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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國已有29個省市區發佈了前三季度經濟運行情況,與去年同期相比,23個省份GDP同比增幅放緩。
作為“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地方政府都主動調低了GDP增速,各省GDP增速放緩符合實際規劃,體現了各省開始淡化GDP增長速度,將重點落實到調整産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來。此外,今年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房地産市場調控措施、實行緊縮貨幣政策,財政批准的項目也在壓縮,這就在投資上有一定程度的縮減,再加上世界經濟不確定的因素還沒有擺脫,綜合因素使GDP增速適度下降。
目前,中國有佔世界20%的人口,人均國內生産總值超過4000美元,正進入到消費結構升級的關鍵階段。正如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所言,提高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加強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都孕育著巨大的國內需求。到2030年,如果中國的人均收入能達到1.6萬美元,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相當於增加15個現在的韓國。很難想象,這樣的增長如何在由出口和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下實現。值得欣喜的是,在今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鄭重回應,中國將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堅決破除體制機制障礙,進一步增強可持續發展動力。
根據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制度等全要素在1985年到2005年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實證研究,1985-2005年制度因素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只在0.2左右的水平,並且呈現出巨大的波動。
其中,1985年-1989年,除資本佔主導地位之外,制度的貢獻處於較高狀態;1990年-1998年,資本和勞動成為絕對主力,制度在經濟增長中呈現出副作用;直至1998年-2005年,制度才慢慢發揮出正向作用。
這個研究正好揭示了為什麼在上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活躍,農村經濟充滿活力,而上世紀90年代由於各項制度制定和落實的滯後,使得制度作用表現出負面效果。更何況,自次貸危機以來,制度對於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也進入瓶頸狀態。
我們一直在提經濟轉型,但所有轉型都只是在修修補補。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經過30多年的開放,我們建立起了強大的進出口貿易部門,但這是以全國資源向外貿部門集中的代價換來的,其結果一方面使得中國外貿過於強勢,影響了整個産業結構佈局,另一方面大量勞動密集性産業限制了勞動者福利待遇的提高。因此,要解決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就要推動體制改革,即在法治化、限制政府權力、打破特殊利益集團、反壟斷、民主化等方面切實推進,從制度上改變目前政府在整個社會財富分配過大的局面,從而推動居民等非私人部門收入的增長。(《國際金融報》周子勳)