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國已有29個省市區發佈了前三季度經濟運行情況，與去年同期相比，23個省份GDP同比增幅放緩。

　　作為“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地方政府都主動調低了GDP增速，各省GDP增速放緩符合實際規劃，體現了各省開始淡化GDP增長速度，將重點落實到調整産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來。此外，今年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房地産市場調控措施、實行緊縮貨幣政策，財政批准的項目也在壓縮，這就在投資上有一定程度的縮減，再加上世界經濟不確定的因素還沒有擺脫，綜合因素使GDP增速適度下降。

　　目前，中國有佔世界20%的人口，人均國內生産總值超過4000美元，正進入到消費結構升級的關鍵階段。正如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所言，提高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加強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都孕育著巨大的國內需求。到2030年，如果中國的人均收入能達到1.6萬美元，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相當於增加15個現在的韓國。很難想象，這樣的增長如何在由出口和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下實現。值得欣喜的是，在今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鄭重回應，中國將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堅決破除體制機制障礙，進一步增強可持續發展動力。

　　根據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制度等全要素在1985年到2005年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實證研究，1985－2005年制度因素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只在0.2左右的水平，並且呈現出巨大的波動。

　　其中，1985年－1989年，除資本佔主導地位之外，制度的貢獻處於較高狀態；1990年－1998年，資本和勞動成為絕對主力，制度在經濟增長中呈現出副作用；直至1998年－2005年，制度才慢慢發揮出正向作用。

　　這個研究正好揭示了為什麼在上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活躍，農村經濟充滿活力，而上世紀90年代由於各項制度制定和落實的滯後，使得制度作用表現出負面效果。更何況，自次貸危機以來，制度對於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也進入瓶頸狀態。

　　我們一直在提經濟轉型，但所有轉型都只是在修修補補。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經過30多年的開放，我們建立起了強大的進出口貿易部門，但這是以全國資源向外貿部門集中的代價換來的，其結果一方面使得中國外貿過於強勢，影響了整個産業結構佈局，另一方面大量勞動密集性産業限制了勞動者福利待遇的提高。因此，要解決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就要推動體制改革，即在法治化、限制政府權力、打破特殊利益集團、反壟斷、民主化等方面切實推進，從制度上改變目前政府在整個社會財富分配過大的局面，從而推動居民等非私人部門收入的增長。(《國際金融報》周子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