同的經濟利益，但並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利益和戰略利益。這表明不管這些國家的經濟意願有多大，都很難形成類似西方所確立的世界經濟體系。

　　即使在未來它們有了這樣的意願，但西方又會如何做呢？西方不可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和自己構成競爭關係的新經濟體系的出現。西方必然盡力來阻止發展中國家這樣做。西方的阻撓會使得所有這些國家退出現存國際經濟體系的成本無限地高。更何況這些新興國家之間還有各種非經濟的矛盾。實際上，因為這些非經濟矛盾既存在於中國和印度之間，也存在於中國和俄羅斯之間，西方很容易插手這些國家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